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0426-周日話題：居家令和在家工作，極速打破公私界線
周日話題：居家令和在家工作，極速打破公私界線
2020年4月26日星期日
【明報專訊】許多分析都說，經過這場疫症世界秩序從此翻天覆地。我們都知道香港的巨變早於去年6月就開始了。這個延宕至今接近一年的巨變由兩個極端接合而成：一端是一場暴烈、嘈雜、聚合的政治起義；一端是靜謐、隔離、無形的病毒；我們曾聚在一起對抗專制政權，現在（最少字面上）要配合專制政權的指引，以隔離對抗病毒；曾經走上街頭是應有之義，現在是鹵莽之舉，兩者都是為了超越個人利益、一個更崇高的common good。
在家工作、限聚令、社交距離，以及醫護手上「You stay home for us, we stay at work for you」的標語，無不指向一點：沒有什麼地方比家裏更乾淨安全。在這個可能是一世人留在家中最多的時期，是時候想一想什麼是home。
請你拿出紙和筆畫一座房子，你會怎樣畫？路過兒童畫室才發現，原來房子的形象大多數跟廿多年前我念幼稚園和小學畫的童畫依然如出一轍，一個四方盒子上面加一個三角尖頂屋頂，有一個「田」字形的窗戶，開闊前方是草地長着幾棵花。儘管絕大部分香港人都是住在高樓大廈的其中一個單位，前方只有馬路和車，沒有草地，而且通常大廈和大廈之間幾乎沒有距離，伸手出窗摸得到對面的鄰居。但通常在題為「香港」或者「居住的社區」才是畫這些高樓大廈、人多車多畫面之時。
家作為安全避風港？
這種獨立屋的印象明顯是來自童書或歐美先進國家小鎮的畫面，而非建基於日常真實香港生活。但這些獨立屋呈現的形象多數是平靜、遠離煩囂、除了家人沒有其他成員，這是非常典型自從工業革命和城市化以來家的原型。工業革命以來，不再是一家人一起在家種田或從事小型生產，大家受僱於資本家各自外出打工，經濟生產活動跟居住空間分開；同時18世紀急速城市化，大量鄉間人口到城市尋找工作機會，在建築、城市規劃和基建還未來得及應付大量新增人口，加上勞工保障少、收入低、傳染病橫行，城市就是擠迫、髒亂、危險、罪案的代名詞。於是每天放工回家把門一關，等於把一切有形和無形的煩憂關在門外，回到私人領域休息，享受天倫之樂。
雖然香港沒有完整地經歷18世紀中期開始城市化最惡劣的階段，近郊城鎮（suburbs）花園獨立屋對香港中產而言也是奢侈得遙不可及，只從童書、美劇、荷李活電影和碧桂園廣告見過，這種家作為與世無爭的避風港的形象亦成功在香港落地生根。觀乎這十多廿年來各種中產屋苑的廣告，多是一名金髮碧眼女子站在廣闊的窗邊遠眺海景，或一家四口在平台花園共享天倫，文案賣點是「住客尊享會所」、綠樹林蔭遠離塵世；設施上保安愈趨森嚴，各種措施如地面和平台各一個入口和保安駐點，住客需拍住戶證才能到達，有些電梯連樓層按鈕也欠奉，因為拍電子住戶證確保你只能到達你住的樓層，不能亂按其他樓……種種宣傳以至設備，販賣的都是一種與世隔絕的寧靜與安全。
當市場活動轉移在家
雖然後來的分析和理論愈趨細緻（後文也會繼續提及），但社會學基本上同意家作為一個安全的避風港的想像，源自一種公共與私人、外在與內在的二分。我想在這個特別的時空：一個以自由市場為教條、十號風球後全人類依然排除萬難準時返工的城市，由街頭抗爭過渡至居家令及在家工作的時期，再將公共分拆出市場，看看三種領域中界線的變化與其可能的影響：（附表）
