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0420-沈旭暉：Nomenklatura，與香港委員會制度的崩潰
沈旭暉：Nomenklatura，與香港委員會制度的崩潰
2020年4月20日
【明報】過去十年，香港與人權、自由等普世價值的距離越來越遠，固不待言，即使以威權政府的標準而言，管治也越來越失效。其中一個反映的面向，就是港英時代遺留下來的「諮詢委員會」制度，完全被廢武功，淪為純粹政治酬庸的庇護場。見微知著，林鄭月娥遲遲不肯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自不是事出無因。
委員會可謂英式管治精髓之一，即使在今天的英國，政府體制也設有眾多常設委員會；每逢遇上任何大小突發事件，也是立刻通過成立各種委員會，作為緩衝，有時固然是buy time，有時也確實促進變革。英國早已是民主國家，但依然委任眾多委員會這類「不民主」產品，自然有其獨特公用，因為在任何社會，建制的認受性都不能通過單一途徑得來，選舉任何政黨都有贏有輸，但社會賢達則在各自的小圈子長存，也擁有一定公信力。政府通過委任各行各業的精英加入不同委員會，除了籠絡人心，其實也是間接管治的一種。只要政府有客觀基準委任，要找到業界翹楚，並不困難；而對種種新興勢力，也可以招攬於萌芽狀態。那些up and coming的青年要是在各自的業界不耐煩排隊，也有不同渠道讓政府破格吸納，變相出現了旋轉門。到了在英國殖民地，這套制度還局部取代了民主制度，被港英視為與憲法、法制鼎立的三頭馬車，缺憾自然很多，也不能說有代表性，功能極其量只是維穩，但畢竟確立了比較有規範的遊戲規則，相比今天的禮崩樂壞，又畢竟勝了一籌。
1997年後，特區政府全盤承繼了委員會制度，卻開始失去行政吸納的精髓。由於民眾對真民主的呼聲越來越強，委員會的代表性越來越弱，即使是精英集團要凝聚內部共識也不容易，政府的委任要有認受性，已經力不從心。但2012年前，政府對精英階層依然是爭取為主，希望政策達到相對共識，才推出去給社會大眾。直到2012年後香港變天，連這套制度也變質：昔日每一個政策局、乃至行政部門，都可以按自己的工作範圍，委任合適人選當委員會委員，當然依然是某一些人士壟斷，但起碼接近不同專業。
為甚麼委員會連維穩功能也喪失？
2012年開始，一切卻變成需要中央統籌。在新一屆政府，（現已廢除的）中央政策組三名全職顧問當中，特別開設了一個全職職位，負責對所有委員會進行vetting，部局霎那間，就失去了人事委任權。據曾在當時中央政策組工作的朋友所言，「vetting」基本上按「2梁1唐」比例進行，目的是根本扭轉建制派內部的權力結構；連傳統精英也被邊緣化，「反對派」，自然全盤靠邊站。而新獲委任的新貴，除了依舊無民意認受，現在連業界內部尊重也缺乏，唯一憑藉就是「政治正確」，為了捍衛自己地位，又每每對建制內外對手採取鬥爭模式。更有甚者，林鄭月娥更開了大量壞先例，把選舉落敗的建制派安置在不同委員會，而無視這對當事人、委員會和政府公信力，都是多輸。這樣一來，政府連內部最後的諍友也失去，聽到的聲音都是一言堂，一葉蔽目。為甚麼施政越來越多問題，為甚麼《逃犯條例》一類明顯荒謬的法案，從前在醞釀過程當中就會被消失，現在卻被堂而皇之拿出來獻世，一葉知秋。
任何擁有正常思維的人都知道，已經沒有民主的社會，連小圈子委任也拋棄用人唯才原則，把委員會變成一個個政治酬庸機器，只是短視而自取滅亡之道。但「新香港」還是要這樣走，因為以上改變，也有其宏觀佈局，就是配合世界各大共產黨常見的「操控式任命」：nomenklatura appointment。
操控式任命，及其延伸
