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0421-余杰：威權主義孕育出的「臣民人格」
余杰：威權主義孕育出的「臣民人格」
20:00 21/4/2014
「太陽花學運」中「反服貿」群體和「反反服貿」群體的對峙，再次凸顯出臺灣是一個分裂甚至撕裂的社會。如果只是一個走馬觀花的外來者，很容易人云亦云地說，這是藍綠對立、統獨對立、本省和外省人的對立。從表面上看，此種論述有一定的道理。但據我對臺灣社會的長期觀察，我不認同這種刻意誤導的既定觀念。
臺灣社會固然是一個分裂的社會，但這種分裂的本質不是省籍、族群和政黨的差異，而是臣民與公民的巨大差距。比如，在本省人中，既有臣民，也有公民；在外省人中，也是既有臣民，也有公民。臣民與公民這兩種不同的身份認同，顯示了兩個世代、兩種人格形態和人生選擇。面對不公義的政治、法治、經濟、文化制度，臣民的選擇是順服，公民的選擇是抗命。
何謂臣民？有臣，必先有君。以「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等級秩序為權力分配標準的儒家文化，以「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的大一統觀念為專制制度支撐的皇權體制，打造出了兩千年不變的臣民人格。用香港評論家陶傑的話來說，亞洲人最大的人類學特徵，就是集體的順從（Collective Obedience）。
走進中國的富士康工廠，或河內的製衣工藝廠，景觀都一樣熟悉：二百個男女勞工，分坐在幾十排，坐在運輸帶、機器、或工具之前，每人只做一個動作：縫袖子、紉衣領、或者將一個零件放進盒子裏的一小格子。「亞洲價值觀」的動作機械而重複，與北韓在體育館裏的千人圖案操完全一樣，只是北韓將亞洲人的「強項」用於個人崇拜，如果有一天北韓也「改革開放」，北韓也可以開幾百家T恤工廠。
而在俄國流亡詩人布羅茨基看來，亞洲是一個嚴重限制人權的獨裁制的社會，是一條「精神絕路」，在他筆下的亞洲、伊斯蘭教和韃靼統治，都是關於集體主義的比喻。布羅茨基在與米蘭•昆德拉的一場論戰中，甚至開誠佈公地指出，在中歐還處在專制體制和集體主義意識形態的重壓之下，它應該被稱為「西方的亞洲」。
臺灣固然不屬於中國，但臺灣仍然屬於亞洲。所以，臺灣分享了亞洲的集體主義和專制主義傳統。晚近三十年來，臺灣逐步走向民主化，看得見的憲政體制很快實現了轉換或創建，但看不見的人的精神世界和思維方式卻在相當程度上還停留在昔日的威權體制和文化之下。許多頭銜亮麗的部長、院士、教授、作家，骨子裡仍然是匍匐于君王腳下的臣民，他們與獨裁中國趨炎附勢的「依附型知識精英」一樣，充當著「維穩知識人」的角色。
在「太陽花學運」期間，清大教授兼台灣聯合大學系統副校長劉容生稱讚黑道出身的白狼「說出了社會大眾不敢說的話，打了學生一個學校不敢打的耳光」。交通大學校長吳妍華「向社會道歉」，因為「大學沒有把學生教好」。這些學者都是理工科背景，在專業領域或許有一技之長，但在面對社會政治議題時，立即暴露出了「臣民人格」。
此前，中央大學教授洪蘭在《人間福報》發表題為《丟鞋，不如把鞋穿好》的專欄文章，對大學生的公民抗命運動口誅筆伐，並以一副為人師表狀宣告：「我們有責任教孩子明辨是非：踹部長的門、噴紅油漆、丟臭鞋，這些是暴力行為，都是不對的。」這段話看上去道德高尚、義正詞嚴。遺憾的是，這位教授出版的劣質譯著遭到讀者的抗議浪潮，出版社認錯並承諾收回退貨。而作為譯者的洪教授卻拒絕公開道歉，她早已失去了以身作則的公信力，哪裡還有教別人「明辨是非」的資格呢？
