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0123-程翔：「六七暴動」，遺害至今
程翔：「六七暴動」，遺害至今
2017年1月23日
今年是香港1967年暴動的50周年。這件發生在半個世紀前的事件，其爭議性和敏感性至今未稍減。香港主流社會稱之為「左派暴動」，但香港左派則堅持要稱之為「反英抗暴」。即使是十分同情左派的北大法學院副教授強世功試圖用一個比較中性但仍然帶有肯定意義的名詞「六七抗議運動」來稱呼它，也遭到極左人士的鞭撻，其敏感性於此可見。
這場暴動的成因，既有內因（即香港自1949年以來積累下來的矛盾，包括民族矛盾和階級矛盾），又有外因（即中國的「文化大革命」向境外蔓延），而以外因為主，如果兩者可以量化的話，我認為內因三成、外因七成。為什麼內因只佔三成？我們以「六七暴動」之前發生的1966年天星小輪加價五分錢，引起民憤造成騷亂為例子，其大背景同樣是民族矛盾和階級矛盾的匯聚，但當時香港左派沒有介入，騷亂雖然也造成1死18傷，1800多人被捕，但只不過幾天便平息下來。所以，單是內因，不可能造成持續半年多，遍及全港九新界、傷亡近千人的大規模暴亂。
香港左派當然不會同意這個「三七開」的分析。2013年12月，工聯會印發《工聯會與您同行——65周年歷史文集》，形容這場暴動為「愛國、反殖、反迫害、要求人權」的鬥爭，它說：「1967年的反英抗暴，是哪裏有壓迫，哪就有反抗理論的印證，其性質是一場香港市民不滿港英高壓統治及民生困乏而進行的反擊，是愛國、反殖、反迫害，要求人權、生存和維護權益的鬥爭」。工聯會的論述只字不提文革因素，這種非常偏頗的論述，至今仍然是左派的主流看法。
本來，任何社群對任何事情都可以抱持任何看法，這是社會多元化的一種現象。問題是，隨着中共的崛起以及對香港的影響日益增長的情况下，香港左派這種偏頗的看法，愈來愈影響着主流社會的正常運作，這就值得我們關注。
為了說明問題，我們必須分析一下「左派」這個群體在「六七暴動」前後的狀態。這裏必須界定什麼是「左派」。在香港這個特殊的政治環境，左派可以有狹義和廣義兩種解釋。狹義的，是指凡是在組織上加入了中共地下黨以及其領導的機構的人士，以及生活來源主要依靠這類機構（企業、學校、社團、各類事業）的職工。廣義的，則除了上述群體外，還包括在思想上感情上接受中國共產黨的意識形態及其領導的都可以稱為「左派」。換言之，狹義的，以組織劃線；廣義的，以思想劃線。本文所指的「左派」主要是指狹義的「左派」。但筆者必須在此聲明，我絕對無意「一竹篙打沉一船人」，在我認識的「左派」人士中，絕對有好人，例如被《消失的檔案》紀錄片羅恩惠導演所讚許為「香港的恩人」吳荻舟和我《文匯報》的原上司金堯如等，他們是「左派」裏極開明、理性和具有良知、具有反省能力的人，可惜這些人鳳毛麟角，「左派」作為一個整體，仍然是一個比較落後的群體。
六七前後的「左仔」
「六七暴動」前，香港「左派」代表一股新興的社會力量。「左派」事業蓬勃發展，人才輩出，在香港愈來愈受主流社會接受乃至歡迎，這是事實。但是在「六七暴動」期間，「左派」由於採取「極左」的鬥爭方法，漸漸脫離群眾，而且因為鼓吹和使用暴力，使「左仔」成為「恐怖分子」的代名詞。所以，暴動之後，他們長期受到主流社會排斥，原本很興旺的左派事業一蹶不振。左派群體處於一種「政治上慘敗，經濟上困頓，社會上遭到邊緣化」的狀態，這使他們在往後很長的一段時間裏抬不起頭來，長期處於強世功教授所描述的「無言的幽怨」的狀態中。
