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0427-梁文道：絕交
梁文道：絕交
10:53 27/4/2014
米蘭．昆德拉在文集《相遇》裏頭有這麼一段話：「我看着法國詩人勒內．夏爾走在德國哲學家海德格爾旁邊的照片。一個是以參加對抗德國佔領的抵抗運動受到讚揚，另一個則是因為曾在生命的某個時刻對初生的納粹主義表示認同而受到詆毀。照片拍攝的日期是在戰後。我們看到的是他們的背影，他們頭上都戴着帽子，一個高，一個矮，走在大自然裏。我非常喜歡這張照片。」
我也很喜歡這個場景，並且想像那大概是在勒內．夏爾普羅旺斯老家附近的某座小丘，某個下午，海德格遠道來訪，兩人遂結伴出門，走在緩坡的雜草地上頭，邊走邊聊，當然也會沉默下來，抬頭看見林木間灑下的光線，留神鳥鳴與落葉的聲音，或者聆聽沉默自身。畢竟，除了政治、戰爭，以及意識形態，這個世界還有很多其他別的存在。
流亡之前，昆德拉曾經和另一個處境和他同樣不妙的朋友激烈爭吵，吵到對彼此生出恨意的地步，就只不過是為了當時捷克最知名最重要的作者赫拉巴爾。並不是大家對他作品評價的差別太大，不，赫拉巴爾是他們那代捷克人公認的偉大小說家，這沒甚麼好爭議的。他們吵架的真正理由竟然是為了赫拉巴爾到底應不應該出版小說。昆德拉覺得表面上遠離政治的赫拉巴爾還能繼續出版，是他們所有人的幸運：「只要有一本赫拉巴爾的書，對於人們，對於人們的精神自由，它的效用大過我們抗議的行動和聲明！」可他的朋友卻憤怒指摘赫拉巴爾：「他怎麼可以在他的同行被禁止發表作品的時候，還讓別人出版他的書？他怎麼可以用這種方式替政府背書，連一句抗議的話都不說？他的所作所為令人厭惡，赫拉巴爾是個通敵分子。」
同類的爭論，後來還會反覆出現在不同的年代不同的地方，包括中國。但是過了很多年之後，對於漸漸變老了的昆德拉來說，那次爭吵的重點已經不再是一個極權體制之內的作家應該如何表現；回想往事，他現在更加關心的是自己和那位朋友的友誼。兩個人都是被迫害的人，兩個人都活在彼此重叠的圈子之內，而且兩個人都還很談得來；然而，他們對政治和藝術的關係，對政治價值的重要程度，卻有着截然不同的判斷。於是友誼就此產生裂痕。
究竟政治有多重要？友誼又有多麼可貴呢？兩者權衡，能否分得出高下輕重？昆德拉自然比較看重友誼的價值，所以他喜歡海德格和勒內．夏爾一起散步的那張照片，也被布勒東與阿拉貢晚年重拾友情的故事感動。所以他說：「在我們的時代，人們學會讓友誼屈從於所謂的信念，甚至因為道德上的正確性而感到自豪。事實上，必須非常成熟才能理解，我們所捍衞的主張只是我們比較喜歡的假設，它必然是不完美的，多半是過渡性的，只有非常狹隘的人才會把它當成某種確信之事或真理。對某個朋友的忠誠和對某種信念的幼稚忠誠相反，前者是一種美德，或許是唯一的、最後的美德。」
我不太敢肯定對朋友的忠誠是否真是最後且唯一的美德，甚至不敢確認這種忠誠一定要比對一些政治信念的忠誠重要。因為在我所身處的這個華人社會之內，身邊有太多太多遵循相反教條的人，使我幾乎以為，正確的政治立場和對這種立場最堅定的信仰，方是人間至善。在我不曾經歷過的那些年頭和地方，有許多人為了政治鬥爭故人，還不一定是為了自保求存，卻是誠心相信過去的深厚交情真的只不過是被蒙蔽了的「小資情趣」。在我生活過的台灣和香港，則更是親身見識過好些相識幾十年的朋友怎樣因為政治立場的分別，鬧到不能共存在同一個屋檐之下的境地。政治可以傷害友誼，故此某些國家會有初識不談政治（也不談宗教）的習慣，有時甚至連老友都會在見面的時候避談國事，十分默契。但我們華人不同，和陌生人說政治罵政府往往就和英國人談天氣一樣，是種打破尷尬沉默的閒碎。同時我們又還弔詭地相信，政治是件死生與共的人生頭等大事，絕對不能像陰天下雨打把傘就好那麼隨便。所以我們可以輕易地談起政治，輕易地為政治爭得面紅耳熱，然後輕易地絕交（反正，活在這個年代，絕交用不着紅筆寫信，按個鍵就好）。
