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0120-何兆彬：《十個拆彈的少年》當名門正派壓迫邪教少年
何兆彬：《十個拆彈的少年》當名門正派壓迫邪教少年
2017-01-20
那天，當我看罷《十個拆彈的少年》（Land of Mine）回家，在臉書上看到一條短片：有人發明了一部拆地雷的裝置，它形同一個巨型氣球，由一個個棍狀的泵組成，當它走在地上，壓力足夠使地雷把自動引爆。但半世紀前沒那麼幸福，拆彈必用人手。
二次大戰中納粹德軍是大奸角。人人都看過德軍納粹法西斯壓迫別人，有沒有人看過名門正派才是法西斯迫害邪教少年？《十個拆彈》換個角度，寫二戰結束，德國撤出丹麥，卻留下二千多戰俘。丹麥政府壓迫這些二十不到的少年，訓練他們去清除德軍遺下的地雷，拆完先準走。以人手拆地雷是敢死隊任務，壓迫他們的燃料，就是仇恨。戰爭來到時，沒有人是贏家。當德軍受法西斯欺壓，你能容忍嗎？
電影開始得好：德軍正撤走。背著沉重裝備的少年，人數眾多，但個個垂頭喪氣。這隊伍好長，隨著山勢蜿蜒以去，蔓延數里。一個明顯穿著不同的軍服軍官走了過來，只見他正值壯年，見人就罵，當他見到一名少年拿了個國旗想帶回家，直把他邊罵邊打，蹬到地上再送上幾拳，少年被打至咀巴流血，也不敢哼一聲，火爆得要命。因為事先沒看資料𡰗進場（我的觀影習慣），我們一直看下去才知道他是卡爾（Roland Møller主演），也是我們戲中的主角之一，他是丹麥人，痛打的正是撤退中的德國陸軍。時為1945年，二戰結束。
德軍離去，卻留下萬計地雷，這筆帳怎計？難道要我們丹麥人自己去拆？憤怒的丹麥人找來德國戰俘洩憤，訓練他們拆地雷。教授他們技術，但地雷可不是玩的，而且數量以萬計算。電影才開始幾分鐘，一個個慘綠少年接受過基本訓練，就要排隊，各獨自攜一個地雷進入一個開放式（沒有門）的房間，拆好了地雷才能出來。地雷的拆法也不難，它一般呈圓扁形，像個飛碟，中軸部份，旋出來中間藏有一撞針，只要小心把撞針取出，它就不會爆炸了。這個扭取中軸的動作畫面不斷在電影出現，但你以為看多了就不緊張？不，我乍看十分鐘心裡就叫救命，手一直往坐椅去抓，當初，我以為電影都是以這種場面來不斷嚇我，但導演的想法，要比這樣高明。
仇恨與法西斯
但這不是導演的意圖，他想寫的，其實是戰爭與仇恨的關係。人類做過很多可怕的事情，而以刀劍槍炮殺人，可不是其中最前列的位置。這萬物之靈，最可怕的有製造仇恨、編織謊話，它們都在電影中一一呈現。
本來要迫令戰俘拆彈可不是件易事。根據日內瓦人權公約規定，各國政府不能夠派遣戰俘，執行長期勞役或危害性命的任務。那怎可能要少年天天拆炸彈？不過證據顯示，當年英國政府與丹麥政府，將文件上的字眼由「戰爭俘虜」轉換成「自願投降的敵軍人員」，去避開這條公約的規定。結果這班大部份都是希特拉在投降前所強行徵召的後備軍的戰俘，不少是老弱殘兵，而年紀最輕的僅13歲。在任務一開始就在糧食不足下，去開始這拆彈任務。前述的主角卡爾，就負責壓迫他們。丹麥軍方手上有個大概地雷數字，他計一計數，知道要在幾月幾日之前把任務完成，就得跟他們說：「一天你們要拆N個地雷，即是說，每小時要拆六個。」
