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0423-阮穎嫻：商討不是沒有用

阮穎嫻：商討不是沒有用
20140423

■佔中三子帶領全場佔中參與者示範，一旦被警方拘捕時應不作反抗高舉雙手。資料圖片

和平佔中至今進行了多個商討日，5月6日將會是最重要的一個，商討開放哪幾個方案讓公眾進行電子公投。
在這之前，戴耀廷教授邀請了國際法律專家商討普選的原則，又舉辦研討會，讓各個方案的發起人各自表述。一直以來，很多人嘲笑和平佔中不停商討商討再商討，商討到2047年都未完，亦批評運動欠缺行動力，持這個觀點的不乏支持民主的人士。這些批評的人，如果沒看過商討日怎樣進行，一味謾罵，對和平佔中絕對是不公平的。為此，我特意去了商討日二的總結觀察商討。商討日有建設也有其限制，如果不把和平佔中看作行動型社運，而是公民教育的運動，它絕對是有所貢獻的。
正如當年公社兩黨發起五區公投，雖然重點是投票，但之前的宣傳和討論，對公民教育的效果顯著。今次和平佔中運動，給市民一個機會去深思民主的意義、民主的定義、以及民主參與的模式。深化討論有助提升公民質素，不然有選舉機制而無有質素之選民和公民社會的支持，只是空有民主制度，而無民主社會，也無民主精神。
和平佔中的制度真正做到廣泛收集民意並以民意指導行動。當天場內分成幾十組作小組討論，每組大約10人，有六七十歲的公公婆婆，也有大學生、政界人士、工人等，讓參與者接觸到各個階層界別的民主看法。因為有名有姓有樣，參與者互相尊重，免除了網上不負責任、人身攻擊、毫無建設的言論。
發表意見時，每人也有相約時間解釋，某些疑問和分歧都在討論後變得較清晰，避免在投票時依一時喜好、情緒或誤解而隨便投，做到「明達決定」（informed decision)。最後，討論結果由每組的負責人綜合匯報，並作為下次商討日及以後行動的綱領，程序較透明和公開，不會發生二萬封反對書反對興建解放軍碼頭最後還是被通過這樣的糗事。
另外，商討日最大的作用是「賦權」（empowerment）。跟政改三子落十八區搞諮詢會一樣，和平佔中也落區到各團體搞了幾十個商討日，包括保守宗教團體，婦女組織，殘疾人士等。有些弱勢團體平時可能不關心政治，不受人注意，現在被邀請參與討論，發表意見，令他們覺得自己有能力改變社會，自己的意見會被重視。
當天，我坐在一個女工組織旁邊，她們被邀請出去發言，請我幫她們拍照，平時只是在飯堂賣午餐小食的女工，可以在千五人面前輪流發言，表達對民主的盼望與期許，這對她們的心靈成長和自信心的培養，以至公民社會的驅動已是莫大幫助。比起官員落區高高在上所謂聽民意及種種辯解，商討日市民的參與度更高，地位平等得多，充份發揮民主精神。
當然，商討日也有其局限。教育程度高者在民主制度下較有優勢，這是所有民主社會都存在的情況。教育程度高者較主動參與政治活動，明白遊戲玩法，看得懂抽象的文宣，能具體論述自己的觀點，所以雖然人數少，但玩這個遊戲時有優勢。
比如我觀察的那組，有三個工人，連題目也看不明白──例如假若政府提出的方案也符合國際標準，誰可以參與商討決定要不要舉行第二次公投呢？如果沒有理解和平佔中的整個路程，是不會明白這題究竟是在問甚麼。將實在的事情變成抽象的方法學商討，並以精煉的法律語言扭了幾個彎寫出來，依我教大學的經驗來說，部份大學生也不會明白，何況幾廿歲的阿婆，或賣小食的女工？
雖然在場有義工協助解釋，但義工解釋時又注入了自己的意見和註解，使解釋變得偏頗。某些題目最後還是逃不過亂投票或跟大隊，或受組內領袖游說趨向答案一致的結果。我觀察的小組，十個人有五個都未有能力完全領略題目的內容，更遑論背後的含義。這種情況在民主國家實屬正常，正好反映到民主制度的優缺。
商討日為民主制度埋下了民主教育的種子，也體驗了民主政制會遇到的問題，在主辦者悉心安排下，免除了之前香港電視集會時由左翼人士發起商討的混亂，公民教育及公民賦權的部份頗為成功，與會的千五人士氣，應是增長了而不是消磨了。
對於無心去理解和參與的民主支持者，那衰頹的感覺卻揮之不去。和平佔中主理人明白，所以當天宣佈成立「行動組」並委任朱耀明牧師作為組長，然後舉行和平抗爭演習及訓練。
這是一個開頭，至少有動作場面給記者捕捉回去交差，可見傳播技巧比前進步，有回應大眾的批評。和平佔中的弱點仍在大眾傳播，在好幾個傳媒都低調處理相關報道的弱勢下，更需努力。


阮穎嫻
浸會大學傳播系講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