20190123-紐約時報：一位華裔母親的祕密
紐約時報：一位華裔母親的祕密
HELEN ZIA
2019年1月23日
https://cn.nytimes.com/opinion/20190123/immigrants-china-revolution/zh-hant/?fbclid=IwAR1qqhGo4U8qKdaR0MSd2wn8xrvJnF8xu1fNBCndrmdGxWIPzaHvOuqgCVc
1950年，作者的母親（左一）在曼哈頓唐人街宰也街和披露街的古玩店工作。
1950年代在紐澤西一個小鎮長大時，作為鎮上少數幾個亞裔孩子之一，我經常聽到「滾回你老家去」這樣的話，這讓我對那個從未去過的、叫做中國的地方很好奇。但是每當問起母親在中國度過的青春歲月，我總是得到同樣的敷衍回答：「那是戰爭年代，都是不快樂的回憶。」
時間長了，我也不再問了。直到她70多歲時，有一天，我們在她的小公寓裡吃晚飯，我又重提了童年的舊話。「可惜你不想給我講講中國的外公外婆，」我嘟囔了一句，並沒指望得到回應。
但這次，媽媽放下筷子說：「好吧，你想知道嗎？我來講給你聽。」
溫和的母親開始講述她的故事，我聽得出了神，她的聲音如此清晰有力，以至於我坐在那裡，不敢出聲，生怕我的任何聲音會打斷像一本故事書一樣在我面前展開的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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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的一天，當時只有6歲的母親爬到她父親背上，準備從他們住的泥地小屋出發，去大約200裡地外的蘇州。她只知道家裡人叫她「小妹」，她當時非常高興，因為爸爸在這次特別的旅行中選了她，而不是她的哪個兄弟。
她第一次坐上了火車，在火車上，她坐在父親的腿上，著迷地看著車窗外掠過的稻田和農舍。到蘇州後，街上穿著漂亮衣服的男男女女，以及推銷香煙、蚊香和老鼠藥的鮮艷海報上燙著頭髮的女人，都給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他們坐著一個老頭拉的木車，穿過迷宮般的小巷，來到一家小店。小妹站在門口看著街上來來往往的小販，父親則與店主們低聲說著什麼。一會兒，爸爸叫她過來。店主們讓她張開嘴，讓他們看看，還對她戳戳捅捅，最後其中一位把她帶走。她轉過身去找父親，看到他正要走出店門。
「爸爸！爸爸！」她喊道。他沒有回頭。陌生人把她推進一個小貨房，鎖上了門。裡面漆黑一團讓她害怕，起初她只是小聲哭泣，後來鼓起了勇氣大聲呼喊父親，直到嗓子變啞發不出聲。再後來，她在哭泣中睡著了。
第二天早上，店主把她放出來，他旁邊站著一位美麗的女士，正目不轉睛地看著她。「她長像不錯，就是個子小點兒，也太瘦了，」那位女士低聲說道，她的聲音並不刻薄。
店主說了幾句讓那位女士放心的話。女士顯然滿意了，她帶小妹坐三輪車來到一個熱氣騰騰的澡堂。一名服務員脫下小妹單薄的衣服，準備把她放進在一個裝滿熱水的浴缸。小妹向後退縮：因為她從來沒進過這麼大的澡盆，她害怕他們要煮她。
洗完澡後，服務員給小妹穿上了比她以前穿的所有衣服都更柔軟、更精緻的衣服。「不錯，」那位美麗的女子說，她的語氣聽起來很滿意。「從現在起你可以叫我媽媽。」就這樣，小妹開始了在養父母家的生活。
講到這裡，母親停頓了一下，審視著我的反應。我只能驚訝到語無倫次。「我什麼都記得，」她說。「那是我這輩子最難過的一天。」她繼續說到深夜，然後又說了好多天，挖出她深藏心底的故事，一個比一個痛苦。1937年8月日本侵華後，她跟隨新媽媽逃到「東方明珠」上海，和100多萬難民一起湧入該市的國際城區，那裡是上世紀鴉片戰爭的產物。難民們認為，這些外國飛地會是安全港，因為日本當時尚未與美國和英國交戰。但殘酷的日本佔領帶來了飢餓、死亡和破壞。我的母親——她的名字是冰（音）——學會了看到街道兩旁的屍體和垂死的乞丐就繞著走。