電影不斷出現的畫面，是一隊少年，每人相隔幾呎，匍匐地上，以鐵椎斜斜的向沙裡插，沒聽見聲音，就沒地雷，換個位置重新再插，一直試探。若下插時聽到有金屬碰撞之聲，就是遇上了地雷。這時候要以手掌把沙慢慢抹開，先將地雷顯現，進行拆彈。
由於戰後物資匱乏，戰後丹麥糧食短缺。丹麥人都不願把食物平等分配給戰俘，於是，很快拆彈隊就變成了要在挨餓下進行任務。本來說好了的日內瓦人權公約，就此作廢，在仇恨之下，等於是先把他們往地獄去推。
仇恨令腦袋停止運作。即使如基督徒口中常談仁愛，十誡裡寫明毋殺人（第五誡），但教徒一樣會殺人無數。這當中道理其實很顯淺，戰爭製造者只要先鋪好仇恨炸彈，鋪陳好你痛恨他們的理由，他們是撒旦魔鬼自然可變成天天殺了。少年無知，於是少年最容易被灌以仇恨，被推到戰場上。但無知往往是出於不了解。有人痛恨同志，有心痛恨黑人，歷史總是不斷重覆。早陣子粗淺讀過一點法西斯歷史資料。其實所謂法西斯主義，不是指殺人或壓迫手段，其實它是一種操控手法：右翼的集體主義意識形態。簡以言之，就是非友即敵的集體仇恨狀態。我們仇視他們，你也必須仇視，不然你也是敵人。這才最恐怖。
沒有仇恨，仗從來都打不成。
愛國有很多方法，當我們每天做的，開始被評為「唱衰香港」，電影導演Martin Zandvliet說，他拍這電影：「我的目標，就是要向世人呈現丹麥一段不光彩的歷史！」創作是冒險，創作有時也只是換個角度來看事情，他說：「我不是要指責任何人，但是我很想拍一部不是再次把納粹德軍描述為殺人魔的典型電影。」當我們看的荷里活電影變得一式一樣，合拍片又有諸多限制，我們就明白了文明開放的可貴，也就是可以不理禁忌，安心去探索任何題材。這齣電影，獲丹麥軍方正面的態度看待，也受到他們協助拍攝。
Martin Zandvliet為丹麥籍導演、編劇、演員、剪接師，曾為《泰迪熊》、《時尚帝國合約的開始》等電影擔任編劇。他在2009年拍攝第一部劇情長片《Applaus》，即獲多項大獎及提名，包括蘇黎世國際影展影評人大獎、並榮獲提名印度孟買國際電影節Golden Gateway大獎及比利時根特國際電影節Grand Prix大獎。《十個拆彈的少年》是他的第三部電影作品。電影改篇自真實歷史，公映以來，榮獲東京國際電影節「最佳男主角」、鹿特丹電影節及六個電影節的「最受觀眾歡迎獎」，以及美國國家評論學會「最佳外語片」。
由了解化解仇恨
《拆彈》的英文名字饒有深意，它叫Land of Mine，即「地雷之地」，Mine也有「我們」之意，即「我們之地」。Land of Mine這名字，自然也帶有「丹麥是我們的，滾出去！」的意思。電影的丹麥名字是Under Sandet，Sandet即細沙，亦可解作真實。沙之下，有表面上看不到的東西，看不到也不代表它不存在，例如地雷，也例如仇恨，外表看似平靜，不代表不存在。