因此在我看來，我們該問的不是昆德拉式的問題，不是政治和友情誰比較重要；而是政治為甚麼會變得巨大到這種程度，蓋過了其他一切重要的人的質素？一個朋友，由於我在某件事上和他的看法不同，我就覺得他和我的政治立場不共戴天；儘管我和他在別的事情上頭沒有那麼大的差異。又由於我認為彼此政治立場有別，所以我就開始懷疑他其實是個壞人，動氣時破囗臭罵他是禽獸，甚至詛咒他要下到十八層地獄了；儘管我記得當年相互扶助勸勉的日子，知道他的某些善良，還會想起他在困頓時刻那最最人性的軟弱無助。因為政治立場真的就是這麼重要，重要過誠實，重要過孝順，重要過仁慈，重要過寬容，重要過勇敢，重要過聰明…。即便他擁有一切傳統上稱美的品性，只要他在政治立場上犯了錯，他就該被鄙夷，值得叫做「腦殘」，是我們之中的叛徒和奸賊。在這個層面上講，今天的我們和文革年代的很多人是一樣的，因為我們都以為政治是第一以及唯一。何以致此？會不會是我們所面對的政治體制一方面龐大如巨獸，決定了我們生活的所有；同時又出現了根本的道德問題，使我們在做為人類的各種意義上沉淪失位（即便民主如台灣，人們也還是把政治問題看成是基本的人的身份問題，不可閃失）；乃至於政治就是最首要的存在處境，容不得半點錯失，更加不能當成天氣話題開玩笑呢？
這事我還得再花點力氣想想。不如說回昆德拉吧，我猜有人可能會覺得他這番關於政治和友誼的感慨，多少出自他的心虛。他和哈維爾這兩個老友在上世紀六十年代的爭持，至今仍被詬病，認為他只是軟弱而已。五、六年前，甚至有人「揭發」他當年曾向秘密警察告密，害人下獄。普遍被認為站在歷史上勝利那一方的哈維爾立刻出來替他辯護；就算當年大家立場南轅北轍，哈維爾仍然堅信故人的品德，覺得那些非議昆德拉的年輕人不了解當時的局勢。在那篇文章的最後，七十二歲的哈維爾留了一條訊息給幾十年沒見過面的昆德拉：「米蘭，試着去超過所有事情！你知道，生命中總會發生一些壞事，然後還被媒體中傷」。
梁文道
10:53 27/4/2014
米蘭．昆德拉在文集《相遇》裏頭有這麼一段話：「我看着法國詩人勒內．夏爾走在德國哲學家海德格爾旁邊的照片。一個是以參加對抗德國佔領的抵抗運動受到讚揚，另一個則是因為曾在生命的某個時刻對初生的納粹主義表示認同而受到詆毀。照片拍攝的日期是在戰後。我們看到的是他們的背影，他們頭上都戴着帽子，一個高，一個矮，走在大自然裏。我非常喜歡這張照片。」
我也很喜歡這個場景，並且想像那大概是在勒內．夏爾普羅旺斯老家附近的某座小丘，某個下午，海德格遠道來訪，兩人遂結伴出門，走在緩坡的雜草地上頭，邊走邊聊，當然也會沉默下來，抬頭看見林木間灑下的光線，留神鳥鳴與落葉的聲音，或者聆聽沉默自身。畢竟，除了政治、戰爭，以及意識形態，這個世界還有很多其他別的存在。
流亡之前，昆德拉曾經和另一個處境和他同樣不妙的朋友激烈爭吵，吵到對彼此生出恨意的地步，就只不過是為了當時捷克最知名最重要的作者赫拉巴爾。並不是大家對他作品評價的差別太大，不，赫拉巴爾是他們那代捷克人公認的偉大小說家，這沒甚麼好爭議的。他們吵架的真正理由竟然是為了赫拉巴爾到底應不應該出版小說。昆德拉覺得表面上遠離政治的赫拉巴爾還能繼續出版，是他們所有人的幸運：「只要有一本赫拉巴爾的書，對於人們，對於人們的精神自由，它的效用大過我們抗議的行動和聲明！」可他的朋友卻憤怒指摘赫拉巴爾：「他怎麼可以在他的同行被禁止發表作品的時候，還讓別人出版他的書？他怎麼可以用這種方式替政府背書，連一句抗議的話都不說？他的所作所為令人厭惡，赫拉巴爾是個通敵分子。」
同類的爭論，後來還會反覆出現在不同的年代不同的地方，包括中國。但是過了很多年之後，對於漸漸變老了的昆德拉來說，那次爭吵的重點已經不再是一個極權體制之內的作家應該如何表現；回想往事，他現在更加關心的是自己和那位朋友的友誼。兩個人都是被迫害的人，兩個人都活在彼此重叠的圈子之內，而且兩個人都還很談得來；然而，他們對政治和藝術的關係，對政治價值的重要程度，卻有着截然不同的判斷。於是友誼就此產生裂痕。