必須說明的是以上三者的分類必然不可能劃分得一乾二淨，當中有很多重疊和模糊之處，例如有黃店和社企；街頭抗爭時人性光輝和人血饅頭並行不悖；家庭崗位之間也有權力不平等。分類只是一個框架嘗試幫我們理解，2019年下半年200萬香港人把大量時間寄託在街頭，工作一如既往佔據最少朝九晚六的光陰，留在家中私人領域的時間劇減；到今天不外出等於抗疫成為一種被動的公共表態，市場活動轉移在家發生，家的角色在幾個月間變得吃重。如果將三者結合在同一個稱為家的地方發生，日常生活會發生什麼事？
留在家中理論上是保護自己不染病，但家是個避風港的前提實在是一大問號。已經有很多報道指出，不論是首先封城的武漢抑或推居家令的歐美城市，家暴數字劇升，當中受害者以女人和兒童為大多數，只因就業前景不明令通常被視為肩負養妻活兒天職的男性情緒更易暴怒；新加坡外來移工聚居地爆發大型傳播，以至無家者根本無家可避疫，廣州非裔人口被房東退租等消息，都揭露了家是否安全有明顯的階級、性別和種族分野。
但即使在外人看來完整和經濟情况尚可的家，風平浪靜的家也不盡然是個避風港，更多的可能是長期而潛在的壓迫和壓抑，心理學上經常說原生家庭對個人成長與性格影響至巨，在這個與家人相處時間倍增的時候，家裏可能是個壓力煲。
同一屋簷下充滿壓抑
最近聽過各種故事：30多歲專業人士媽媽隔一陣子便要逃出來找朋友買醉，因為在家工作意味她要完成老闆派給她的任務外，孩子不能上學她就要扮演隨傳隨到的保母、家庭教師，還要陪女兒上幼稚園安排的Zoom課程，丈夫繼續做好他的專業工作，「放工」後才負責當女兒的玩伴，媽媽說她寧願返工，起碼通勤、午飯是她真正的私人時間，可以認真看新聞或偷懶買支唇膏；退休父母跟兩個在職女兒住在四百呎公屋，每天在家工作的女兒這才首次發現剛退休身體不好的父親原來整天在家發脾氣，不巧兩姊妹同時各自要視像開會，不能避免吵到對方；想要活動筋骨家裏不夠大打開瑜伽墊，想要靜下來冥想30分鐘，家人卻在看電視或遇上樓上裝修……這就是香港的生存狀况。一方面年輕人搬出去租劏房忍受狹小的環境，就是為了一點私隱和遠離家中的紛擾；另一方面即使是表面看來風平浪靜的中產夫婦，也可能跟公婆同住或租一間三四百呎的小房子。
家作為避風港，其中一個特點本來是免於被外在力量監察和控制，實際上只是要共住，家庭作為社會最基本的結構，本身就不免於被家庭成員監察。社會學家Wardhaugh提出Homeless at home的概念，除了面對家暴卻無處可逃被迫留在家中的受害者，還有因為不能配合傳統的性別、階級等期望的家庭成員可能被排拒於意義上的家之外，家可以是一個潛在的「exclusion zone」，在這個緊密連結的結構裏，有成員的理念、志向等與期望相違，就更易累積難以言說的壓力。家庭不一定是個展現身分認同的好地方。所以說你可以在連登做文宣，在連儂牆前貼memo，甚至鬧警察和「私了」藍絲，最難說服的往往是同一屋簷下的家人。穿插在愛、關懷和犧牲之間，往往還有內疚、虧欠、不忿等複雜情緒。媒體上的論述常說愛可以化解一切，愛也許是家庭關係的基本，但更普遍的是愛令很多事難以用理智化解。
抗疫的文宣不時將外出的人妖魔化，不論是行山抑或食飯也好，他們都是「自私」、「當醫護是condom」、「玩少陣使死咩」、「唔見棺材唔流眼淚」。明白社交距離和減少外出對抗疫有多重要，但當「家家有本難念的經」加上將所有性質的日常活動集中在狹小的空間發生，留在家中對一些人來說其實並非優差。可以的話，一起了解身邊親友有誰因為長時間留家承受了各種身心壓力，互相支持。如果說這場令大家長時間對住四面牆的疫症引發了什麼關於家的思考，可能就是如何肯定家庭的正面意義以外，也承認它的限制，為各人提供一個家以及工作以外讓身心放鬆的緩衝地帶。
文//趙雲
編輯//林曉慧
