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0419-星期日文學‧人皆活貨：讀陳冠中小說《北京零公里》
星期日文學‧人皆活貨：讀陳冠中小說《北京零公里》
2020年4月19日星期日
《北京零公里》的書名及封面，取材自鑲嵌於北京正陽門前地面的「中國公路零公里標誌」，該標誌形似中國古代的車輪，上繪青龍、白虎、朱雀、玄武的圖案，對應東、西、南、北四個方位。（網上圖片）
【明報專訊】北京天安門廣場正陽門前有一個標誌，名為「中國公路零公里標誌」，是北京乃至全中國公路的參考原點，陳冠中以「北京零公里」為其最新小說的書名，說明了他要以北京為書寫敘事中心的意圖。這標誌於北京城的中軸線上，穿過正陽門往北走，先遇到毛主席紀念堂、人民英雄紀念碑，再越過遼闊的天安門廣場，最後到達故宮，即那個古稱紫禁城的帝王宮殿。自元忽必烈定都大都，歷明、清、民國直至中共建國，這條地理上的城市中軸線記載了近八百年的中國國家政權史。原籍香港的陳冠中居京久矣，這條中軸線也成了他建構這部小說敘事的基礎。
但陳冠中並不是要寫一部帝王小說，相反，他寫的是政權濃霧下的蟻民。近年陳冠中潛心小說創作，先後寫出《盛世》、《裸命》和《建豐二年》的「中國三部曲」，中國國家體制對人民生存狀態的干預，始終是他銳意經營的主題。但他並非一般異見作家，在這些小說中，他沒有大手筆的政治批判，而是着力於鑽探「中國人」作為一特殊集體歷史存在的具體處境。例如故事性最強的《盛世》呈現了廿一世紀初中國烏托邦想像跟反烏托邦現實之間精神張力，表達的是一種時代氛圍；《裸命》以藏族青年的視點橫向掃視中國當代社會底層的人間色相，揭開了盛世底下的生命糟粕；而《建豐二年》卻以架空歷史起題，反向敲問中國近代史是否還有另一個「如果」。這些主題，儼然都在陳冠中最新小說《北京零公里》裏有所回應和發展。
小說分「內篇」、「外篇」和「秘篇」，「內篇」佔全書四分三，篇幅分佈極不平均，而三篇的敘事形式主題也大為迥然。經過了《盛世》對故事情節苦心經營、《裸命》回歸現實主義的細緻綿密描寫，到《建豐二年》測試作家的多維歷史想像，陳冠中在《北京零公里》中表現出更為揮灑的小說筆力，不拘泥於統一敘事形式，更不怕放肆地大量抄入歷史材料和文化素材，儼然在考驗讀者能否在如蛛網結纏的文字海洋中，理順作者的故事和主題。當代小說不再遵守線性故事的苦律，華文小說界中就有如駱以軍這類小說家的超小說寫法，肆無忌憚地在敘事上任意疊加、轉線、屈折、糾纏，支持者稱讚這種寫法為當代小說的爆破性發展，批評者則嘲為離地而背棄以「把故事說好」為小說本質的古訓。《北京零公里》無疑也有這種傾向，尤其在篇幅最長的「內篇」裏，陳冠中大段大段地引述與北京八百年來有關的歷史大數據，雖然他妙筆生花，寫起歷史來旁徵博引，也頗具可讀性，卻對讀者「追看故事」造成不少障礙。可是，這正是《北京零公里》最有趣的地方：陳冠中試圖挑戰當代小說的敘事難度，先不讓讀者輕易進入故事，而把讀者引進小說濃霧裏，再慢慢撥開雲霧。
血迹斑斑的八百年城市
小說以「內篇」開始，講述一敘事者「我」處身於一個叫「活貨哪吒城」的魔幻空間裏。傳說忽必烈的宰相劉秉忠曾偽托受哪吒啟發而建造大都，後來這傳說又被移植到明初劉伯溫身上，是故「哪吒城」便成了北京城的隱喻。「活貨」原指在市場販賣的鮮活動物，又有代指被販賣的人口，而在「活貨哪吒城」裏集聚和游離的，俱是北京八百年歷史中的冤死之人。「內篇」裏沒有提及「我」是怎樣落入此域的，只是說到「我」酷愛研讀歷史，便在「活貨哪吒城」裏四處找尋冤死者，以重構歷史；同時小說又以類似意識流的方式，將這些歷史冤死者的相關史實，如水銀瀉地般鋪陳出來，如楊金英、李贄、袁崇煥、譚嗣同、李大釗等，統統都是得罪統治者而慘遭極刑之人。