究竟政治有多重要？友誼又有多麼可貴呢？兩者權衡，能否分得出高下輕重？昆德拉自然比較看重友誼的價值，所以他喜歡海德格和勒內．夏爾一起散步的那張照片，也被布勒東與阿拉貢晚年重拾友情的故事感動。所以他說：「在我們的時代，人們學會讓友誼屈從於所謂的信念，甚至因為道德上的正確性而感到自豪。事實上，必須非常成熟才能理解，我們所捍衞的主張只是我們比較喜歡的假設，它必然是不完美的，多半是過渡性的，只有非常狹隘的人才會把它當成某種確信之事或真理。對某個朋友的忠誠和對某種信念的幼稚忠誠相反，前者是一種美德，或許是唯一的、最後的美德。」
我不太敢肯定對朋友的忠誠是否真是最後且唯一的美德，甚至不敢確認這種忠誠一定要比對一些政治信念的忠誠重要。因為在我所身處的這個華人社會之內，身邊有太多太多遵循相反教條的人，使我幾乎以為，正確的政治立場和對這種立場最堅定的信仰，方是人間至善。在我不曾經歷過的那些年頭和地方，有許多人為了政治鬥爭故人，還不一定是為了自保求存，卻是誠心相信過去的深厚交情真的只不過是被蒙蔽了的「小資情趣」。在我生活過的台灣和香港，則更是親身見識過好些相識幾十年的朋友怎樣因為政治立場的分別，鬧到不能共存在同一個屋檐之下的境地。政治可以傷害友誼，故此某些國家會有初識不談政治（也不談宗教）的習慣，有時甚至連老友都會在見面的時候避談國事，十分默契。但我們華人不同，和陌生人說政治罵政府往往就和英國人談天氣一樣，是種打破尷尬沉默的閒碎。同時我們又還弔詭地相信，政治是件死生與共的人生頭等大事，絕對不能像陰天下雨打把傘就好那麼隨便。所以我們可以輕易地談起政治，輕易地為政治爭得面紅耳熱，然後輕易地絕交（反正，活在這個年代，絕交用不着紅筆寫信，按個鍵就好）。
因此在我看來，我們該問的不是昆德拉式的問題，不是政治和友情誰比較重要；而是政治為甚麼會變得巨大到這種程度，蓋過了其他一切重要的人的質素？一個朋友，由於我在某件事上和他的看法不同，我就覺得他和我的政治立場不共戴天；儘管我和他在別的事情上頭沒有那麼大的差異。又由於我認為彼此政治立場有別，所以我就開始懷疑他其實是個壞人，動氣時破囗臭罵他是禽獸，甚至詛咒他要下到十八層地獄了；儘管我記得當年相互扶助勸勉的日子，知道他的某些善良，還會想起他在困頓時刻那最最人性的軟弱無助。因為政治立場真的就是這麼重要，重要過誠實，重要過孝順，重要過仁慈，重要過寬容，重要過勇敢，重要過聰明…。即便他擁有一切傳統上稱美的品性，只要他在政治立場上犯了錯，他就該被鄙夷，值得叫做「腦殘」，是我們之中的叛徒和奸賊。在這個層面上講，今天的我們和文革年代的很多人是一樣的，因為我們都以為政治是第一以及唯一。何以致此？會不會是我們所面對的政治體制一方面龐大如巨獸，決定了我們生活的所有；同時又出現了根本的道德問題，使我們在做為人類的各種意義上沉淪失位（即便民主如台灣，人們也還是把政治問題看成是基本的人的身份問題，不可閃失）；乃至於政治就是最首要的存在處境，容不得半點錯失，更加不能當成天氣話題開玩笑呢？
這事我還得再花點力氣想想。不如說回昆德拉吧，我猜有人可能會覺得他這番關於政治和友誼的感慨，多少出自他的心虛。他和哈維爾這兩個老友在上世紀六十年代的爭持，至今仍被詬病，認為他只是軟弱而已。五、六年前，甚至有人「揭發」他當年曾向秘密警察告密，害人下獄。普遍被認為站在歷史上勝利那一方的哈維爾立刻出來替他辯護；就算當年大家立場南轅北轍，哈維爾仍然堅信故人的品德，覺得那些非議昆德拉的年輕人不了解當時的局勢。在那篇文章的最後，七十二歲的哈維爾留了一條訊息給幾十年沒見過面的昆德拉：「米蘭，試着去超過所有事情！你知道，生命中總會發生一些壞事，然後還被媒體中傷」。
梁文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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