中文名叫《十個拆彈的少年》，但其實戲中不只十個少年。可以預料，也不算劇透──我們只是看到一個又一個少年，在飽受拆磨下犧牲。當電影描寫少年在枯橾、重覆的拆彈生活之中，有幾幕都令我想起去年上映的英國戰爭片《絕對戰場》（Kilo Two Bravo,2014）。後者改編自真人真事，寫一隊英軍，在2006年一場戰役下，意外地踏入地雷陣，結果來營救的軍人又再引爆了更多地雷。結果一個個士兵只能在血泊中看著藍天，等待營救。在時間的流逝中，在絕望邊緣上，大家唯有講鹹濕笑話，以緩和氣氛；大家又不斷提到回家退役後，你會想做甚麼。其實人類自古就靠希望來渡過難關。而在近乎絕望之時，在幾乎沒有希望之間，我們有能力創造希望。
在《拆彈》中，少年們聊著的，同樣是軍官答應過自己的，只要拆好了這些炸彈，完成任務，大家就可回家。那回家你想幹甚麼？有人說我要做個機械廠，因為我擅於裝裝拆拆，工廠就叫乜乜and Sons。"and Sons"的起名方法是歐洲傳統，少年們想像未來時說到：這樣聽來，名牌會大一點。當然不只，它聽起來還是世世代代的傳下去，他們對回家一直抱有希望。
電影沒有一直往苦楚及絕望裡走，這是它的一大優點。導演擅於操弄觀眾，當戲的中後段寫到卡爾發現少年不過是少年，並不如國家告訴我那麼邪惡，又發現用仇恨去燃燒自己，壓迫他們不是最有效，雙方建立了關係及友誼。但之後的意外又迅即把一切推翻。當你以為，卡爾就會一生在仇恨中渡過，導演還是給予了他一個窗口，化解一切。寫在國家宣傳下，慢慢清醒，與少年建立友誼，又慢慢不理會國家機器這個關節上，寫得不俗。歷史上其實有幾個卡爾？當然是少數之中的少數，我們甚至沒有證據它曾經發生過。歷史說，當年二千多個戰俘，過半數被炸死或失去𩨝體。而其實，監管德國戰俘去拆彈這件事，是由英軍負責的，電影中描寫由丹麥軍官負責，不符史實。導演只是藉創作，來讓大家反思及討論。
在此全球極右化，仇恨之風吹得正烈時，此作來得正是時候。
何兆彬
2017-01-20
那天，當我看罷《十個拆彈的少年》（Land of Mine）回家，在臉書上看到一條短片：有人發明了一部拆地雷的裝置，它形同一個巨型氣球，由一個個棍狀的泵組成，當它走在地上，壓力足夠使地雷把自動引爆。但半世紀前沒那麼幸福，拆彈必用人手。
二次大戰中納粹德軍是大奸角。人人都看過德軍納粹法西斯壓迫別人，有沒有人看過名門正派才是法西斯迫害邪教少年？《十個拆彈》換個角度，寫二戰結束，德國撤出丹麥，卻留下二千多戰俘。丹麥政府壓迫這些二十不到的少年，訓練他們去清除德軍遺下的地雷，拆完先準走。以人手拆地雷是敢死隊任務，壓迫他們的燃料，就是仇恨。戰爭來到時，沒有人是贏家。當德軍受法西斯欺壓，你能容忍嗎？
電影開始得好：德軍正撤走。背著沉重裝備的少年，人數眾多，但個個垂頭喪氣。這隊伍好長，隨著山勢蜿蜒以去，蔓延數里。一個明顯穿著不同的軍服軍官走了過來，只見他正值壯年，見人就罵，當他見到一名少年拿了個國旗想帶回家，直把他邊罵邊打，蹬到地上再送上幾拳，少年被打至咀巴流血，也不敢哼一聲，火爆得要命。因為事先沒看資料𡰗進場（我的觀影習慣），我們一直看下去才知道他是卡爾（Roland Møller主演），也是我們戲中的主角之一，他是丹麥人，痛打的正是撤退中的德國陸軍。時為1945年，二戰結束。