洪蘭教授將像扔鞋這樣的民眾抗議行為提升到暴力的層面上，聲稱：「台灣是個有法治的民主國家，訴諸暴力是自貶身價，而且暴力並不能解決問題。」她只差沒有譴責扔鞋的學生是「暴徒」了。要是早知道扔鞋的始作俑者清大學生陳為廷會成為「太陽花學運」的領袖，不僅扔鞋，而且佔領國會議場，「暴徒」之說或許早就脫口而出。
其實，扔鞋是一個象徵性的抗議行為。一般情況下，鞋子大都打不中對象；即便打中，對方也不會「傷筋動骨」。以暴力來形容之，實在是言之過甚。
如果説扔鞋是一種「不可接受的暴力」，那麼，殘民以逞的縣長劉政鴻強行拆除民宅，逼死戶主之後還要硬闖死者靈堂；軍隊裡的一群長官將無辜的士兵洪仲丘淩虐致死，並上下串通、掩蓋真相；剛愎自用的總統馬英九不顧主流民意的反對，續建核電廠，讓全民生活在核災的陰影下；血債累累的黑幫頭子張安樂衣錦還鄉、呼風喚雨，視法律如同虛設；權力無邊的特偵組監聽國會電話，宛如一出臺灣版的「水門事件」……這一切的一切，難道不是更可怕的暴力嗎？
在「太陽花學運」中，員警過度使用暴力驅離沖入行政院的學生和市民，造成上百人受不同程度的人身傷害。在臉書上，我看到許多鮮血淋漓的照片，人們驚呼，一夜之間回到美麗島事件的場景；美國《時代》週刊在報導中指出，「太陽花學運」是「臺北之戰」，顯示出臺灣年輕人對中國的憂慮，更稱這場流血運動，讓人想起發生在一九四七年的「二二八」事件。就連一些身在員警家庭的小學生生，也當面質問父親：「爸爸，你為什麼要打那些善良的哥哥姐姐呢？」
這才是應當譴責的暴力。真正的暴力是國家暴力。首先，統治者手上掌握了軍警憲特等鎮壓機器，以及嚴密的監控體系。與之相比，民眾反抗國家暴力的手段和資源相當有限，兩者處於不對等狀態。掌權者運用國家機器對民眾施加暴力，臺灣有「二二八」屠殺，北京有「天安門」屠殺，一旦掌權者發號施令，瞬間便血流成河、哀鴻遍野。即便是作為成熟的憲政共和國的美國，六十年代民權運動此起彼伏之際，政府也曾多次使用武力鎮壓，造成一定的人員傷亡。所以，監督和控制政府對公民亂用鎮壓機器，才是獨立知識份子不可推卸之責任。
其次，掌權者通常掌控龐大的文宣機器，輕而易舉地將反抗者妖魔化為「暴徒」。國共兩黨共同發展出一套「暴民敘事學」，成為其「反動的修辭」的重要組成部分。比如，多年來，國民黨一直抹黑反對運動，在其控制的媒體上將街頭運動的參與者描述成如狼似虎的「暴徒」，偏偏迴避鐵的事實：「二二八」屠殺的劊子手是誰？江南案、陳文成案、林宅血案等暴力事件的幕後元兇又是誰？共產黨更是青出於藍而勝於藍，將一九八九年的天安門民主運動抹黑為「反革命暴亂」；近年來最為溫和的「零八憲章運動」和「新公民運動」，也被歸入顛覆的行列。
在此情形下，如果你不願乖乖地當跟螞蟻一樣可能被統治者隨意踩死的「臣民」和「順民」，你就是桀驁不馴的、「破壞安定團結大好局面」的「暴民」和「暴徒」。如果在統治者眼裡，滿街皆暴徒、遍地是敵人，這樣的政權，若不是赤裸裸的「暴政」，什麼才是「暴政」？
原以為，臺灣解嚴以後，「暴徒製造法」已遁入歷史。殊不知，這一套白色恐怖時代的宣傳術，又在洪蘭教授的筆下「起死回生」。洪蘭和她的同路人宣稱，扔鞋不能扔出光明的未來；但是，公民不服從運動的真義就是，每一隻鞋都是一張不可輕侮的選票，讓當權者及其御用文人心驚膽戰。
作者：余杰 (中國旅美獨立作家)
