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1203-生活達人﹕贏奧斯卡更難拍片
生活達人﹕贏奧斯卡更難拍片
20131203
【明報專訊】喜歡從身分出發：認同、關注、忽略、歧視，我們要用怎樣的眼光去看一個人？
她說每次都被引進一個世界，深入了解，重新認識同性戀者、愛滋病人、農民、公民，用紀錄片說他們的故事。
美籍華裔導演楊紫燁，作品曾獲奧斯卡最佳紀錄短片，這個身分，相信更令人關注，原來，她還是土生土長的香港人。
近日回歸香港，下年準備帶學生記錄西環，是另一章致逝去的？還是另一次尋找身分的旅程？
出生移民回歸 專拍亞裔人紀錄片
也許，一切也是從自身開始。
楊紫燁 Ruby 在香港出生、成長，然後到美國升學、移民，在美國經常被問「Where you from ?」「自己是移民，父母是難民，我們那一代人對自己的身分很在意。」
Ruby父母從內地逃難來港，落地生根，然後因為九七問題，舉家移民，或許是那一代人的一個寫照，「好像方育平那時已拍很多關於香港人身分的東西，而香港的年輕人卻從來沒被鼓勵去想身分、香港文化，倒是現在多了大陸人，才猛然想起身分、文化這些事。」Ruby 說最初是哥哥到美國升學，然後是她，後來父母退休也一起移民三藩市，「去到美國，我們便是小眾，幸而在三藩市華人較多，普遍很接納」。Ruby 在美國修讀電影，畢業後也有參與劇情片，「因為認識了一些華裔的 NGO，他們當時很關注亞裔人士在媒體呈現的形象，於是一起製作了很多關於亞裔人士的紀錄片，在美國的公共電視台播出。」
首作《風雨故園》關於香港回歸
Ruby鍾情紀錄片，除了一些剪接工作，便專注拍攝紀錄片，第一部作品《風雨故園》是關於香港回歸，「第一部作品自然會想到香港人的身分問題，九七絕對是重要的，特別是對我們那一代人，八十年代初對中國的認識不深，也沒有渠道去認識，真的到了九七，也要回來看看自己的地方，《風雨故園》正是代表我的故鄉，而英文則叫 Citizen Hong Kong，那時我已用 Citizen 這個字，記得當時好像已說了二○一七年會有普選。」《風雨故園》從五個年輕人出發去說香港的故事，二○○○年在美國的電視播出，「當時美國人對香港對中國的認識不多，不像今天資訊從四方八面湧來。」
深入中國 拍攝愛滋病人故事
然後，是他人的故事。
八九十年代在美國，二○○○年後走進中國，「其實很簡單，就是為了拍片。」
Ruby 關注愛滋病人被歧視的問題，特別在當時中國對愛滋病的認識不深，於是走到北京，與衛生部門合作，拍了很多傳達愛滋病資信息的公益廣告，還有奪得第七十九屆奧斯卡最佳紀錄短片的《穎州的孩子》，講述安徽省穎州鄉村一名感染了愛滋病孤兒的故事。因為與政府部門合作，Ruby 在中國拍攝的紀錄片從來不需審批，而且在中央電視台播出，「不過因為拿了奧斯卡，情况變得不一樣，因為他們覺得內容是不光彩的事，不能宣傳，不能公映，最多只在大學裏舉行放映會。其實拿獎與否也不重要，作品得了獎，最大的好處是令更多人關注愛滋病人受歧視的問題。」Ruby 說○五至○八年時也沒大問題，不過近年國內的監控愈來愈緊，「他們很想發展商業電影，拿奧斯卡，而不是這種紀錄片的獎項，很矛盾的」。另外一齣在中國拍攝的作品《仇崗衛士》，記錄了一個農民如何捍衛一個村莊，「感興趣的都是人的身分問題，特別是主流以外，邊緣的，像愛滋病孤兒、同性戀者，還有農民如何尋找自己的權利，身分的改變，喜歡以人民人性的角度出發」。