德軍離去，卻留下萬計地雷，這筆帳怎計？難道要我們丹麥人自己去拆？憤怒的丹麥人找來德國戰俘洩憤，訓練他們拆地雷。教授他們技術，但地雷可不是玩的，而且數量以萬計算。電影才開始幾分鐘，一個個慘綠少年接受過基本訓練，就要排隊，各獨自攜一個地雷進入一個開放式（沒有門）的房間，拆好了地雷才能出來。地雷的拆法也不難，它一般呈圓扁形，像個飛碟，中軸部份，旋出來中間藏有一撞針，只要小心把撞針取出，它就不會爆炸了。這個扭取中軸的動作畫面不斷在電影出現，但你以為看多了就不緊張？不，我乍看十分鐘心裡就叫救命，手一直往坐椅去抓，當初，我以為電影都是以這種場面來不斷嚇我，但導演的想法，要比這樣高明。
仇恨與法西斯
但這不是導演的意圖，他想寫的，其實是戰爭與仇恨的關係。人類做過很多可怕的事情，而以刀劍槍炮殺人，可不是其中最前列的位置。這萬物之靈，最可怕的有製造仇恨、編織謊話，它們都在電影中一一呈現。
本來要迫令戰俘拆彈可不是件易事。根據日內瓦人權公約規定，各國政府不能夠派遣戰俘，執行長期勞役或危害性命的任務。那怎可能要少年天天拆炸彈？不過證據顯示，當年英國政府與丹麥政府，將文件上的字眼由「戰爭俘虜」轉換成「自願投降的敵軍人員」，去避開這條公約的規定。結果這班大部份都是希特拉在投降前所強行徵召的後備軍的戰俘，不少是老弱殘兵，而年紀最輕的僅13歲。在任務一開始就在糧食不足下，去開始這拆彈任務。前述的主角卡爾，就負責壓迫他們。丹麥軍方手上有個大概地雷數字，他計一計數，知道要在幾月幾日之前把任務完成，就得跟他們說：「一天你們要拆N個地雷，即是說，每小時要拆六個。」
電影不斷出現的畫面，是一隊少年，每人相隔幾呎，匍匐地上，以鐵椎斜斜的向沙裡插，沒聽見聲音，就沒地雷，換個位置重新再插，一直試探。若下插時聽到有金屬碰撞之聲，就是遇上了地雷。這時候要以手掌把沙慢慢抹開，先將地雷顯現，進行拆彈。
由於戰後物資匱乏，戰後丹麥糧食短缺。丹麥人都不願把食物平等分配給戰俘，於是，很快拆彈隊就變成了要在挨餓下進行任務。本來說好了的日內瓦人權公約，就此作廢，在仇恨之下，等於是先把他們往地獄去推。
仇恨令腦袋停止運作。即使如基督徒口中常談仁愛，十誡裡寫明毋殺人（第五誡），但教徒一樣會殺人無數。這當中道理其實很顯淺，戰爭製造者只要先鋪好仇恨炸彈，鋪陳好你痛恨他們的理由，他們是撒旦魔鬼自然可變成天天殺了。少年無知，於是少年最容易被灌以仇恨，被推到戰場上。但無知往往是出於不了解。有人痛恨同志，有心痛恨黑人，歷史總是不斷重覆。早陣子粗淺讀過一點法西斯歷史資料。其實所謂法西斯主義，不是指殺人或壓迫手段，其實它是一種操控手法：右翼的集體主義意識形態。簡以言之，就是非友即敵的集體仇恨狀態。我們仇視他們，你也必須仇視，不然你也是敵人。這才最恐怖。
沒有仇恨，仗從來都打不成。
愛國有很多方法，當我們每天做的，開始被評為「唱衰香港」，電影導演Martin Zandvliet說，他拍這電影：「我的目標，就是要向世人呈現丹麥一段不光彩的歷史！」創作是冒險，創作有時也只是換個角度來看事情，他說：「我不是要指責任何人，但是我很想拍一部不是再次把納粹德軍描述為殺人魔的典型電影。」當我們看的荷里活電影變得一式一樣，合拍片又有諸多限制，我們就明白了文明開放的可貴，也就是可以不理禁忌，安心去探索任何題材。這齣電影，獲丹麥軍方正面的態度看待，也受到他們協助拍攝。