20:00 21/4/2014
「太陽花學運」中「反服貿」群體和「反反服貿」群體的對峙，再次凸顯出臺灣是一個分裂甚至撕裂的社會。如果只是一個走馬觀花的外來者，很容易人云亦云地說，這是藍綠對立、統獨對立、本省和外省人的對立。從表面上看，此種論述有一定的道理。但據我對臺灣社會的長期觀察，我不認同這種刻意誤導的既定觀念。
臺灣社會固然是一個分裂的社會，但這種分裂的本質不是省籍、族群和政黨的差異，而是臣民與公民的巨大差距。比如，在本省人中，既有臣民，也有公民；在外省人中，也是既有臣民，也有公民。臣民與公民這兩種不同的身份認同，顯示了兩個世代、兩種人格形態和人生選擇。面對不公義的政治、法治、經濟、文化制度，臣民的選擇是順服，公民的選擇是抗命。
何謂臣民？有臣，必先有君。以「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等級秩序為權力分配標準的儒家文化，以「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的大一統觀念為專制制度支撐的皇權體制，打造出了兩千年不變的臣民人格。用香港評論家陶傑的話來說，亞洲人最大的人類學特徵，就是集體的順從（Collective Obedience）。
走進中國的富士康工廠，或河內的製衣工藝廠，景觀都一樣熟悉：二百個男女勞工，分坐在幾十排，坐在運輸帶、機器、或工具之前，每人只做一個動作：縫袖子、紉衣領、或者將一個零件放進盒子裏的一小格子。「亞洲價值觀」的動作機械而重複，與北韓在體育館裏的千人圖案操完全一樣，只是北韓將亞洲人的「強項」用於個人崇拜，如果有一天北韓也「改革開放」，北韓也可以開幾百家T恤工廠。
而在俄國流亡詩人布羅茨基看來，亞洲是一個嚴重限制人權的獨裁制的社會，是一條「精神絕路」，在他筆下的亞洲、伊斯蘭教和韃靼統治，都是關於集體主義的比喻。布羅茨基在與米蘭•昆德拉的一場論戰中，甚至開誠佈公地指出，在中歐還處在專制體制和集體主義意識形態的重壓之下，它應該被稱為「西方的亞洲」。
臺灣固然不屬於中國，但臺灣仍然屬於亞洲。所以，臺灣分享了亞洲的集體主義和專制主義傳統。晚近三十年來，臺灣逐步走向民主化，看得見的憲政體制很快實現了轉換或創建，但看不見的人的精神世界和思維方式卻在相當程度上還停留在昔日的威權體制和文化之下。許多頭銜亮麗的部長、院士、教授、作家，骨子裡仍然是匍匐于君王腳下的臣民，他們與獨裁中國趨炎附勢的「依附型知識精英」一樣，充當著「維穩知識人」的角色。
在「太陽花學運」期間，清大教授兼台灣聯合大學系統副校長劉容生稱讚黑道出身的白狼「說出了社會大眾不敢說的話，打了學生一個學校不敢打的耳光」。交通大學校長吳妍華「向社會道歉」，因為「大學沒有把學生教好」。這些學者都是理工科背景，在專業領域或許有一技之長，但在面對社會政治議題時，立即暴露出了「臣民人格」。
此前，中央大學教授洪蘭在《人間福報》發表題為《丟鞋，不如把鞋穿好》的專欄文章，對大學生的公民抗命運動口誅筆伐，並以一副為人師表狀宣告：「我們有責任教孩子明辨是非：踹部長的門、噴紅油漆、丟臭鞋，這些是暴力行為，都是不對的。」這段話看上去道德高尚、義正詞嚴。遺憾的是，這位教授出版的劣質譯著遭到讀者的抗議浪潮，出版社認錯並承諾收回退貨。而作為譯者的洪教授卻拒絕公開道歉，她早已失去了以身作則的公信力，哪裡還有教別人「明辨是非」的資格呢？