回港拍西環 記錄終將逝去的老店
Ruby 說在中國，他們把她當外國人，潛台詞是說她不懂國情，回到香港自然沒有這回事，「我就是香港出生長大的美籍華人」。可以簡單，可以複雜，不過這次回歸，都是很簡單，Ruby 成了香港大學孔梁巧玲傑出人文學者，除了教授紀錄片，也會帶學生拍攝西環，「因為地鐵的出現，西環已在變化中，相信很多香港的舊店舖像紙紮、海味店也將會消失。」香港的急速變化是路人皆見，Ruby 雖離開多年，也經常回港，「其實幾年前的變化最大，不過近年讓我感到好奇的是香港的示威文化，好像每星期也有不同的示威活動，甚至有點像生活的一部分。」Ruby 想起十多年前拍回歸的紀錄片時，市民悼念六四的那種激情，這些畫面不復再，換了是市民對政府表達不滿的聲音，「好像總要說出來，罵出口才舒服」。相信 Ruby 在香港待久了，便會明白，又或者都是很好的素材。
替社企拍香港學生的理想
「港大的駐校工作以外，也會在香港找題材拍攝下一部的紀錄片。」其實大半年前，Ruby 已為她的回歸熱身，為社會企業 L plus H Creations Foundation 拍攝紀錄片，L plus H 透過音樂劇訓練及演出，為欠缺機會的本地青少年提供糅合品格與藝術的另類教育，「原本只鼓勵他們把過程拍下來，後來索性自己也拍了。跟着六七個學生，拍攝他們參與音樂劇訓練六個月裏的轉變。當中有心光盲人學校、有屋邨、普遍成續較差的學校，過程讓我發現今天香港的年輕人面對最大的問題其實是欠缺自信心，讀不成書就像判了死刑一樣，他們認為自己完全沒有機會。然而在六個月的訓練裏卻改變了他們的一些想法，學會了規律，學會對自己有所要求，也證明改變的可能，問題是有沒有人願意和懂得去做。」作品明年六月上映，拭目以待。
放大被忽視聲音 改變社會
「帶你進入一個世界，一個社區，讓你了解更多，我不能控制社會的改變，但是紀錄片卻可帶來轉變，不管是直接的還是間接的。」Ruby最初在美國拍攝紀錄片，便是要帶出被忽視的聲音，今天她認為拍攝紀錄片最大的意義，便是改變社會，「在中國拍攝愛滋病的公益作品後，的確令衛生部門投放多了資源在宣傳教育上，《仇崗衛士》也帶出了環保的問題，社區的改變。商業片以票房作標準，紀錄片看重的大概是目標。」紀錄片呈現真實，卻也不只是真實，「是以客觀眼光出發，卻一定要有角度，好像有人說《穎州的孩子》中為何不說政府的問題，我的主題是關於歧視，從病人較人性化的角度出發。假若紀錄片只是紀錄的話是個大錯，必須要有主題，你想說什麼，否則拍了一大堆片回來也沒用。當然一定要是真實，也要有道德操守，例如怎樣保護年幼的兒童，或是不想上鏡的被訪者。」
紀錄片在中國 審查嚴發展窄
Ruby 有幸在美國遇上紀錄片的黃金時期，「美國已有很長的紀錄片歷史，六十年代的社會運動掀起了紀錄片的浪潮，而電視台像 ABC、NBC 也開始製作較詳盡的新聞時事紀錄片，像《六十分鐘時事雜誌》，培養了觀眾，也有很多媒介平台，加上言論自由，什麼也可以講，什麼也可以拍，題材是無限的，到了八九十年代就更豐盛，電視台投放很多資源，政府和私人基金提供大量的資助，不過之後的資源則愈來愈少。中國的情况是題材多的是，可是因為審查制度，令紀錄片變成小眾、邊緣的東西，只有在國外拿了獎才得到關注，可是在國內卻不能上映，發展很狹窄。香港則因為地方小，題材因而有限，而且資源不足，雖然近年也多了平台，像紀錄片節，CNEX 的支持，不過找資金還是很困難。」