在此陳冠中發明了以「活貨」作為「裸命」的另一表述，其詭譎之處，正在於「裸命」不過是描述暴露於無法律政治保護的赤膊生存狀况，「活貨」則是指進一步把人推入等待被屠宰的命運之輪裏，那正正是八百年中國封建極權史的血腥表述。上述令敘事者「我」最感興趣的歷史人物，無不與「酷刑」或「菜市口法場」這類國家政權跟個人死亡交匯的象徵符號有關，是以對「我」而言，要研究的北京／中國歷史，赫然就是一部「活貨史」。
但《北京零公里》並不只是一部中國活貨史。「我」作為貫穿「內篇」的敘事者，讀者對其故事所知極少，只知道他經常提及一個在北京城生活的哥哥，大概就是一個兄弟生死相隔的故事了。乃至當「內篇」敘述（「我」的敘述？作者的敘述？）一直講到二十世紀末，讀者才恍然大悟，「我」原來是一名六四死難者。至此，「零公里」的城市中軸線與北京歷史中的活貨史終於逐漸扣接上，「我」作為一名活貨，正與李贄、譚嗣同和李大釗這群歷史名人雷同，這也是陳冠中對「中國裸命」這一主題的歷史化演繹：六四雖重，也不過是延綿八百年北京活貨史中的其中一點而已；但作為生活於二十世紀末廿一世紀初的當代中國人，六四又是一個「零公里」一般的原點，可供我們沿歷史中軸線回溯整座「活貨哪吒城」的建造史。
以「吃」遮醜的失語者
饒有趣味的是，陳冠中旅居北京多年，似乎也有意為京派文學添上幾筆。當然他要表達的並不是那種老北京的表層文化氣息，他儘管已不年輕，卻仍具開發當代小說美學的鬥志。《北京零公里》其實可被視作陳冠中「以北京（城市）為方法」的小說性闡述，小說的「內篇」以縱向鑽探北京城市史的活貨血漬，而到了「外篇」，則是返回在《盛世》裏曾開題大作、有關當代中國時代氛圍的討論。「外篇」是「內篇」的陽間版，當中以跟「內篇」中「我」的哥哥余思芒有關的三篇文字構成，一是余思芒的故事，二是余思芒所寫的一批北京飲食文化掌故文章，三是余思芒給其亡弟余亞芒（即「內篇」中的「我」）的信。余思芒因其弟死於六四街頭而性情大變，從一個八十年代有志氣有理想的青年知識分子，突然變成一個暴飲暴食的老饕。他在給亡弟的懺悔信中，曾這樣寫道：「打那以後，你認識的那個阿哥余思芒也已經死了，變成另外一個人了，一個被嚇破了膽，嚇尿了的多餘的人，一切年少時候大言不慚的志氣都沒有了，只剩下吃吃喝喝，咱北京人有多不堪，你阿哥我就是有多不堪乘以一百倍。」
余思芒自號饞人，還在微信有個公眾號。陳冠中以「外篇」的「吃」對「內篇」的「死」，正是在另一層次上深化「活貨」的意涵。余思芒的弟弟對歷史研究的興趣是受余思芒啟發的，然而當弟弟不幸成了活貨史中的最新例子，余思芒則瞬間失去了一個知識人和理性人的尊嚴，退化成一個堪比「活貨」的「吃貨」。吃貨對精神價值無感，余思芒在世紀之交是以吃盡京派珍餚為生，還搜括大量京派作家所寫的飲食文章，以鑽研老北京情懷為樂——在此陳冠中也表現他兼具文人情懷和知識分子批判力的兩種面貌，他偽托小說角色所寫的北京飲食文字，如數家珍，色香味美，盡見他旅居北京多年對老北京文化的喜愛；然而他創造余思芒一角，卻又是後八九中國知識分子集體失憶和憂鬱的典型象徵。「外篇」以「吃」這一文化符號，暗諷中國知識分子沉迷於以耽美情懷為基調的文化創造，但這卻是在政治失語的狀態之下進行。余思芒後來還見一個海歸商人柯小纓，原是他在八九民運天安門廣場上見過的某個人，如今卻成了在金錢上資助他當「饞人」的資本家。一幅資本和文化合流，共同構成了後八九集體失語的偽盛世時代。