1937年中日戰爭爆發時，吳冰貝林（音）被父母拋棄，她童年的照片也沒有了；這張照片拍攝於1948年，當時她19歲。幾個月後，她乘坐她認為是中國人民解放軍1949年5月攻佔上海之前的最後一艘船逃離上海。
1945年日本投降並沒有帶來任何喘息，執政的國民黨和毛澤東領導的共產黨反叛力量之間的戰爭不斷升級。隨著政府崩潰，以及解放軍向上海逼近，城市的富裕資產階級、中產階級和政府支持者——他們占該市六百萬人口的四分之一 ——都被一個問題煎熬：他們是否要放棄自己的家園，逃到異國他鄉？或者說，他們應該留下來，面對據說同莫斯科的布爾什維克一樣嗜血的大敵嗎？
到了1949年中，共產黨的勝利似乎已成定局，任何有辦法逃跑的人都逃走了。難民中也有我的母親，她乘坐由美軍運兵船改裝的戈登將軍號的三等艙，在海上航行了24天。1949年5月28日，也就是共產黨佔領上海三天後，戈登將軍號抵達舊金山。
母親講的每件事都引發我冒出幾十個問題。我開始採訪其他從上海來的流亡者，他們都是新中國誕生那段動盪時期來到美國的。我很快發現，這些倖存者的故事和母親的故事一樣，有一種熟悉的步調：在同日本的多年殘酷戰爭中經受可怕的痛苦；在崩潰的政府治理之下，過著混亂的生活；躲避革命的人群導致飛機超載以至於無法清出通道，火車擠到人們要緊扒著車廂側面和車頂；瘋狂的人群湧向上船的踏板，導致有人被踩踏致死。幸運逃脫的人都相信，自己乘坐的是最後一班離開上海的輪船、飛機或是火車。
但離開上海僅僅是個開始。大多數移民發現，無論走到哪裡，他們都不受歡迎。
有史以來第一次，香港殖民政府開始在人滿為患的邊境驅離中國人。早些時候敗北並逃到台灣的國民黨，把所有新來的大陸人都視為潛在的共產黨特工。
至於抵達美國的人，迎接他們的是訓練有素的移民官員，這些官員要執行的是嚴格限制亞洲移民的法律。立法者一面裝出人道關懷的樣子，一面警告人們警惕敵人的第五縱隊；聯邦調查局審問移民，搜查他們的住宅和公司；許多移民被送往埃利斯島，經過時間長短不一的關押後被釋放——或者被驅逐出境。
這一切都發生在麥卡錫時代對中國共產主義的歇斯底里時期。我的父母在紐約相識，他們都是合法進入美國的。但當簽證到期後，他們就成了無證、無國籍的難民，1955年他們被告知將被驅逐出境。最終，移民官員讓步了，認為這將給他們的孩子——我和我的兩個兄弟——帶來「極不尋常的苦難」，當時還穿著尿布的我們擁有出生公民權。即使在冷戰那段疑神疑鬼的時期，把父母和孩子分開也是不人道的。
第一次聽到母親的故事，我開始明白為什麼這麼多的難民和移民選擇不告訴子女自己當年離開上海的故事。他們已經找到了避難所，可以全力鼓勵孩子們充分發揮潛力，得到他們自己沒有得到的機會，為什麼還要回憶那些創傷和苦難呢？
即使粗略地看一下美國的移民，也會發現他們的後代中有太多的人沒有辜負父母的犧牲。上海大遷徙造就了建築師林瓔、交通部長趙小蘭、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朱棣文和小說家譚恩美。其他移民也給這個國家帶來了各種各樣的人才，比如前國務卿科林·鮑威爾(Colin Powell)、作家埃德威奇·丹蒂卡特(Edwidge Danticat)、吉他演奏家卡洛斯·桑塔納(Carlos Santana)、演員露皮塔·尼翁奧(Lupita Nyong’o)等等。
母親沒有活到在我的書中讀到自己名字的那一天，但她的祕密讓我可以從一個驚恐的孩子的視角看待今天的移民危機。我們不需要再花70年才能理解為什麼當今的移民冒著各種各樣的危險，在邊境迎向催淚彈；乘坐橡皮艇在波濤洶湧的大海中航行；擠進輪船、飛機、火車或巴士，擔心那是離開的最後一個機會。