拍紀錄片要時間 香港太快
人人都是攝影師的年代，拍片幾乎沒有門檻，「比從前的確容易得多，科技的配合，不同的平台，可是頂多只是短片，而且誰都在爭眼球。我還是鼓勵大家進戲院看紀錄片，在家看電視也不夠集中，而且作品能在戲院放映，影片要有一定的聲畫質數，當然這又關乎資金的問題」。社會愈躁動，題材也相對增加，拿起攝錄機，反映社會現實，記錄生活，Ruby 說多事的香港或許可帶來很多題材，「不過記着不是做時事，香港實在走得太快，今天是頭條明天是另一回事，找不到好的主題好的故事便拍不成」。Ruby慨嘆在香港難找拍紀錄片的人才。「不是沒有人才，大學也有很多課程，可是學生畢業後出路不多，而且很多人已北上發展，特別是拍紀錄片的攝影師，一般是一人跟進整個拍攝過程，這樣他才會投入，就是要時間。」
拍紀錄片，就是時間，在走得太快的香港，難怪。
穎州的孩子＋仇崗衛士
（CNEX紀錄片影院）
日期：十二月四日
時間：晚上8時20分
地點：百老匯電影中心
紀錄片達人﹕楊紫燁（Ruby Yang）
資深華人電影工作者。曾導演和剪輯多部影片和紀錄片，並獲得多個國際獎項，包括艾美獎（Emmy Award）、Alfred I. duPont-Columbia University Award 等。 她執導《穎州的孩子》（The Blood of Yingzhou District）在 2007 獲得第 79 屆美國奧斯卡最佳紀錄短片獎（Oscar Winner），《仇崗衛士》（The Warriors of Qiugang），在 2011 年獲得美國奥斯卡最佳紀錄短片獎提名。2011 年受邀當選奥斯卡金像獎評委。
文：林喜兒 編輯：蔡曉彤 圖： 受訪者提供
20131203
【明報專訊】喜歡從身分出發：認同、關注、忽略、歧視，我們要用怎樣的眼光去看一個人？
她說每次都被引進一個世界，深入了解，重新認識同性戀者、愛滋病人、農民、公民，用紀錄片說他們的故事。
美籍華裔導演楊紫燁，作品曾獲奧斯卡最佳紀錄短片，這個身分，相信更令人關注，原來，她還是土生土長的香港人。
近日回歸香港，下年準備帶學生記錄西環，是另一章致逝去的？還是另一次尋找身分的旅程？
出生移民回歸 專拍亞裔人紀錄片
也許，一切也是從自身開始。
楊紫燁 Ruby 在香港出生、成長，然後到美國升學、移民，在美國經常被問「Where you from ?」「自己是移民，父母是難民，我們那一代人對自己的身分很在意。」
Ruby父母從內地逃難來港，落地生根，然後因為九七問題，舉家移民，或許是那一代人的一個寫照，「好像方育平那時已拍很多關於香港人身分的東西，而香港的年輕人卻從來沒被鼓勵去想身分、香港文化，倒是現在多了大陸人，才猛然想起身分、文化這些事。」Ruby 說最初是哥哥到美國升學，然後是她，後來父母退休也一起移民三藩市，「去到美國，我們便是小眾，幸而在三藩市華人較多，普遍很接納」。Ruby 在美國修讀電影，畢業後也有參與劇情片，「因為認識了一些華裔的 NGO，他們當時很關注亞裔人士在媒體呈現的形象，於是一起製作了很多關於亞裔人士的紀錄片，在美國的公共電視台播出。」
首作《風雨故園》關於香港回歸