當然這種後八九論述並不新鮮，但陳冠中將之作為小說中「活貨哪吒城」故事的「外篇」，就使論述多了一層歷史面向。六四是中國活貨史的一例，而余思芒的故事則成為了當代中國社會對活貨史的反應。國家政權以嚴刑峻法嚇唬百姓，叫百姓永遠活在「活貨」處境的困頓裏；相對《盛世》中講的相信幻象，《裸命》裏講的掙扎求存，《北京零公里》「外篇」所表達的則是一種文化麻醉，陳冠中似乎並非要批評這類稱為「老北京」的文化懷舊，但效果上，把「吃」這種形而下肉身需求，上升為一種文化精神價值，以取代余思芒弟弟在「活貨哪吒城」所追溯、對「活貨」存在本質的政治存有論式思考，不啻是一種維穩，更是一個自我「活貨化」的過程。
《北京零公里》是一部小說家的野心之作，小說處理的並非單一命題，而是關於中國活貨的種種想像。從敘事形式上說，小說以「外篇」增補「內篇」，正是要在本來只在一原點上所畫出來的一條敘事線之外，於原點處再畫出另一條線。換言之，「北京零公里」作為一個原點象徵，是讓陳冠中可以任其所願畫出可多可少的線，以形成一個輻射圖像。這種多線敘事但非全景性的小說結構，乃是陳冠中晉身當代最高級別華文小說家的資格試。其成績如何，仍待更多的評論，不過他身為一位書寫北京的香港小說家，卻將敘事維度拓展到縱橫歷史和時代的超大框架裏，確又是別開生面。尤其是，陳冠中在「外篇」和「內篇」之外，再添上了一個「秘篇」，虛構一個關於毛澤東死後為何要保存屍體的陰謀論，再一次把「活貨」這主題扭向另一維度上。
疑幻似真的永遠主席
「秘篇」故事寫得頗為奇情，虛構一個未來人類（或外星文明）對我們這個時代的人類歷史考古研究，並「發現」毛澤東的屍體之所以被保存下來，原來是為了讓他有機會復活，再次統治中國。此篇以考古報告形式寫成，語調卻像一般故事性強的小說，其中不只對如何讓毛澤東「復活」有多番說明，更虛構了一個由華國鋒、張玉鳳和汪東興三人創建的秘密實驗室，以完成毛主席未竟之「業」。這個實驗室在北京城某不為人知的四合院內，儼然就是呼應着「內篇」的「活貨哪吒城」——不同的是，「活貨哪吒城」由歷史冤魂的負能量充斥而成，此實驗室則收藏着毛主席的腦袋。頗堪玩味的是，強如毛主席死後也成活貨，他的屍體被解剖，後來更成了權鬥的焦點，時間上正好發生在六四之後的二三十年間。
故事信息最明顯不過了：誰可以做永遠的國家主席？其中現實指向，昭然若揭。不過若把「秘篇」放回《北京零公里》的小說脈絡中，陳冠中更想表達的似乎是「死」（「內篇」）、「吃」（「外篇」）和「生」（「秘篇」）之間的辯證，蟻民生為活貨，而當政者不只是超越了活貨之命運，更有望連生死也超越了。「永遠主席」的另一層隱喻乃是，八百年的北京／中國活貨史並沒有根本上改變過，人永為活貨，而中國人甚至願為守護這一命運（即「秘篇」中一眾角色無了期地守護着毛澤東的腦袋）而死去，並化成「內篇」故事裏的最後活貨。至此，小說敘事終於又回到原點了。
《北京零公里》其實是一部高度現實主義之作：小說雖然充滿虛構、魔幻和後設元素，卻比傳統現實主義以鏡像反映現實的做法，更能直透現實世界的形貌，這是陳冠中的小說手段，也是當代小說的虛構性對現實問題的新一輪進襲。小說中所述的活貨現實，雖大有宿命色彩，但北京／ 中國的命運其實不一定如此，這也是陳冠中《建豐二年》的主題。在《北京零公里》中，亦有這樣輕輕淡淡的一句，可以作為當代中國現實最可圈可點的註腳：
「一九二八年後的北平、一度曾經擺脫了政治中心的符號、休養生息、本來可望內生出傳統文明中心和現代先進文化教育之都多元有機結合的新身分、猶勝日本的京都、美國的波士頓、俄國的聖彼得堡、土耳其的伊斯坦堡這些不是國都的首善之城、以及當時北平人特愛用以自比的馬德里、如果沒有日本帝國主義侵略這個最為災難性的外來因素、北平可能不會再成為北京（……）」
文//鄧正健
圖//網上圖片
編輯//關曉陽
電郵// literature@mingpao.com
