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1014-兩岸史話－無法容忍異己，就不配爭自由
兩岸史話－無法容忍異己，就不配爭自由
2018/10/14 旺報
文／張耀杰
https://www.chinatimes.com/amp/newspapers/20181014000180-260306
北大紅樓北京新文化運動紀念館，包括李大釗辦公室、蔡元培辦公室、新潮雜誌社等6個舊址復原室。（中新社資料照片）
徐志摩致胡適珍貴信札。（新華社資料照片）
爭自由的唯一原理是：「異乎我者未必即非，而同乎我者未必即是；今日眾人之所是未必即是，而眾人之所非未必真非。」換句話說，就是期望大家能夠容忍異己的意見與信仰。凡不承認異己者的自由的人，就不配爭自由，就不配談自由。
滯留上海的胡適為此給陳獨秀鄭重其事地寫下一封抗議信：前幾天我們談到北京群眾燒毀《晨報》館的事，我對你表示我的意見，你問我說：「你以為《晨報》不該燒嗎？」
五六天以來，這一句話常常來往於我腦中。……爭自由的唯一原理是：「異乎我者未必即非，而同乎我者未必即是；今日眾人之所是未必即是，而眾人之所非未必真非。」換句話說，就是期望大家能夠容忍異己的意見與信仰。凡不承認異己者的自由的人，就不配爭自由，就不配談自由。……如果連這一點最低限度的相同點都掃除了，我們不但不能做朋友，簡直要做仇敵了。……我怕的是這種不容忍的風氣造成之後，這個社會要變成一個更殘忍更慘酷的社會，我們愛自由爭自由的人怕沒有立足容身之地了。
胡適等聯名保釋陳獨秀
在這封書信中，胡適特別提到自己在1919年五四運動時期體驗到的中國傳統農耕社會溫情脈脈的人情味：「我記得民國八年你被拘在員警廳的時候，署名營救你的人中有桐城派古文家馬通伯與姚叔節。我記得那晚在桃李園請客的時候，我心中感覺一種高興，我覺得這個黑暗社會裡還有一線光明：在那反對白話文學最激烈的空氣裡，居然有幾個古文老輩肯出名保你，這個社會還勉強夠得上一個『人的社會』，還有一點人味兒。」
北京《晨報》是前立憲派成員李大釗受湯化龍、孫洪伊委派參與創辦的一份民間報紙，在五四運動和新文化運動中發揮過不可替代的宣傳推廣作用。1919年5月7日，陳獨秀在寫給胡適的書信中，曾經推測過政府當局「對付兩個日報，一個週報，恐怕是意中的事」。 他所說的兩個日報就是研究系方面的《國民公報》和《晨報》，一個週報就是他自己主編的《每週評論》。而在事實上，當年的北洋軍閥政府並沒有過分懲辦青年學生，更沒有肆意封禁和燒毀過報刊雜誌。
1926年7月31日下午，乘坐國際列車過境蘇聯的胡適，在莫斯科見到正在那裡留學的共產黨人蔡和森、劉伯堅以及國民黨方面的于右任等人。通過浮光掠影、走馬觀花的實地考察，胡適一度變成蘇聯社會主義的讚美者。他的相關通信在徐志摩主編的《晨報》副刊發表後，很讓李大釗等人感到興奮。據胡適在《漫遊的感想》中介紹說：「我的老朋友李大釗先生，在他被捕之前一兩月曾對北京朋友說：『我們應該寫信給適之，勸他仍舊從俄國回來，不要讓他往西去打美國回來。』但他說這話時，我早已到了美國了。」
胡適沒有按照李大釗等人的設想從蘇聯回國，而是在離開近十年之後再一次回到了最具現代工商契約及民主憲政社會的文明境界和創造活力的美洲大陸，並且從此堅定了選擇美國式道路的政治理念。
在中共黨內一直被奉為「老頭子」即專制家長的陳獨秀，先是被共產國際總部及中共黨組織開除黨籍， 1932年10月15日又被國民黨政府在上海抓獲。10月18日，上海《申報》率先發佈「共產黨首領陳獨秀等被捕」的消息，遠在北平的翁文灝、胡適、丁文江、任鴻雋、傅斯年等人得到消息後，於第一時間給蔣介石發去營救電報。