Ruby鍾情紀錄片，除了一些剪接工作，便專注拍攝紀錄片，第一部作品《風雨故園》是關於香港回歸，「第一部作品自然會想到香港人的身分問題，九七絕對是重要的，特別是對我們那一代人，八十年代初對中國的認識不深，也沒有渠道去認識，真的到了九七，也要回來看看自己的地方，《風雨故園》正是代表我的故鄉，而英文則叫 Citizen Hong Kong，那時我已用 Citizen 這個字，記得當時好像已說了二○一七年會有普選。」《風雨故園》從五個年輕人出發去說香港的故事，二○○○年在美國的電視播出，「當時美國人對香港對中國的認識不多，不像今天資訊從四方八面湧來。」
深入中國 拍攝愛滋病人故事
然後，是他人的故事。
八九十年代在美國，二○○○年後走進中國，「其實很簡單，就是為了拍片。」
Ruby 關注愛滋病人被歧視的問題，特別在當時中國對愛滋病的認識不深，於是走到北京，與衛生部門合作，拍了很多傳達愛滋病資信息的公益廣告，還有奪得第七十九屆奧斯卡最佳紀錄短片的《穎州的孩子》，講述安徽省穎州鄉村一名感染了愛滋病孤兒的故事。因為與政府部門合作，Ruby 在中國拍攝的紀錄片從來不需審批，而且在中央電視台播出，「不過因為拿了奧斯卡，情况變得不一樣，因為他們覺得內容是不光彩的事，不能宣傳，不能公映，最多只在大學裏舉行放映會。其實拿獎與否也不重要，作品得了獎，最大的好處是令更多人關注愛滋病人受歧視的問題。」Ruby 說○五至○八年時也沒大問題，不過近年國內的監控愈來愈緊，「他們很想發展商業電影，拿奧斯卡，而不是這種紀錄片的獎項，很矛盾的」。另外一齣在中國拍攝的作品《仇崗衛士》，記錄了一個農民如何捍衛一個村莊，「感興趣的都是人的身分問題，特別是主流以外，邊緣的，像愛滋病孤兒、同性戀者，還有農民如何尋找自己的權利，身分的改變，喜歡以人民人性的角度出發」。
回港拍西環 記錄終將逝去的老店
Ruby 說在中國，他們把她當外國人，潛台詞是說她不懂國情，回到香港自然沒有這回事，「我就是香港出生長大的美籍華人」。可以簡單，可以複雜，不過這次回歸，都是很簡單，Ruby 成了香港大學孔梁巧玲傑出人文學者，除了教授紀錄片，也會帶學生拍攝西環，「因為地鐵的出現，西環已在變化中，相信很多香港的舊店舖像紙紮、海味店也將會消失。」香港的急速變化是路人皆見，Ruby 雖離開多年，也經常回港，「其實幾年前的變化最大，不過近年讓我感到好奇的是香港的示威文化，好像每星期也有不同的示威活動，甚至有點像生活的一部分。」Ruby 想起十多年前拍回歸的紀錄片時，市民悼念六四的那種激情，這些畫面不復再，換了是市民對政府表達不滿的聲音，「好像總要說出來，罵出口才舒服」。相信 Ruby 在香港待久了，便會明白，又或者都是很好的素材。
替社企拍香港學生的理想
「港大的駐校工作以外，也會在香港找題材拍攝下一部的紀錄片。」其實大半年前，Ruby 已為她的回歸熱身，為社會企業 L plus H Creations Foundation 拍攝紀錄片，L plus H 透過音樂劇訓練及演出，為欠缺機會的本地青少年提供糅合品格與藝術的另類教育，「原本只鼓勵他們把過程拍下來，後來索性自己也拍了。跟着六七個學生，拍攝他們參與音樂劇訓練六個月裏的轉變。當中有心光盲人學校、有屋邨、普遍成續較差的學校，過程讓我發現今天香港的年輕人面對最大的問題其實是欠缺自信心，讀不成書就像判了死刑一樣，他們認為自己完全沒有機會。然而在六個月的訓練裏卻改變了他們的一些想法，學會了規律，學會對自己有所要求，也證明改變的可能，問題是有沒有人願意和懂得去做。」作品明年六月上映，拭目以待。
放大被忽視聲音 改變社會