紐約時報
HELEN ZIA
2019年1月23日
https://cn.nytimes.com/opinion/20190123/immigrants-china-revolution/zh-hant/?fbclid=IwAR1qqhGo4U8qKdaR0MSd2wn8xrvJnF8xu1fNBCndrmdGxWIPzaHvOuqgCVc
1950年，作者的母親（左一）在曼哈頓唐人街宰也街和披露街的古玩店工作。
1950年代在紐澤西一個小鎮長大時，作為鎮上少數幾個亞裔孩子之一，我經常聽到「滾回你老家去」這樣的話，這讓我對那個從未去過的、叫做中國的地方很好奇。但是每當問起母親在中國度過的青春歲月，我總是得到同樣的敷衍回答：「那是戰爭年代，都是不快樂的回憶。」
時間長了，我也不再問了。直到她70多歲時，有一天，我們在她的小公寓裡吃晚飯，我又重提了童年的舊話。「可惜你不想給我講講中國的外公外婆，」我嘟囔了一句，並沒指望得到回應。
但這次，媽媽放下筷子說：「好吧，你想知道嗎？我來講給你聽。」
溫和的母親開始講述她的故事，我聽得出了神，她的聲音如此清晰有力，以至於我坐在那裡，不敢出聲，生怕我的任何聲音會打斷像一本故事書一樣在我面前展開的敘述：
訂閱「簡報」和「每日精選」新聞電郵
1935年的一天，當時只有6歲的母親爬到她父親背上，準備從他們住的泥地小屋出發，去大約200裡地外的蘇州。她只知道家裡人叫她「小妹」，她當時非常高興，因為爸爸在這次特別的旅行中選了她，而不是她的哪個兄弟。
她第一次坐上了火車，在火車上，她坐在父親的腿上，著迷地看著車窗外掠過的稻田和農舍。到蘇州後，街上穿著漂亮衣服的男男女女，以及推銷香煙、蚊香和老鼠藥的鮮艷海報上燙著頭髮的女人，都給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他們坐著一個老頭拉的木車，穿過迷宮般的小巷，來到一家小店。小妹站在門口看著街上來來往往的小販，父親則與店主們低聲說著什麼。一會兒，爸爸叫她過來。店主們讓她張開嘴，讓他們看看，還對她戳戳捅捅，最後其中一位把她帶走。她轉過身去找父親，看到他正要走出店門。
「爸爸！爸爸！」她喊道。他沒有回頭。陌生人把她推進一個小貨房，鎖上了門。裡面漆黑一團讓她害怕，起初她只是小聲哭泣，後來鼓起了勇氣大聲呼喊父親，直到嗓子變啞發不出聲。再後來，她在哭泣中睡著了。
第二天早上，店主把她放出來，他旁邊站著一位美麗的女士，正目不轉睛地看著她。「她長像不錯，就是個子小點兒，也太瘦了，」那位女士低聲說道，她的聲音並不刻薄。
店主說了幾句讓那位女士放心的話。女士顯然滿意了，她帶小妹坐三輪車來到一個熱氣騰騰的澡堂。一名服務員脫下小妹單薄的衣服，準備把她放進在一個裝滿熱水的浴缸。小妹向後退縮：因為她從來沒進過這麼大的澡盆，她害怕他們要煮她。
洗完澡後，服務員給小妹穿上了比她以前穿的所有衣服都更柔軟、更精緻的衣服。「不錯，」那位美麗的女子說，她的語氣聽起來很滿意。「從現在起你可以叫我媽媽。」就這樣，小妹開始了在養父母家的生活。
講到這裡，母親停頓了一下，審視著我的反應。我只能驚訝到語無倫次。「我什麼都記得，」她說。「那是我這輩子最難過的一天。」她繼續說到深夜，然後又說了好多天，挖出她深藏心底的故事，一個比一個痛苦。1937年8月日本侵華後，她跟隨新媽媽逃到「東方明珠」上海，和100多萬難民一起湧入該市的國際城區，那裡是上世紀鴉片戰爭的產物。難民們認為，這些外國飛地會是安全港，因為日本當時尚未與美國和英國交戰。但殘酷的日本佔領帶來了飢餓、死亡和破壞。我的母親——她的名字是冰（音）——學會了看到街道兩旁的屍體和垂死的乞丐就繞著走。