簡單而言，nomenklatura appointment就是由黨組織掌握一本名冊，即在各行各業、大小組織當中，可信任的「自己人」，然後通過種種方式，把他們扶植到各自的領導位置，無論是政府內部不同部門，還是大學、媒體、企業、娛樂，都是如此運作。昔日港英的委員會成員，畢竟是按照不同業界內部基準，找到有代表性的人，但現在則完全相反：就是要通過委任一些自己人，去越俎代庖，希望重新定義、扶植不同業界何謂「新精英」，顛覆所有地方的內部權力架構，而不是找到真正的精英。
這樣一來，各行各業的晉升，都不再是才能主導，而變成政治正確主導。在政府內部，能夠晉升的公務員首長越來越平庸，有稜角的都情願另謀高就；而在任何社會崗位，只要到了某個位置，要是不屬於nomenklatura的「自己人」，同樣會碰到玻璃天花板。未說政府委員會前，先說比較廣為人知的其他例子。例如年前港大遴選副校長，而副校長一職其實並不算位高權重，只是做多一點行政工作的「大打雜」，但在一切講求權力、位階、由上而下的人眼中，任何職位都應給予「組織vetting」。當時被提名當副校長、立場溫和的法學院院長陳文敏教授，就忽然成為眾矢之的，種種莫須有罪名接踵而至，背景不過是因為他的觀點接近民主派，罪名也不過是為了杜絕他能當上副校長。這行為的重要性不只是一個職務本身，而是確立了哪些職位必須經過「vetting」，然後就是要「依法」跟隨的既定程序。至於諸如企業主管一類職位，只要被當作戰略性位置，早晚也成為nomenklatura一部分。至於完全由政府任命的委員會，更不在話下。
其實在林鄭月娥時代，有見委員會制度的剩餘價值名存實亡，曾經銳意「改革」，推出自薦計劃，然而，這反而是荒天下之大謬。委員會制度本來僅有的價值，就是找到一些不願意參與選舉的有能之士，找到合適的崗位服務社會、提前預警，公信力就是一切。這類人要是真正的人才，連被黃袍加身也不會願意，又怎會願意毛遂自薦？結果，自薦的人，又怎會不是來自建制陣營，還要是本來連在建制陣營也未能排前的人才？結果，劣幣驅逐良幣，很多人發現烏煙瘴氣，還是及早抽身，本來一個尚算有點功用的維穩制度，和母體這個特區政府一樣，望之不似人君，淪為鬧劇。但在新時代，這就是社會結構，除非光復香港，恐怕只能千秋萬代。
沈旭暉
2020年4月20日
【明報】過去十年，香港與人權、自由等普世價值的距離越來越遠，固不待言，即使以威權政府的標準而言，管治也越來越失效。其中一個反映的面向，就是港英時代遺留下來的「諮詢委員會」制度，完全被廢武功，淪為純粹政治酬庸的庇護場。見微知著，林鄭月娥遲遲不肯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自不是事出無因。
委員會可謂英式管治精髓之一，即使在今天的英國，政府體制也設有眾多常設委員會；每逢遇上任何大小突發事件，也是立刻通過成立各種委員會，作為緩衝，有時固然是buy time，有時也確實促進變革。英國早已是民主國家，但依然委任眾多委員會這類「不民主」產品，自然有其獨特公用，因為在任何社會，建制的認受性都不能通過單一途徑得來，選舉任何政黨都有贏有輸，但社會賢達則在各自的小圈子長存，也擁有一定公信力。政府通過委任各行各業的精英加入不同委員會，除了籠絡人心，其實也是間接管治的一種。只要政府有客觀基準委任，要找到業界翹楚，並不困難；而對種種新興勢力，也可以招攬於萌芽狀態。那些up and coming的青年要是在各自的業界不耐煩排隊，也有不同渠道讓政府破格吸納，變相出現了旋轉門。到了在英國殖民地，這套制度還局部取代了民主制度，被港英視為與憲法、法制鼎立的三頭馬車，缺憾自然很多，也不能說有代表性，功能極其量只是維穩，但畢竟確立了比較有規範的遊戲規則，相比今天的禮崩樂壞，又畢竟勝了一籌。
1997年後，特區政府全盤承繼了委員會制度，卻開始失去行政吸納的精髓。由於民眾對真民主的呼聲越來越強，委員會的代表性越來越弱，即使是精英集團要凝聚內部共識也不容易，政府的委任要有認受性，已經力不從心。但2012年前，政府對精英階層依然是爭取為主，希望政策達到相對共識，才推出去給社會大眾。直到2012年後香港變天，連這套制度也變質：昔日每一個政策局、乃至行政部門，都可以按自己的工作範圍，委任合適人選當委員會委員，當然依然是某一些人士壟斷，但起碼接近不同專業。