Martin Zandvliet為丹麥籍導演、編劇、演員、剪接師，曾為《泰迪熊》、《時尚帝國合約的開始》等電影擔任編劇。他在2009年拍攝第一部劇情長片《Applaus》，即獲多項大獎及提名，包括蘇黎世國際影展影評人大獎、並榮獲提名印度孟買國際電影節Golden Gateway大獎及比利時根特國際電影節Grand Prix大獎。《十個拆彈的少年》是他的第三部電影作品。電影改篇自真實歷史，公映以來，榮獲東京國際電影節「最佳男主角」、鹿特丹電影節及六個電影節的「最受觀眾歡迎獎」，以及美國國家評論學會「最佳外語片」。
由了解化解仇恨
《拆彈》的英文名字饒有深意，它叫Land of Mine，即「地雷之地」，Mine也有「我們」之意，即「我們之地」。Land of Mine這名字，自然也帶有「丹麥是我們的，滾出去！」的意思。電影的丹麥名字是Under Sandet，Sandet即細沙，亦可解作真實。沙之下，有表面上看不到的東西，看不到也不代表它不存在，例如地雷，也例如仇恨，外表看似平靜，不代表不存在。
中文名叫《十個拆彈的少年》，但其實戲中不只十個少年。可以預料，也不算劇透──我們只是看到一個又一個少年，在飽受拆磨下犧牲。當電影描寫少年在枯橾、重覆的拆彈生活之中，有幾幕都令我想起去年上映的英國戰爭片《絕對戰場》（Kilo Two Bravo,2014）。後者改編自真人真事，寫一隊英軍，在2006年一場戰役下，意外地踏入地雷陣，結果來營救的軍人又再引爆了更多地雷。結果一個個士兵只能在血泊中看著藍天，等待營救。在時間的流逝中，在絕望邊緣上，大家唯有講鹹濕笑話，以緩和氣氛；大家又不斷提到回家退役後，你會想做甚麼。其實人類自古就靠希望來渡過難關。而在近乎絕望之時，在幾乎沒有希望之間，我們有能力創造希望。
在《拆彈》中，少年們聊著的，同樣是軍官答應過自己的，只要拆好了這些炸彈，完成任務，大家就可回家。那回家你想幹甚麼？有人說我要做個機械廠，因為我擅於裝裝拆拆，工廠就叫乜乜and Sons。"and Sons"的起名方法是歐洲傳統，少年們想像未來時說到：這樣聽來，名牌會大一點。當然不只，它聽起來還是世世代代的傳下去，他們對回家一直抱有希望。
電影沒有一直往苦楚及絕望裡走，這是它的一大優點。導演擅於操弄觀眾，當戲的中後段寫到卡爾發現少年不過是少年，並不如國家告訴我那麼邪惡，又發現用仇恨去燃燒自己，壓迫他們不是最有效，雙方建立了關係及友誼。但之後的意外又迅即把一切推翻。當你以為，卡爾就會一生在仇恨中渡過，導演還是給予了他一個窗口，化解一切。寫在國家宣傳下，慢慢清醒，與少年建立友誼，又慢慢不理會國家機器這個關節上，寫得不俗。歷史上其實有幾個卡爾？當然是少數之中的少數，我們甚至沒有證據它曾經發生過。歷史說，當年二千多個戰俘，過半數被炸死或失去𩨝體。而其實，監管德國戰俘去拆彈這件事，是由英軍負責的，電影中描寫由丹麥軍官負責，不符史實。導演只是藉創作，來讓大家反思及討論。
在此全球極右化，仇恨之風吹得正烈時，此作來得正是時候。
何兆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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