fb﹕http://www.facebook.com/SundayMingpao
2020年4月26日星期日
【明報專訊】許多分析都說，經過這場疫症世界秩序從此翻天覆地。我們都知道香港的巨變早於去年6月就開始了。這個延宕至今接近一年的巨變由兩個極端接合而成：一端是一場暴烈、嘈雜、聚合的政治起義；一端是靜謐、隔離、無形的病毒；我們曾聚在一起對抗專制政權，現在（最少字面上）要配合專制政權的指引，以隔離對抗病毒；曾經走上街頭是應有之義，現在是鹵莽之舉，兩者都是為了超越個人利益、一個更崇高的common good。
在家工作、限聚令、社交距離，以及醫護手上「You stay home for us, we stay at work for you」的標語，無不指向一點：沒有什麼地方比家裏更乾淨安全。在這個可能是一世人留在家中最多的時期，是時候想一想什麼是home。
請你拿出紙和筆畫一座房子，你會怎樣畫？路過兒童畫室才發現，原來房子的形象大多數跟廿多年前我念幼稚園和小學畫的童畫依然如出一轍，一個四方盒子上面加一個三角尖頂屋頂，有一個「田」字形的窗戶，開闊前方是草地長着幾棵花。儘管絕大部分香港人都是住在高樓大廈的其中一個單位，前方只有馬路和車，沒有草地，而且通常大廈和大廈之間幾乎沒有距離，伸手出窗摸得到對面的鄰居。但通常在題為「香港」或者「居住的社區」才是畫這些高樓大廈、人多車多畫面之時。
家作為安全避風港？
這種獨立屋的印象明顯是來自童書或歐美先進國家小鎮的畫面，而非建基於日常真實香港生活。但這些獨立屋呈現的形象多數是平靜、遠離煩囂、除了家人沒有其他成員，這是非常典型自從工業革命和城市化以來家的原型。工業革命以來，不再是一家人一起在家種田或從事小型生產，大家受僱於資本家各自外出打工，經濟生產活動跟居住空間分開；同時18世紀急速城市化，大量鄉間人口到城市尋找工作機會，在建築、城市規劃和基建還未來得及應付大量新增人口，加上勞工保障少、收入低、傳染病橫行，城市就是擠迫、髒亂、危險、罪案的代名詞。於是每天放工回家把門一關，等於把一切有形和無形的煩憂關在門外，回到私人領域休息，享受天倫之樂。
雖然香港沒有完整地經歷18世紀中期開始城市化最惡劣的階段，近郊城鎮（suburbs）花園獨立屋對香港中產而言也是奢侈得遙不可及，只從童書、美劇、荷李活電影和碧桂園廣告見過，這種家作為與世無爭的避風港的形象亦成功在香港落地生根。觀乎這十多廿年來各種中產屋苑的廣告，多是一名金髮碧眼女子站在廣闊的窗邊遠眺海景，或一家四口在平台花園共享天倫，文案賣點是「住客尊享會所」、綠樹林蔭遠離塵世；設施上保安愈趨森嚴，各種措施如地面和平台各一個入口和保安駐點，住客需拍住戶證才能到達，有些電梯連樓層按鈕也欠奉，因為拍電子住戶證確保你只能到達你住的樓層，不能亂按其他樓……種種宣傳以至設備，販賣的都是一種與世隔絕的寧靜與安全。
當市場活動轉移在家
雖然後來的分析和理論愈趨細緻（後文也會繼續提及），但社會學基本上同意家作為一個安全的避風港的想像，源自一種公共與私人、外在與內在的二分。我想在這個特別的時空：一個以自由市場為教條、十號風球後全人類依然排除萬難準時返工的城市，由街頭抗爭過渡至居家令及在家工作的時期，再將公共分拆出市場，看看三種領域中界線的變化與其可能的影響：（附表）
必須說明的是以上三者的分類必然不可能劃分得一乾二淨，當中有很多重疊和模糊之處，例如有黃店和社企；街頭抗爭時人性光輝和人血饅頭並行不悖；家庭崗位之間也有權力不平等。分類只是一個框架嘗試幫我們理解，2019年下半年200萬香港人把大量時間寄託在街頭，工作一如既往佔據最少朝九晚六的光陰，留在家中私人領域的時間劇減；到今天不外出等於抗疫成為一種被動的公共表態，市場活動轉移在家發生，家的角色在幾個月間變得吃重。如果將三者結合在同一個稱為家的地方發生，日常生活會發生什麼事？