洪蘭教授將像扔鞋這樣的民眾抗議行為提升到暴力的層面上，聲稱：「台灣是個有法治的民主國家，訴諸暴力是自貶身價，而且暴力並不能解決問題。」她只差沒有譴責扔鞋的學生是「暴徒」了。要是早知道扔鞋的始作俑者清大學生陳為廷會成為「太陽花學運」的領袖，不僅扔鞋，而且佔領國會議場，「暴徒」之說或許早就脫口而出。
其實，扔鞋是一個象徵性的抗議行為。一般情況下，鞋子大都打不中對象；即便打中，對方也不會「傷筋動骨」。以暴力來形容之，實在是言之過甚。
如果説扔鞋是一種「不可接受的暴力」，那麼，殘民以逞的縣長劉政鴻強行拆除民宅，逼死戶主之後還要硬闖死者靈堂；軍隊裡的一群長官將無辜的士兵洪仲丘淩虐致死，並上下串通、掩蓋真相；剛愎自用的總統馬英九不顧主流民意的反對，續建核電廠，讓全民生活在核災的陰影下；血債累累的黑幫頭子張安樂衣錦還鄉、呼風喚雨，視法律如同虛設；權力無邊的特偵組監聽國會電話，宛如一出臺灣版的「水門事件」……這一切的一切，難道不是更可怕的暴力嗎？
在「太陽花學運」中，員警過度使用暴力驅離沖入行政院的學生和市民，造成上百人受不同程度的人身傷害。在臉書上，我看到許多鮮血淋漓的照片，人們驚呼，一夜之間回到美麗島事件的場景；美國《時代》週刊在報導中指出，「太陽花學運」是「臺北之戰」，顯示出臺灣年輕人對中國的憂慮，更稱這場流血運動，讓人想起發生在一九四七年的「二二八」事件。就連一些身在員警家庭的小學生生，也當面質問父親：「爸爸，你為什麼要打那些善良的哥哥姐姐呢？」
這才是應當譴責的暴力。真正的暴力是國家暴力。首先，統治者手上掌握了軍警憲特等鎮壓機器，以及嚴密的監控體系。與之相比，民眾反抗國家暴力的手段和資源相當有限，兩者處於不對等狀態。掌權者運用國家機器對民眾施加暴力，臺灣有「二二八」屠殺，北京有「天安門」屠殺，一旦掌權者發號施令，瞬間便血流成河、哀鴻遍野。即便是作為成熟的憲政共和國的美國，六十年代民權運動此起彼伏之際，政府也曾多次使用武力鎮壓，造成一定的人員傷亡。所以，監督和控制政府對公民亂用鎮壓機器，才是獨立知識份子不可推卸之責任。
其次，掌權者通常掌控龐大的文宣機器，輕而易舉地將反抗者妖魔化為「暴徒」。國共兩黨共同發展出一套「暴民敘事學」，成為其「反動的修辭」的重要組成部分。比如，多年來，國民黨一直抹黑反對運動，在其控制的媒體上將街頭運動的參與者描述成如狼似虎的「暴徒」，偏偏迴避鐵的事實：「二二八」屠殺的劊子手是誰？江南案、陳文成案、林宅血案等暴力事件的幕後元兇又是誰？共產黨更是青出於藍而勝於藍，將一九八九年的天安門民主運動抹黑為「反革命暴亂」；近年來最為溫和的「零八憲章運動」和「新公民運動」，也被歸入顛覆的行列。
在此情形下，如果你不願乖乖地當跟螞蟻一樣可能被統治者隨意踩死的「臣民」和「順民」，你就是桀驁不馴的、「破壞安定團結大好局面」的「暴民」和「暴徒」。如果在統治者眼裡，滿街皆暴徒、遍地是敵人，這樣的政權，若不是赤裸裸的「暴政」，什麼才是「暴政」？
原以為，臺灣解嚴以後，「暴徒製造法」已遁入歷史。殊不知，這一套白色恐怖時代的宣傳術，又在洪蘭教授的筆下「起死回生」。洪蘭和她的同路人宣稱，扔鞋不能扔出光明的未來；但是，公民不服從運動的真義就是，每一隻鞋都是一張不可輕侮的選票，讓當權者及其御用文人心驚膽戰。
作者：余杰 (中國旅美獨立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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