fb﹕http://www.facebook.com/SundayMingpao
2020年4月19日星期日
《北京零公里》的書名及封面，取材自鑲嵌於北京正陽門前地面的「中國公路零公里標誌」，該標誌形似中國古代的車輪，上繪青龍、白虎、朱雀、玄武的圖案，對應東、西、南、北四個方位。（網上圖片）
【明報專訊】北京天安門廣場正陽門前有一個標誌，名為「中國公路零公里標誌」，是北京乃至全中國公路的參考原點，陳冠中以「北京零公里」為其最新小說的書名，說明了他要以北京為書寫敘事中心的意圖。這標誌於北京城的中軸線上，穿過正陽門往北走，先遇到毛主席紀念堂、人民英雄紀念碑，再越過遼闊的天安門廣場，最後到達故宮，即那個古稱紫禁城的帝王宮殿。自元忽必烈定都大都，歷明、清、民國直至中共建國，這條地理上的城市中軸線記載了近八百年的中國國家政權史。原籍香港的陳冠中居京久矣，這條中軸線也成了他建構這部小說敘事的基礎。
但陳冠中並不是要寫一部帝王小說，相反，他寫的是政權濃霧下的蟻民。近年陳冠中潛心小說創作，先後寫出《盛世》、《裸命》和《建豐二年》的「中國三部曲」，中國國家體制對人民生存狀態的干預，始終是他銳意經營的主題。但他並非一般異見作家，在這些小說中，他沒有大手筆的政治批判，而是着力於鑽探「中國人」作為一特殊集體歷史存在的具體處境。例如故事性最強的《盛世》呈現了廿一世紀初中國烏托邦想像跟反烏托邦現實之間精神張力，表達的是一種時代氛圍；《裸命》以藏族青年的視點橫向掃視中國當代社會底層的人間色相，揭開了盛世底下的生命糟粕；而《建豐二年》卻以架空歷史起題，反向敲問中國近代史是否還有另一個「如果」。這些主題，儼然都在陳冠中最新小說《北京零公里》裏有所回應和發展。
小說分「內篇」、「外篇」和「秘篇」，「內篇」佔全書四分三，篇幅分佈極不平均，而三篇的敘事形式主題也大為迥然。經過了《盛世》對故事情節苦心經營、《裸命》回歸現實主義的細緻綿密描寫，到《建豐二年》測試作家的多維歷史想像，陳冠中在《北京零公里》中表現出更為揮灑的小說筆力，不拘泥於統一敘事形式，更不怕放肆地大量抄入歷史材料和文化素材，儼然在考驗讀者能否在如蛛網結纏的文字海洋中，理順作者的故事和主題。當代小說不再遵守線性故事的苦律，華文小說界中就有如駱以軍這類小說家的超小說寫法，肆無忌憚地在敘事上任意疊加、轉線、屈折、糾纏，支持者稱讚這種寫法為當代小說的爆破性發展，批評者則嘲為離地而背棄以「把故事說好」為小說本質的古訓。《北京零公里》無疑也有這種傾向，尤其在篇幅最長的「內篇」裏，陳冠中大段大段地引述與北京八百年來有關的歷史大數據，雖然他妙筆生花，寫起歷史來旁徵博引，也頗具可讀性，卻對讀者「追看故事」造成不少障礙。可是，這正是《北京零公里》最有趣的地方：陳冠中試圖挑戰當代小說的敘事難度，先不讓讀者輕易進入故事，而把讀者引進小說濃霧裏，再慢慢撥開雲霧。
血迹斑斑的八百年城市
小說以「內篇」開始，講述一敘事者「我」處身於一個叫「活貨哪吒城」的魔幻空間裏。傳說忽必烈的宰相劉秉忠曾偽托受哪吒啟發而建造大都，後來這傳說又被移植到明初劉伯溫身上，是故「哪吒城」便成了北京城的隱喻。「活貨」原指在市場販賣的鮮活動物，又有代指被販賣的人口，而在「活貨哪吒城」裏集聚和游離的，俱是北京八百年歷史中的冤死之人。「內篇」裏沒有提及「我」是怎樣落入此域的，只是說到「我」酷愛研讀歷史，便在「活貨哪吒城」裏四處找尋冤死者，以重構歷史；同時小說又以類似意識流的方式，將這些歷史冤死者的相關史實，如水銀瀉地般鋪陳出來，如楊金英、李贄、袁崇煥、譚嗣同、李大釗等，統統都是得罪統治者而慘遭極刑之人。在此陳冠中發明了以「活貨」作為「裸命」的另一表述，其詭譎之處，正在於「裸命」不過是描述暴露於無法律政治保護的赤膊生存狀况，「活貨」則是指進一步把人推入等待被屠宰的命運之輪裏，那正正是八百年中國封建極權史的血腥表述。上述令敘事者「我」最感興趣的歷史人物，無不與「酷刑」或「菜市口法場」這類國家政權跟個人死亡交匯的象徵符號有關，是以對「我」而言，要研究的北京／中國歷史，赫然就是一部「活貨史」。