「帶你進入一個世界，一個社區，讓你了解更多，我不能控制社會的改變，但是紀錄片卻可帶來轉變，不管是直接的還是間接的。」Ruby最初在美國拍攝紀錄片，便是要帶出被忽視的聲音，今天她認為拍攝紀錄片最大的意義，便是改變社會，「在中國拍攝愛滋病的公益作品後，的確令衛生部門投放多了資源在宣傳教育上，《仇崗衛士》也帶出了環保的問題，社區的改變。商業片以票房作標準，紀錄片看重的大概是目標。」紀錄片呈現真實，卻也不只是真實，「是以客觀眼光出發，卻一定要有角度，好像有人說《穎州的孩子》中為何不說政府的問題，我的主題是關於歧視，從病人較人性化的角度出發。假若紀錄片只是紀錄的話是個大錯，必須要有主題，你想說什麼，否則拍了一大堆片回來也沒用。當然一定要是真實，也要有道德操守，例如怎樣保護年幼的兒童，或是不想上鏡的被訪者。」
紀錄片在中國 審查嚴發展窄
Ruby 有幸在美國遇上紀錄片的黃金時期，「美國已有很長的紀錄片歷史，六十年代的社會運動掀起了紀錄片的浪潮，而電視台像 ABC、NBC 也開始製作較詳盡的新聞時事紀錄片，像《六十分鐘時事雜誌》，培養了觀眾，也有很多媒介平台，加上言論自由，什麼也可以講，什麼也可以拍，題材是無限的，到了八九十年代就更豐盛，電視台投放很多資源，政府和私人基金提供大量的資助，不過之後的資源則愈來愈少。中國的情况是題材多的是，可是因為審查制度，令紀錄片變成小眾、邊緣的東西，只有在國外拿了獎才得到關注，可是在國內卻不能上映，發展很狹窄。香港則因為地方小，題材因而有限，而且資源不足，雖然近年也多了平台，像紀錄片節，CNEX 的支持，不過找資金還是很困難。」
拍紀錄片要時間 香港太快
人人都是攝影師的年代，拍片幾乎沒有門檻，「比從前的確容易得多，科技的配合，不同的平台，可是頂多只是短片，而且誰都在爭眼球。我還是鼓勵大家進戲院看紀錄片，在家看電視也不夠集中，而且作品能在戲院放映，影片要有一定的聲畫質數，當然這又關乎資金的問題」。社會愈躁動，題材也相對增加，拿起攝錄機，反映社會現實，記錄生活，Ruby 說多事的香港或許可帶來很多題材，「不過記着不是做時事，香港實在走得太快，今天是頭條明天是另一回事，找不到好的主題好的故事便拍不成」。Ruby慨嘆在香港難找拍紀錄片的人才。「不是沒有人才，大學也有很多課程，可是學生畢業後出路不多，而且很多人已北上發展，特別是拍紀錄片的攝影師，一般是一人跟進整個拍攝過程，這樣他才會投入，就是要時間。」
拍紀錄片，就是時間，在走得太快的香港，難怪。
穎州的孩子＋仇崗衛士
（CNEX紀錄片影院）
日期：十二月四日
時間：晚上8時20分
地點：百老匯電影中心
紀錄片達人﹕楊紫燁（Ruby Yang）
資深華人電影工作者。曾導演和剪輯多部影片和紀錄片，並獲得多個國際獎項，包括艾美獎（Emmy Award）、Alfred I. duPont-Columbia University Award 等。 她執導《穎州的孩子》（The Blood of Yingzhou District）在 2007 獲得第 79 屆美國奧斯卡最佳紀錄短片獎（Oscar Winner），《仇崗衛士》（The Warriors of Qiugang），在 2011 年獲得美國奥斯卡最佳紀錄短片獎提名。2011 年受邀當選奥斯卡金像獎評委。
文：林喜兒 編輯：蔡曉彤 圖： 受訪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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