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0427-張愛玲

說好永遠的，不知怎麼就散了。
最後自己想來想去，竟然也搞不清楚當初是什麼原因把彼此分開的。
然後，你忽然醒悟，感情原來是這麼脆弱的。
經得起風雨，卻經不起平凡......

——張愛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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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1213-陶傑：BNO、蠢老鼠

陶傑：BNO、蠢老鼠 2009年12月13日 香港的BNO護照，也就是英國公民（海外）籍，有人欣喜若狂地發現個案，入境歐洲，不但免簽證，而且可以在歐洲一些國家長期居留。 最先在網絡奔走相告，繼而見諸華文報紙，然後有人理直氣壯要求英國政府「確認」。好，歐盟正式回應：對不起，BNO不是英國正式公民身份，沒有在歐洲的定居權。 以這件鬧劇，看出香港人折騰二十年，到底學會幾多「政治智慧」。 英國加入歐盟，歐洲有人權法。歐盟沒有一個國家像英國一樣，有一種叫BNO的二奶護照。 不錯，這是一個法律漏洞，加上歐洲對英國不太親善，英國加入歐盟之後，除了英鎊獨立，歐盟許多政策和人權法，凌駕於英國議會，這是當年戴卓爾夫人反對英國跟歐洲一體化的原因。 但是，歐洲與英國一樣，都討厭大量中國人、黑人、伊斯蘭教的阿拉伯裔少數民族入侵。歐洲近年受溫州人和福青幫滋擾，對於黃禍，早有厭懼。 BNO本來是歐盟和英國移民法之間的一道小縫隙。在一所屋子裏，牆角有一道小縫，地窖有一窩小老鼠。聰明的小老鼠，看見這道陽光透進來的小縫，絕不會聲張，吱吱大叫，奔走相告，然後放炮仗慶祝，公告地窖底下的小老鼠族群：瞧上面，有一條通往廚房的生路，一起殺過去，外面有蛋糕芝士，有社會福利。 聰明的小老鼠，會自己顧自己，悄悄的閃身潛逃出去，因為神不知、鬼不覺。BNO的漏洞，道理也一樣，悄悄開溜，跑得一個是一個。歐洲冷門的小鎮，官員心地善良，品性純樸，從來沒見過狡獪鑽營的中國人。三五年之後，看見寧靜的阿爾卑斯山下多了幾處喧嘩的唐人街，才會發覺上了當，但那時，BNO已經偷渡過去三五萬，再也趕不回來。 只有最蠢最蠢的小老鼠，才會把漏洞公開，拉着歐盟和英國人的衫尾，叫他們清楚「交代」。歐洲雖與英國不和，對黃禍的看法是一致的，你既迫他「表態」，他當然名正言順給你塞洞關門。從此，「BNO」無歐洲居留權這一句，就會輸入電腦，連列支頓士登的移民局小官一打開，就有一條紅色的提醒。 許多事情，因為敏感，只可以悄悄做，不要公開問，更不要「澄清」，在大陸辦事，持BNO潛逃歐洲，一樣道理。一條生路，就此堵死，香港人不會搞政治，蠢得很。不過，也沒有損失嘛，中國那麼強大，七百萬市民，人人愛國，去歐洲乞米呀？  陶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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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506-批判地理達人鄧永成，土地供應與公義的矛盾人，鄧永成寄語學生：當香港被規劃時……