1937年中日戰爭爆發時，吳冰貝林（音）被父母拋棄，她童年的照片也沒有了；這張照片拍攝於1948年，當時她19歲。幾個月後，她乘坐她認為是中國人民解放軍1949年5月攻佔上海之前的最後一艘船逃離上海。
1945年日本投降並沒有帶來任何喘息，執政的國民黨和毛澤東領導的共產黨反叛力量之間的戰爭不斷升級。隨著政府崩潰，以及解放軍向上海逼近，城市的富裕資產階級、中產階級和政府支持者——他們占該市六百萬人口的四分之一 ——都被一個問題煎熬：他們是否要放棄自己的家園，逃到異國他鄉？或者說，他們應該留下來，面對據說同莫斯科的布爾什維克一樣嗜血的大敵嗎？
到了1949年中，共產黨的勝利似乎已成定局，任何有辦法逃跑的人都逃走了。難民中也有我的母親，她乘坐由美軍運兵船改裝的戈登將軍號的三等艙，在海上航行了24天。1949年5月28日，也就是共產黨佔領上海三天後，戈登將軍號抵達舊金山。
母親講的每件事都引發我冒出幾十個問題。我開始採訪其他從上海來的流亡者，他們都是新中國誕生那段動盪時期來到美國的。我很快發現，這些倖存者的故事和母親的故事一樣，有一種熟悉的步調：在同日本的多年殘酷戰爭中經受可怕的痛苦；在崩潰的政府治理之下，過著混亂的生活；躲避革命的人群導致飛機超載以至於無法清出通道，火車擠到人們要緊扒著車廂側面和車頂；瘋狂的人群湧向上船的踏板，導致有人被踩踏致死。幸運逃脫的人都相信，自己乘坐的是最後一班離開上海的輪船、飛機或是火車。
但離開上海僅僅是個開始。大多數移民發現，無論走到哪裡，他們都不受歡迎。
有史以來第一次，香港殖民政府開始在人滿為患的邊境驅離中國人。早些時候敗北並逃到台灣的國民黨，把所有新來的大陸人都視為潛在的共產黨特工。
至於抵達美國的人，迎接他們的是訓練有素的移民官員，這些官員要執行的是嚴格限制亞洲移民的法律。立法者一面裝出人道關懷的樣子，一面警告人們警惕敵人的第五縱隊；聯邦調查局審問移民，搜查他們的住宅和公司；許多移民被送往埃利斯島，經過時間長短不一的關押後被釋放——或者被驅逐出境。
這一切都發生在麥卡錫時代對中國共產主義的歇斯底里時期。我的父母在紐約相識，他們都是合法進入美國的。但當簽證到期後，他們就成了無證、無國籍的難民，1955年他們被告知將被驅逐出境。最終，移民官員讓步了，認為這將給他們的孩子——我和我的兩個兄弟——帶來「極不尋常的苦難」，當時還穿著尿布的我們擁有出生公民權。即使在冷戰那段疑神疑鬼的時期，把父母和孩子分開也是不人道的。
第一次聽到母親的故事，我開始明白為什麼這麼多的難民和移民選擇不告訴子女自己當年離開上海的故事。他們已經找到了避難所，可以全力鼓勵孩子們充分發揮潛力，得到他們自己沒有得到的機會，為什麼還要回憶那些創傷和苦難呢？
即使粗略地看一下美國的移民，也會發現他們的後代中有太多的人沒有辜負父母的犧牲。上海大遷徙造就了建築師林瓔、交通部長趙小蘭、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朱棣文和小說家譚恩美。其他移民也給這個國家帶來了各種各樣的人才，比如前國務卿科林·鮑威爾(Colin Powell)、作家埃德威奇·丹蒂卡特(Edwidge Danticat)、吉他演奏家卡洛斯·桑塔納(Carlos Santana)、演員露皮塔·尼翁奧(Lupita Nyong’o)等等。
母親沒有活到在我的書中讀到自己名字的那一天，但她的祕密讓我可以從一個驚恐的孩子的視角看待今天的移民危機。我們不需要再花70年才能理解為什麼當今的移民冒著各種各樣的危險，在邊境迎向催淚彈；乘坐橡皮艇在波濤洶湧的大海中航行；擠進輪船、飛機、火車或巴士，擔心那是離開的最後一個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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