但《北京零公里》並不只是一部中國活貨史。「我」作為貫穿「內篇」的敘事者，讀者對其故事所知極少，只知道他經常提及一個在北京城生活的哥哥，大概就是一個兄弟生死相隔的故事了。乃至當「內篇」敘述（「我」的敘述？作者的敘述？）一直講到二十世紀末，讀者才恍然大悟，「我」原來是一名六四死難者。至此，「零公里」的城市中軸線與北京歷史中的活貨史終於逐漸扣接上，「我」作為一名活貨，正與李贄、譚嗣同和李大釗這群歷史名人雷同，這也是陳冠中對「中國裸命」這一主題的歷史化演繹：六四雖重，也不過是延綿八百年北京活貨史中的其中一點而已；但作為生活於二十世紀末廿一世紀初的當代中國人，六四又是一個「零公里」一般的原點，可供我們沿歷史中軸線回溯整座「活貨哪吒城」的建造史。
以「吃」遮醜的失語者
饒有趣味的是，陳冠中旅居北京多年，似乎也有意為京派文學添上幾筆。當然他要表達的並不是那種老北京的表層文化氣息，他儘管已不年輕，卻仍具開發當代小說美學的鬥志。《北京零公里》其實可被視作陳冠中「以北京（城市）為方法」的小說性闡述，小說的「內篇」以縱向鑽探北京城市史的活貨血漬，而到了「外篇」，則是返回在《盛世》裏曾開題大作、有關當代中國時代氛圍的討論。「外篇」是「內篇」的陽間版，當中以跟「內篇」中「我」的哥哥余思芒有關的三篇文字構成，一是余思芒的故事，二是余思芒所寫的一批北京飲食文化掌故文章，三是余思芒給其亡弟余亞芒（即「內篇」中的「我」）的信。余思芒因其弟死於六四街頭而性情大變，從一個八十年代有志氣有理想的青年知識分子，突然變成一個暴飲暴食的老饕。他在給亡弟的懺悔信中，曾這樣寫道：「打那以後，你認識的那個阿哥余思芒也已經死了，變成另外一個人了，一個被嚇破了膽，嚇尿了的多餘的人，一切年少時候大言不慚的志氣都沒有了，只剩下吃吃喝喝，咱北京人有多不堪，你阿哥我就是有多不堪乘以一百倍。」
余思芒自號饞人，還在微信有個公眾號。陳冠中以「外篇」的「吃」對「內篇」的「死」，正是在另一層次上深化「活貨」的意涵。余思芒的弟弟對歷史研究的興趣是受余思芒啟發的，然而當弟弟不幸成了活貨史中的最新例子，余思芒則瞬間失去了一個知識人和理性人的尊嚴，退化成一個堪比「活貨」的「吃貨」。吃貨對精神價值無感，余思芒在世紀之交是以吃盡京派珍餚為生，還搜括大量京派作家所寫的飲食文章，以鑽研老北京情懷為樂——在此陳冠中也表現他兼具文人情懷和知識分子批判力的兩種面貌，他偽托小說角色所寫的北京飲食文字，如數家珍，色香味美，盡見他旅居北京多年對老北京文化的喜愛；然而他創造余思芒一角，卻又是後八九中國知識分子集體失憶和憂鬱的典型象徵。「外篇」以「吃」這一文化符號，暗諷中國知識分子沉迷於以耽美情懷為基調的文化創造，但這卻是在政治失語的狀態之下進行。余思芒後來還見一個海歸商人柯小纓，原是他在八九民運天安門廣場上見過的某個人，如今卻成了在金錢上資助他當「饞人」的資本家。一幅資本和文化合流，共同構成了後八九集體失語的偽盛世時代。