批判地理達人鄧永成，土地供應與公義的矛盾人，鄧永成寄語學生：當香港被規劃時…… 2018/5/6 【明報專訊】鄧永成說，他有好一些學生，畢業後加入了規劃署。梁振英來到要「盲搶地」，指令下來，學生心裏萬般不同意也得照做：「變成矛盾人，但在體制之中也無辦法，你要諒解。」 「但我不曾有過掙扎，或者說，我一早已經掙扎過。」 有時候人生的轉向就是一念之間。回到還未是浸大地理系教授的日子，80年代初，在加拿大取得城市規劃碩士學位後，父親離世，回港盡長子責任照顧家庭：「剛巧規劃署請人，便去試下。」未幾，政府寄來通知書，他獲取錄了。手握高薪厚職的公務員生涯通行書，他暗下思忖，回想求學時期讀到過的種種，這樣做可以改變到社會、 改變到城市嗎？不。他將鐵飯票放下，在當年還叫浸會書院的地方，擔起一份小小的助理講師教職：「人工低很多，但那個年代，至少還容許我這樣做。」 不止點用塊地 追究城市邏輯 草根生「把書讀好」 留洋開眼界 鄧永成沒有手提電話，他說他終日都在辦公室，要找他方便，見面數次，總是穿同一款式的格子襯衫，做學問的人大概都把心思留給書本，像很多年前那個簡單的年代。「我們這些傳統工人階級家庭出身，在殖民地環境下成長，腦裏想着的，基本上就是把書讀好。」因為中學時期學過地理，上到大學理所當然選修地理科，在加拿大麥基爾大學以全系第一名畢業，內心卻不是味兒，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當時覺得，把書讀好，就是這樣？」帶着疑問，他到多倫多大學攻讀碩士，遇上論文指導老師Shoukry Roweis。 「第一堂聽他的開場白，講城市理論，大開眼界，那時才發現，咦，原來應該認真去超越土地用途本身，追尋背後的邏輯是什麼。」Shoukry Roweis一輩的學者，50年前受六八學運啟蒙，反建制，批判資本主義，他和另一學者Allan Scott創立了多倫多學派，與整個學術界一同思考如何應對60年代伊始，資本主義下的城市高速發展。 規劃師做不了的：教書找問題癥結 「我還記得跟他做project，講完一大輪，突然拋低兩本書叫我回去看。」枕頭書上密密麻麻的蠅頭小字，記錄不同學者如何分析詮釋馬克思的理論思想，他沒有讀過馬克思，看得一頭霧水：「唯有回去讀基本，整個人生階段，就是從一心只打算把書讀好，卻愈讀愈多反思，看到了資本主義的影響，後來覺得即使成為了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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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若英：易副官 2011年05月08日 他真正的名字是甚麼，我不是很確定，但可能也不重要。對我而言，他就是易副官，知不知道他的本名，並不會改變他在我心目中的地位。我從小就叫他「易」。他那個易，聲音不是往下，不是容易的「易」，我喊他，都是往上揚起的，像「移──」而且，尾音永遠要拖長。家裏其他的人都喊他「易副官」。一直到我走進他的告別式現場之前，我都以為他的全名就叫「易副官」。 他就住在我家前院的那間小房間，一進大門穿過院子的第一間。甚麼人來來去去，進出我家，都必須經過他的窗口。易副官很瘦，又黑，三分頭，卻掩不住灰白交錯的髮色，小時候我說他像猿人。他常常就叼根菸坐在他那小房間的窗口，豎着耳朵等着我公公的指令。 人們喜歡說小孩子單純，但我從來不這樣認為，因為我就是一個不單純的例子。我從小就知道，「易」是可以欺負的。既然可以欺負，我就不會放過他。他不會去告狀，也不會生氣，不會報復，更不會記恨。甚至可以說，我想要甚麼，他都盡量滿足我，我闖了禍，他的任務就是盡量幫我隱藏。 易走了以後，我常常怕自己會忘記他，畢竟我懂事的時候，他已經很老很老了。我能知道多少他的心情？我能記得他多少？但後來發現，我愈往下活，他在我心中的形象就愈鮮明。 他跟着公公多久沒有人算得清楚。傳說他十三歲就是湖南老家的家僕，而後公公進學，他就變成書僮，每天跟着去學堂，一站就是一上午，公公放學再安全地把他送回家。黃埔軍校開辦，十四歲的公公在「十萬青年十萬軍」的感召下，謊報年齡，上了黃埔軍校。於是，易，就也跟着去從軍。公公報效國家，易副官報效我公公。 離開黃埔後，公公赴俄念書，易跟不去，就在家鄉等他回來。公公回國，生了我爸爸，他就成了我爸爸的保母，生了我叔叔，又成了我叔叔的保母。後來公公撤退到台灣，有了姑姑，當然，他又成了姑姑的保母。直到連孫少爺孫小姐都長大了，易搖身一變，又成了家裏掌廚的。這不奇怪，因為只有他能做出一手地道湖南家鄉菜。從小我便當裏的菜都是他給準備的，他的臘肉與糖醋排骨都是絕品，也都是我自此沒有再品嘗過的味道。 搬去跟祖父母住的時候，我三歲，他六十八歲。從那一天起，他的新任務，就是當我的保母。小時候家裏幾乎不讓我跟附近的小朋友玩，也因為自家有院子，所以我遊樂場就完全建立在那個當時覺得很大的前院裏。而我最重要的玩伴，就是這位已經七十好幾的「易」。 第一次打羽毛球就是他陪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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