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0419-周日話題：避談政治，怎談法治
周日話題：避談政治，怎談法治
2020年4月19日星期日
2019年12月終院遭縱火（資料圖片）
【明報專訊】示威者將「法治已死」掛在口邊，中聯辦主任駱惠寧同時高舉法治維護國家；法律界一時捍衛、一時抵抗法治，眾人都彷彿同時活在兩個平行時空，法治被眾人搓圓撳扁。落筆之際，警察大舉拘捕民主派政治人物，包括資深大律師李柱銘，暫時已知拘捕罪名是未經批准集結，罪名之輕、拘捕之廣，權力不相稱得令人吃驚。友人笑說法律界惜身，事至已此，不敢自我否定或破舊立新，因而不敢高呼法治已死。
筆者思考良久，法律界每天處理法庭案件，「法治已死」實在偏離法律人的日常及工具理性。為何法律人與大眾溝通不了？究竟「法治已死」是怎樣的情感與訴求？
「法治已死」並不是橫空出現。自2019年6月起，問題擺在眼前：面對龐大的警暴問題，不論是濫用暴力及武器、武力鎮壓及解散人群、嚴刑逼供、被消失的死亡威脅，還是放生白衣暴徒、縱容違法警員，律師與法庭都視而不見、避而不談；當警察作為執法者卻猶如在法外之境，統治者明顯自恃權力而收緊自由，法庭作為公義守護者如何回應解決問題？
法治已死與伸張公義
眾人期望法庭伸張公義、法律捍衛人權，但法律界面對政治來襲，多回歸法律技術討論，避談政治上的無奈與失望，連長久奮鬥的人權律師亦如是。當中期望落差歸因於想像中的法治南轅北轍：法律界口中的法治，是可以蓋括為限權達義為目標、貼近人權的法律理論；但市民經歷的是公義無法彰顯的政治體驗。法律界面對法律制度內的不公義卻日漸失語。
市民未必深究法條細節，反而深刻察覺到巨大不公義的政治體驗，又或關注法制是否帶來萬眾期待的正義結果。筆者以為，要回應法治已死，必先回應對法制失望的呼聲，與大眾的經驗接軌。擁抱法治已死不代表法律蕩然無存，反而承認法治脆弱才可保護核心、有效改革、與強權抗衡。法律人應與大眾同行，直視法律及法制中的政治，並讓法律改革討論開花。
港人記憶：法庭並不超然於政治
香港法治觀並不是前港督彭定康吹捧法治使城市繁榮而生，而是過去種種政治法律事件累積而來的觀感。法治自04年起被高舉為核心價值、行之有效處理爭議，到2014年政治人物依然琅琅上口。但法制顯然不是政治問題的解決窗口，更不存在自古以來的完美制度。
2016年多名民選議員被DQ、人大釋法； 2017年8月政府以刑期覆核請求法院重判涉及暴力的示威者，立下往後嚴懲的方向。2018年梁天琦暴動案於高院陪審團初審再重審，大眾認為陪審團從罅隙中帶來刑事正義、市民裁定事實比法官裁決好。2019年6月起，近8000示威者被捕，逾千人被檢控，「旁聽師」守候法庭聆訊……司法程序慢慢令一般關心政治的民眾有所痛癢，發現法律某程度上無法守護權益，反而助紂為虐。
法庭受制於政治的觀感不限於刑事及執法者。上有法官在訪問中透露受壓，下有市民注視政府舉動。政府機關動輒申請禁制令、動輒立例限制自由，同時司法覆核挑戰政府失敗，大眾對法庭印象實維護政權。近日上訴庭於緊急法司法覆核案評論示威者暴力、削立法會權力又肯定人大權力，令人對判決有政治取態的疑慮。
一旦政治事件走進司法程序，政治討論石沉大海，讓律師與法官接手定案。然律師的角色為何只為解釋法律技術？是否劃地為牢？
在法律技術的層面，法律人深明拘捕後私刑暴打與呃𧨾顯然違法、考慮示威者動機可酌情判刑；法官判決是否公道妥當均可討論。在法律政治的層面，法律人明白殖民時期法律本有惡法，公安條例讓執法者正當地鎮壓示威、檢控決定由律政司決定。而法庭定有可能偏向保守價值。又如近日是否濫捕濫告來收寒蟬之效，自有公論。雖有爭議，法律界是有責任解答各種法律的政治問題。