當然這種後八九論述並不新鮮，但陳冠中將之作為小說中「活貨哪吒城」故事的「外篇」，就使論述多了一層歷史面向。六四是中國活貨史的一例，而余思芒的故事則成為了當代中國社會對活貨史的反應。國家政權以嚴刑峻法嚇唬百姓，叫百姓永遠活在「活貨」處境的困頓裏；相對《盛世》中講的相信幻象，《裸命》裏講的掙扎求存，《北京零公里》「外篇」所表達的則是一種文化麻醉，陳冠中似乎並非要批評這類稱為「老北京」的文化懷舊，但效果上，把「吃」這種形而下肉身需求，上升為一種文化精神價值，以取代余思芒弟弟在「活貨哪吒城」所追溯、對「活貨」存在本質的政治存有論式思考，不啻是一種維穩，更是一個自我「活貨化」的過程。
《北京零公里》是一部小說家的野心之作，小說處理的並非單一命題，而是關於中國活貨的種種想像。從敘事形式上說，小說以「外篇」增補「內篇」，正是要在本來只在一原點上所畫出來的一條敘事線之外，於原點處再畫出另一條線。換言之，「北京零公里」作為一個原點象徵，是讓陳冠中可以任其所願畫出可多可少的線，以形成一個輻射圖像。這種多線敘事但非全景性的小說結構，乃是陳冠中晉身當代最高級別華文小說家的資格試。其成績如何，仍待更多的評論，不過他身為一位書寫北京的香港小說家，卻將敘事維度拓展到縱橫歷史和時代的超大框架裏，確又是別開生面。尤其是，陳冠中在「外篇」和「內篇」之外，再添上了一個「秘篇」，虛構一個關於毛澤東死後為何要保存屍體的陰謀論，再一次把「活貨」這主題扭向另一維度上。
疑幻似真的永遠主席
「秘篇」故事寫得頗為奇情，虛構一個未來人類（或外星文明）對我們這個時代的人類歷史考古研究，並「發現」毛澤東的屍體之所以被保存下來，原來是為了讓他有機會復活，再次統治中國。此篇以考古報告形式寫成，語調卻像一般故事性強的小說，其中不只對如何讓毛澤東「復活」有多番說明，更虛構了一個由華國鋒、張玉鳳和汪東興三人創建的秘密實驗室，以完成毛主席未竟之「業」。這個實驗室在北京城某不為人知的四合院內，儼然就是呼應着「內篇」的「活貨哪吒城」——不同的是，「活貨哪吒城」由歷史冤魂的負能量充斥而成，此實驗室則收藏着毛主席的腦袋。頗堪玩味的是，強如毛主席死後也成活貨，他的屍體被解剖，後來更成了權鬥的焦點，時間上正好發生在六四之後的二三十年間。
故事信息最明顯不過了：誰可以做永遠的國家主席？其中現實指向，昭然若揭。不過若把「秘篇」放回《北京零公里》的小說脈絡中，陳冠中更想表達的似乎是「死」（「內篇」）、「吃」（「外篇」）和「生」（「秘篇」）之間的辯證，蟻民生為活貨，而當政者不只是超越了活貨之命運，更有望連生死也超越了。「永遠主席」的另一層隱喻乃是，八百年的北京／中國活貨史並沒有根本上改變過，人永為活貨，而中國人甚至願為守護這一命運（即「秘篇」中一眾角色無了期地守護着毛澤東的腦袋）而死去，並化成「內篇」故事裏的最後活貨。至此，小說敘事終於又回到原點了。
《北京零公里》其實是一部高度現實主義之作：小說雖然充滿虛構、魔幻和後設元素，卻比傳統現實主義以鏡像反映現實的做法，更能直透現實世界的形貌，這是陳冠中的小說手段，也是當代小說的虛構性對現實問題的新一輪進襲。小說中所述的活貨現實，雖大有宿命色彩，但北京／ 中國的命運其實不一定如此，這也是陳冠中《建豐二年》的主題。在《北京零公里》中，亦有這樣輕輕淡淡的一句，可以作為當代中國現實最可圈可點的註腳：
「一九二八年後的北平、一度曾經擺脫了政治中心的符號、休養生息、本來可望內生出傳統文明中心和現代先進文化教育之都多元有機結合的新身分、猶勝日本的京都、美國的波士頓、俄國的聖彼得堡、土耳其的伊斯坦堡這些不是國都的首善之城、以及當時北平人特愛用以自比的馬德里、如果沒有日本帝國主義侵略這個最為災難性的外來因素、北平可能不會再成為北京（……）」
文//鄧正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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