1932年10月30日，胡適在北大校園發表《陳獨秀與文學革命》的講演，高度評價陳獨秀對於文學革命的巨大貢獻。在落款時間為1933年12月3日的《逼上梁山》中，胡適甚至於公開為「必以吾輩所主張者為絕對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的陳獨秀大唱讚歌：「這樣武斷的態度，真是一個老革命黨的口氣。我們一年多的文學討論的結果，得著了這樣一個堅強的革命家做宣傳者，做推行者，不久就成為一個有力的大運動了。」
在胡適等人呼籲營救之下，陳獨秀沒有像瞿秋白等中共領導人那樣被處以死刑，而是於1933年6月30日被國民黨最高法院採信「以文字為叛國之宣傳」的罪名，判處有期徒刑八年。
1937年8月23日，陳獨秀經胡適等人聯名保釋被減刑出獄。胡適當時已經遠赴美國，出獄之後的陳獨秀，再也沒有見到過胡適。陳獨秀晚年的主要經濟來源，是北大校長蔣夢麟定期撥付的救濟金。
五四運動北大南遷
馬敘倫的《我在六十歲以前》中，鄭重其事地談到五四運動裡的一個「插曲」：時任北大教職員會和北京中等以上學校教職員聯合會書記的北大教授馬敘倫，每天從早晨 8時到晚上 6時，都堅守在北大第一院的紅樓三層樓梯口的文科教員休息室裡。有一天晚上，回家吃晚飯的馬敘倫，突然接到休息室的工友打來電話，通知他到學校開會。等他來到文科教員休息室時，工友告訴他說：「東屋裡開會啦，有人在簽名啦。」
馬敘倫來到東屋，看到的是這樣的情形：「長桌上擺了一本簿子，寫著：『北大遷往上海，老師同學願去的請簽名。』（原文記不清了，這是大概文句。）果然，已有教員學生簽上幾個名字，我還記得有五四運動的『鉅子』北大同學傅斯年、羅家倫的大名。」
隨後，馬敘倫在文科教員休息室裡見到陳獨秀早年的學生、安徽籍北大教授劉文典。他向劉文典表示說：「我們不是要奮鬥？奮鬥要在黑暗裡的。」
劉文典聽了之後轉身便走。第?天，劉文典告訴馬敘倫說：「昨晚我把你說的話告訴了獨秀，他說『你的話很對』。他已把傅斯年、羅家倫叫去訓了一頓。」馬敘倫由此給出的結論是：「果然，這件事算就此不提了。」（待續）
文／張耀杰
2018/10/14 旺報
文／張耀杰
https://www.chinatimes.com/amp/newspapers/20181014000180-260306
北大紅樓北京新文化運動紀念館，包括李大釗辦公室、蔡元培辦公室、新潮雜誌社等6個舊址復原室。（中新社資料照片）
徐志摩致胡適珍貴信札。（新華社資料照片）
爭自由的唯一原理是：「異乎我者未必即非，而同乎我者未必即是；今日眾人之所是未必即是，而眾人之所非未必真非。」換句話說，就是期望大家能夠容忍異己的意見與信仰。凡不承認異己者的自由的人，就不配爭自由，就不配談自由。
滯留上海的胡適為此給陳獨秀鄭重其事地寫下一封抗議信：前幾天我們談到北京群眾燒毀《晨報》館的事，我對你表示我的意見，你問我說：「你以為《晨報》不該燒嗎？」
五六天以來，這一句話常常來往於我腦中。……爭自由的唯一原理是：「異乎我者未必即非，而同乎我者未必即是；今日眾人之所是未必即是，而眾人之所非未必真非。」換句話說，就是期望大家能夠容忍異己的意見與信仰。凡不承認異己者的自由的人，就不配爭自由，就不配談自由。……如果連這一點最低限度的相同點都掃除了，我們不但不能做朋友，簡直要做仇敵了。……我怕的是這種不容忍的風氣造成之後，這個社會要變成一個更殘忍更慘酷的社會，我們愛自由爭自由的人怕沒有立足容身之地了。
胡適等聯名保釋陳獨秀
在這封書信中，胡適特別提到自己在1919年五四運動時期體驗到的中國傳統農耕社會溫情脈脈的人情味：「我記得民國八年你被拘在員警廳的時候，署名營救你的人中有桐城派古文家馬通伯與姚叔節。我記得那晚在桃李園請客的時候，我心中感覺一種高興，我覺得這個黑暗社會裡還有一線光明：在那反對白話文學最激烈的空氣裡，居然有幾個古文老輩肯出名保你，這個社會還勉強夠得上一個『人的社會』，還有一點人味兒。」