留在家中理論上是保護自己不染病，但家是個避風港的前提實在是一大問號。已經有很多報道指出，不論是首先封城的武漢抑或推居家令的歐美城市，家暴數字劇升，當中受害者以女人和兒童為大多數，只因就業前景不明令通常被視為肩負養妻活兒天職的男性情緒更易暴怒；新加坡外來移工聚居地爆發大型傳播，以至無家者根本無家可避疫，廣州非裔人口被房東退租等消息，都揭露了家是否安全有明顯的階級、性別和種族分野。
但即使在外人看來完整和經濟情况尚可的家，風平浪靜的家也不盡然是個避風港，更多的可能是長期而潛在的壓迫和壓抑，心理學上經常說原生家庭對個人成長與性格影響至巨，在這個與家人相處時間倍增的時候，家裏可能是個壓力煲。
同一屋簷下充滿壓抑
最近聽過各種故事：30多歲專業人士媽媽隔一陣子便要逃出來找朋友買醉，因為在家工作意味她要完成老闆派給她的任務外，孩子不能上學她就要扮演隨傳隨到的保母、家庭教師，還要陪女兒上幼稚園安排的Zoom課程，丈夫繼續做好他的專業工作，「放工」後才負責當女兒的玩伴，媽媽說她寧願返工，起碼通勤、午飯是她真正的私人時間，可以認真看新聞或偷懶買支唇膏；退休父母跟兩個在職女兒住在四百呎公屋，每天在家工作的女兒這才首次發現剛退休身體不好的父親原來整天在家發脾氣，不巧兩姊妹同時各自要視像開會，不能避免吵到對方；想要活動筋骨家裏不夠大打開瑜伽墊，想要靜下來冥想30分鐘，家人卻在看電視或遇上樓上裝修……這就是香港的生存狀况。一方面年輕人搬出去租劏房忍受狹小的環境，就是為了一點私隱和遠離家中的紛擾；另一方面即使是表面看來風平浪靜的中產夫婦，也可能跟公婆同住或租一間三四百呎的小房子。
家作為避風港，其中一個特點本來是免於被外在力量監察和控制，實際上只是要共住，家庭作為社會最基本的結構，本身就不免於被家庭成員監察。社會學家Wardhaugh提出Homeless at home的概念，除了面對家暴卻無處可逃被迫留在家中的受害者，還有因為不能配合傳統的性別、階級等期望的家庭成員可能被排拒於意義上的家之外，家可以是一個潛在的「exclusion zone」，在這個緊密連結的結構裏，有成員的理念、志向等與期望相違，就更易累積難以言說的壓力。家庭不一定是個展現身分認同的好地方。所以說你可以在連登做文宣，在連儂牆前貼memo，甚至鬧警察和「私了」藍絲，最難說服的往往是同一屋簷下的家人。穿插在愛、關懷和犧牲之間，往往還有內疚、虧欠、不忿等複雜情緒。媒體上的論述常說愛可以化解一切，愛也許是家庭關係的基本，但更普遍的是愛令很多事難以用理智化解。
抗疫的文宣不時將外出的人妖魔化，不論是行山抑或食飯也好，他們都是「自私」、「當醫護是condom」、「玩少陣使死咩」、「唔見棺材唔流眼淚」。明白社交距離和減少外出對抗疫有多重要，但當「家家有本難念的經」加上將所有性質的日常活動集中在狹小的空間發生，留在家中對一些人來說其實並非優差。可以的話，一起了解身邊親友有誰因為長時間留家承受了各種身心壓力，互相支持。如果說這場令大家長時間對住四面牆的疫症引發了什麼關於家的思考，可能就是如何肯定家庭的正面意義以外，也承認它的限制，為各人提供一個家以及工作以外讓身心放鬆的緩衝地帶。
文//趙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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