為甚麼委員會連維穩功能也喪失？
2012年開始，一切卻變成需要中央統籌。在新一屆政府，（現已廢除的）中央政策組三名全職顧問當中，特別開設了一個全職職位，負責對所有委員會進行vetting，部局霎那間，就失去了人事委任權。據曾在當時中央政策組工作的朋友所言，「vetting」基本上按「2梁1唐」比例進行，目的是根本扭轉建制派內部的權力結構；連傳統精英也被邊緣化，「反對派」，自然全盤靠邊站。而新獲委任的新貴，除了依舊無民意認受，現在連業界內部尊重也缺乏，唯一憑藉就是「政治正確」，為了捍衛自己地位，又每每對建制內外對手採取鬥爭模式。更有甚者，林鄭月娥更開了大量壞先例，把選舉落敗的建制派安置在不同委員會，而無視這對當事人、委員會和政府公信力，都是多輸。這樣一來，政府連內部最後的諍友也失去，聽到的聲音都是一言堂，一葉蔽目。為甚麼施政越來越多問題，為甚麼《逃犯條例》一類明顯荒謬的法案，從前在醞釀過程當中就會被消失，現在卻被堂而皇之拿出來獻世，一葉知秋。
任何擁有正常思維的人都知道，已經沒有民主的社會，連小圈子委任也拋棄用人唯才原則，把委員會變成一個個政治酬庸機器，只是短視而自取滅亡之道。但「新香港」還是要這樣走，因為以上改變，也有其宏觀佈局，就是配合世界各大共產黨常見的「操控式任命」：nomenklatura appointment。
操控式任命，及其延伸
簡單而言，nomenklatura appointment就是由黨組織掌握一本名冊，即在各行各業、大小組織當中，可信任的「自己人」，然後通過種種方式，把他們扶植到各自的領導位置，無論是政府內部不同部門，還是大學、媒體、企業、娛樂，都是如此運作。昔日港英的委員會成員，畢竟是按照不同業界內部基準，找到有代表性的人，但現在則完全相反：就是要通過委任一些自己人，去越俎代庖，希望重新定義、扶植不同業界何謂「新精英」，顛覆所有地方的內部權力架構，而不是找到真正的精英。
這樣一來，各行各業的晉升，都不再是才能主導，而變成政治正確主導。在政府內部，能夠晉升的公務員首長越來越平庸，有稜角的都情願另謀高就；而在任何社會崗位，只要到了某個位置，要是不屬於nomenklatura的「自己人」，同樣會碰到玻璃天花板。未說政府委員會前，先說比較廣為人知的其他例子。例如年前港大遴選副校長，而副校長一職其實並不算位高權重，只是做多一點行政工作的「大打雜」，但在一切講求權力、位階、由上而下的人眼中，任何職位都應給予「組織vetting」。當時被提名當副校長、立場溫和的法學院院長陳文敏教授，就忽然成為眾矢之的，種種莫須有罪名接踵而至，背景不過是因為他的觀點接近民主派，罪名也不過是為了杜絕他能當上副校長。這行為的重要性不只是一個職務本身，而是確立了哪些職位必須經過「vetting」，然後就是要「依法」跟隨的既定程序。至於諸如企業主管一類職位，只要被當作戰略性位置，早晚也成為nomenklatura一部分。至於完全由政府任命的委員會，更不在話下。
其實在林鄭月娥時代，有見委員會制度的剩餘價值名存實亡，曾經銳意「改革」，推出自薦計劃，然而，這反而是荒天下之大謬。委員會制度本來僅有的價值，就是找到一些不願意參與選舉的有能之士，找到合適的崗位服務社會、提前預警，公信力就是一切。這類人要是真正的人才，連被黃袍加身也不會願意，又怎會願意毛遂自薦？結果，自薦的人，又怎會不是來自建制陣營，還要是本來連在建制陣營也未能排前的人才？結果，劣幣驅逐良幣，很多人發現烏煙瘴氣，還是及早抽身，本來一個尚算有點功用的維穩制度，和母體這個特區政府一樣，望之不似人君，淪為鬧劇。但在新時代，這就是社會結構，除非光復香港，恐怕只能千秋萬代。
沈旭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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