2017年被告之一、時任學聯秘書長周永康曾問法夢：「在一個獨裁政權掌權的地方，法庭有什麼可能在處理具政治爭議的案子中，能守護人權、限制公權力、站在無權勢者一方？同時不失對社會秩序的維繫？」如若要光復香港，今天法律界也須努力提供令大眾滿意的答案。
沒有民主 哪有法治？
放下法制捍衛者包袱，才可讓法治死灰復燃。法治終究是以理服人、訂立超越統治意志的規則，維繫能服眾的社會秩序。當法律更普及，語言門檻再降低，大眾自會辯論法制弱點，彌補缺失。法律人有能力與之同行，回應政治訴求，支持弱勢遠離壓迫、戳破荒謬、制裁暴力。這才讓法律有應有之義。
面對濫暴，法律人可同意現有法庭程序無法把暴力執法者繩之於法。主張獨立調查、解散現有警隊有何不可？重新建立執法守則及獨立監管機構方可由新警隊執法；監察政府遵從人權法並獨立調查警暴問題，甚至設立人權專署，與廉政公署並列為獨立監察機構。
法律界一直主張檢控權與政治任命官員脫鈎，今天更見政治打壓之害。法律人大可要求重新檢視所有公眾秩序案件的檢控決定，檢控公安條例。重設法律框架之餘，確保制度有充分問責制、可修改惡法：特首及立法會全面普選，議員可提具立法效力議案，立法堵塞法制漏洞及濫權等等。
選舉近了，專業團體爭取話語權，律師會選舉及立法會選舉競爭激烈。當律師伙伴稱欲捍衛法治時，可否進而超越現有法制所限，直接回應大眾對公義的追求？前瞻未來的法律人又可否多帶動法律及制度改革的討論？
「任何地方的不公不義，都威脅着所有地方的公平正義」，馬丁路德金時刻提醒着我們。如果法律人無視不公，依然宣稱有險可守，不但會被視為無視警暴之痛、法外之害，更如戴教授所言，將會被時代唾棄。
文//K@法夢
編輯//劉家睿
fb﹕http://www.facebook.com/SundayMingpao
2020年4月19日星期日
2019年12月終院遭縱火（資料圖片）
【明報專訊】示威者將「法治已死」掛在口邊，中聯辦主任駱惠寧同時高舉法治維護國家；法律界一時捍衛、一時抵抗法治，眾人都彷彿同時活在兩個平行時空，法治被眾人搓圓撳扁。落筆之際，警察大舉拘捕民主派政治人物，包括資深大律師李柱銘，暫時已知拘捕罪名是未經批准集結，罪名之輕、拘捕之廣，權力不相稱得令人吃驚。友人笑說法律界惜身，事至已此，不敢自我否定或破舊立新，因而不敢高呼法治已死。
筆者思考良久，法律界每天處理法庭案件，「法治已死」實在偏離法律人的日常及工具理性。為何法律人與大眾溝通不了？究竟「法治已死」是怎樣的情感與訴求？
「法治已死」並不是橫空出現。自2019年6月起，問題擺在眼前：面對龐大的警暴問題，不論是濫用暴力及武器、武力鎮壓及解散人群、嚴刑逼供、被消失的死亡威脅，還是放生白衣暴徒、縱容違法警員，律師與法庭都視而不見、避而不談；當警察作為執法者卻猶如在法外之境，統治者明顯自恃權力而收緊自由，法庭作為公義守護者如何回應解決問題？
法治已死與伸張公義
眾人期望法庭伸張公義、法律捍衛人權，但法律界面對政治來襲，多回歸法律技術討論，避談政治上的無奈與失望，連長久奮鬥的人權律師亦如是。當中期望落差歸因於想像中的法治南轅北轍：法律界口中的法治，是可以蓋括為限權達義為目標、貼近人權的法律理論；但市民經歷的是公義無法彰顯的政治體驗。法律界面對法律制度內的不公義卻日漸失語。
市民未必深究法條細節，反而深刻察覺到巨大不公義的政治體驗，又或關注法制是否帶來萬眾期待的正義結果。筆者以為，要回應法治已死，必先回應對法制失望的呼聲，與大眾的經驗接軌。擁抱法治已死不代表法律蕩然無存，反而承認法治脆弱才可保護核心、有效改革、與強權抗衡。法律人應與大眾同行，直視法律及法制中的政治，並讓法律改革討論開花。