北京《晨報》是前立憲派成員李大釗受湯化龍、孫洪伊委派參與創辦的一份民間報紙，在五四運動和新文化運動中發揮過不可替代的宣傳推廣作用。1919年5月7日，陳獨秀在寫給胡適的書信中，曾經推測過政府當局「對付兩個日報，一個週報，恐怕是意中的事」。 他所說的兩個日報就是研究系方面的《國民公報》和《晨報》，一個週報就是他自己主編的《每週評論》。而在事實上，當年的北洋軍閥政府並沒有過分懲辦青年學生，更沒有肆意封禁和燒毀過報刊雜誌。
1926年7月31日下午，乘坐國際列車過境蘇聯的胡適，在莫斯科見到正在那裡留學的共產黨人蔡和森、劉伯堅以及國民黨方面的于右任等人。通過浮光掠影、走馬觀花的實地考察，胡適一度變成蘇聯社會主義的讚美者。他的相關通信在徐志摩主編的《晨報》副刊發表後，很讓李大釗等人感到興奮。據胡適在《漫遊的感想》中介紹說：「我的老朋友李大釗先生，在他被捕之前一兩月曾對北京朋友說：『我們應該寫信給適之，勸他仍舊從俄國回來，不要讓他往西去打美國回來。』但他說這話時，我早已到了美國了。」
胡適沒有按照李大釗等人的設想從蘇聯回國，而是在離開近十年之後再一次回到了最具現代工商契約及民主憲政社會的文明境界和創造活力的美洲大陸，並且從此堅定了選擇美國式道路的政治理念。
在中共黨內一直被奉為「老頭子」即專制家長的陳獨秀，先是被共產國際總部及中共黨組織開除黨籍， 1932年10月15日又被國民黨政府在上海抓獲。10月18日，上海《申報》率先發佈「共產黨首領陳獨秀等被捕」的消息，遠在北平的翁文灝、胡適、丁文江、任鴻雋、傅斯年等人得到消息後，於第一時間給蔣介石發去營救電報。
1932年10月30日，胡適在北大校園發表《陳獨秀與文學革命》的講演，高度評價陳獨秀對於文學革命的巨大貢獻。在落款時間為1933年12月3日的《逼上梁山》中，胡適甚至於公開為「必以吾輩所主張者為絕對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的陳獨秀大唱讚歌：「這樣武斷的態度，真是一個老革命黨的口氣。我們一年多的文學討論的結果，得著了這樣一個堅強的革命家做宣傳者，做推行者，不久就成為一個有力的大運動了。」
在胡適等人呼籲營救之下，陳獨秀沒有像瞿秋白等中共領導人那樣被處以死刑，而是於1933年6月30日被國民黨最高法院採信「以文字為叛國之宣傳」的罪名，判處有期徒刑八年。
1937年8月23日，陳獨秀經胡適等人聯名保釋被減刑出獄。胡適當時已經遠赴美國，出獄之後的陳獨秀，再也沒有見到過胡適。陳獨秀晚年的主要經濟來源，是北大校長蔣夢麟定期撥付的救濟金。
五四運動北大南遷
馬敘倫的《我在六十歲以前》中，鄭重其事地談到五四運動裡的一個「插曲」：時任北大教職員會和北京中等以上學校教職員聯合會書記的北大教授馬敘倫，每天從早晨 8時到晚上 6時，都堅守在北大第一院的紅樓三層樓梯口的文科教員休息室裡。有一天晚上，回家吃晚飯的馬敘倫，突然接到休息室的工友打來電話，通知他到學校開會。等他來到文科教員休息室時，工友告訴他說：「東屋裡開會啦，有人在簽名啦。」
馬敘倫來到東屋，看到的是這樣的情形：「長桌上擺了一本簿子，寫著：『北大遷往上海，老師同學願去的請簽名。』（原文記不清了，這是大概文句。）果然，已有教員學生簽上幾個名字，我還記得有五四運動的『鉅子』北大同學傅斯年、羅家倫的大名。」
隨後，馬敘倫在文科教員休息室裡見到陳獨秀早年的學生、安徽籍北大教授劉文典。他向劉文典表示說：「我們不是要奮鬥？奮鬥要在黑暗裡的。」
劉文典聽了之後轉身便走。第?天，劉文典告訴馬敘倫說：「昨晚我把你說的話告訴了獨秀，他說『你的話很對』。他已把傅斯年、羅家倫叫去訓了一頓。」馬敘倫由此給出的結論是：「果然，這件事算就此不提了。」（待續）
文／張耀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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