港人記憶：法庭並不超然於政治
香港法治觀並不是前港督彭定康吹捧法治使城市繁榮而生，而是過去種種政治法律事件累積而來的觀感。法治自04年起被高舉為核心價值、行之有效處理爭議，到2014年政治人物依然琅琅上口。但法制顯然不是政治問題的解決窗口，更不存在自古以來的完美制度。
2016年多名民選議員被DQ、人大釋法； 2017年8月政府以刑期覆核請求法院重判涉及暴力的示威者，立下往後嚴懲的方向。2018年梁天琦暴動案於高院陪審團初審再重審，大眾認為陪審團從罅隙中帶來刑事正義、市民裁定事實比法官裁決好。2019年6月起，近8000示威者被捕，逾千人被檢控，「旁聽師」守候法庭聆訊……司法程序慢慢令一般關心政治的民眾有所痛癢，發現法律某程度上無法守護權益，反而助紂為虐。
法庭受制於政治的觀感不限於刑事及執法者。上有法官在訪問中透露受壓，下有市民注視政府舉動。政府機關動輒申請禁制令、動輒立例限制自由，同時司法覆核挑戰政府失敗，大眾對法庭印象實維護政權。近日上訴庭於緊急法司法覆核案評論示威者暴力、削立法會權力又肯定人大權力，令人對判決有政治取態的疑慮。
一旦政治事件走進司法程序，政治討論石沉大海，讓律師與法官接手定案。然律師的角色為何只為解釋法律技術？是否劃地為牢？
在法律技術的層面，法律人深明拘捕後私刑暴打與呃𧨾顯然違法、考慮示威者動機可酌情判刑；法官判決是否公道妥當均可討論。在法律政治的層面，法律人明白殖民時期法律本有惡法，公安條例讓執法者正當地鎮壓示威、檢控決定由律政司決定。而法庭定有可能偏向保守價值。又如近日是否濫捕濫告來收寒蟬之效，自有公論。雖有爭議，法律界是有責任解答各種法律的政治問題。
2017年被告之一、時任學聯秘書長周永康曾問法夢：「在一個獨裁政權掌權的地方，法庭有什麼可能在處理具政治爭議的案子中，能守護人權、限制公權力、站在無權勢者一方？同時不失對社會秩序的維繫？」如若要光復香港，今天法律界也須努力提供令大眾滿意的答案。
沒有民主 哪有法治？
放下法制捍衛者包袱，才可讓法治死灰復燃。法治終究是以理服人、訂立超越統治意志的規則，維繫能服眾的社會秩序。當法律更普及，語言門檻再降低，大眾自會辯論法制弱點，彌補缺失。法律人有能力與之同行，回應政治訴求，支持弱勢遠離壓迫、戳破荒謬、制裁暴力。這才讓法律有應有之義。
面對濫暴，法律人可同意現有法庭程序無法把暴力執法者繩之於法。主張獨立調查、解散現有警隊有何不可？重新建立執法守則及獨立監管機構方可由新警隊執法；監察政府遵從人權法並獨立調查警暴問題，甚至設立人權專署，與廉政公署並列為獨立監察機構。
法律界一直主張檢控權與政治任命官員脫鈎，今天更見政治打壓之害。法律人大可要求重新檢視所有公眾秩序案件的檢控決定，檢控公安條例。重設法律框架之餘，確保制度有充分問責制、可修改惡法：特首及立法會全面普選，議員可提具立法效力議案，立法堵塞法制漏洞及濫權等等。
選舉近了，專業團體爭取話語權，律師會選舉及立法會選舉競爭激烈。當律師伙伴稱欲捍衛法治時，可否進而超越現有法制所限，直接回應大眾對公義的追求？前瞻未來的法律人又可否多帶動法律及制度改革的討論？
「任何地方的不公不義，都威脅着所有地方的公平正義」，馬丁路德金時刻提醒着我們。如果法律人無視不公，依然宣稱有險可守，不但會被視為無視警暴之痛、法外之害，更如戴教授所言，將會被時代唾棄。
文//K@法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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