但是，對他們造成更大傷害和令他們感受到壓抑的，恐怕還是中共對「六七暴動」的全盤否定。毛澤東逝世後，中共全面否定他所發動的「文化大革命」。由於「六七暴動」是文革的境外延伸，自然也受到全面否定，這就使很多懷抱着「愛國、反殖」旗幟積極參與「六七暴動」的人頓失精神支柱，很多人因而精神崩潰，筆者有位《文匯報》同事更因此而走上自我了斷的絕路。
如果僅僅是香港社會對他們的排斥，他們還可以勉強以「愛國反帝」為由替自己開脫。但是遭到「阿爺」的否定，則從根本上摧毁了他們的自信心：一覺醒來原來是犯了「左傾」幼稚病，盲目地執行了錯誤的路線。對他們來說，得不到港人的諒解他們並不在乎，但得不到「阿爺」的認可就真的是要了他們的命。
在這種精神狀態下，他們唯有自己「抱團取暖」。在「六七暴動」之後的15年（1967至1982年）裏，他們過着一種「兩邊不是人」的日子。作為一個群體，他們不但被香港主流社會邊緣化，更被「阿爺」冷落了。直到1982年中英開始談判香港前途問題，「阿爺」需要借助「基本群眾」的支持，他們才總算開始「政治翻身」。
邊緣化後形成性格缺陷
在這15年間，香港的「左派」形成一種十分不健康的心理狀態，這種心理狀態一直持續到今天，並且影響着今天的政治生態，其特點如下：
一，「唯我最愛國」、「唯我最革命」的心態十分嚴重。由於「愛國」、「反帝」是他們在「挾着尾巴做人」的日子裏唯一安身立命之所，也是他們在「兩邊不是人」的日子裏相濡以沫的信念基礎，所以這種自詡「愛國」的心態令他們千方百計要壟斷對「愛國」的解釋權（什麼叫「愛國」）和定義權（誰愛國誰不愛國）。形成他們動不動就質疑人家是否「愛國」，一切以是否符合他們的「愛國」標準來劃分敵、友、我。問題是，他們的愛國標準，是非常狹窄的，這一點詳下。
二，「階級鬥爭覺悟」很高，「對敵鬥爭立場」很堅定，所以，他們的「鬥爭」神經線始終繃得很緊，這種「立足於鬥」的特點是今日很多「左派」人士普遍存在的性格特點，尋找鬥爭對象則成為他們存在的最大價值。
三，「排他性」很強：對內則排斥非我族類的政治人物，對外則形成狹隘的民族主義。由於他們長期處於社會邊緣，環境迫使他們一方面孤芳自賞（這是「唯我獨愛國」的結果），另一方面疑神疑鬼（這是「鬥爭」意識過高的結果），形成他們只認同自己的生活小圈子內的人物，對小圈子外的人持有猜疑、防範、排斥的心態。
四，文化水平偏低，外語能力薄弱，現代知識匱乏，欠缺國際視野。香港「左派」由於受大陸「文化大革命」的影響，接受了毛澤東「知識愈多愈反動」的錯誤觀點，在香港掀起「抵制奴化教育」運動，所以普遍不重視文化，對英文更是鄙視。由於仇恨西方世界，使他們不願意接受現代知識，所以都不具備國際視野。
五，獨立思考能力欠奉，「盲目服從上級」變成他們習慣性的思想和行為模式。由於中共強調「五個統一」（即「統一認識，統一政策，統一計劃，統一指揮，統一行動」），使到整個「左派」群體最要命的地方是無法培養出獨立思考的能力，他們只知道盲目服從上級而不論其對錯。
香港左派社群呈現這些「性格缺陷」（character flaw），也許他們自己也不自知，非左派人士更無從了解。筆者上世紀七十年代初期加入《文匯報》，從「非左派」的大社會進入「左派」這個小社會，頓覺極大的反差，正是這些強烈的反差，令我很早就思考將來一旦他們掌權會對這個社會帶來一些什麼消極的影響。
「陰謀論」上綱上線
這裏不妨舉幾個例子來說明這種嚴重的性格缺陷如何形成他們對人、對事、對政策的扭曲的看法。
1. 對「美孚新邨」的攻擊
在1968年，美資的美孚石油公司（Mobil Oil HK Limited）將其位於荔枝角的油庫遷往青衣牙鷹洲，將原址改建為美孚新邨，這是香港第一個以中產人士為主的大型屋邨，亦是香港進入小康社會的一個標誌。在當時，它是物業管理上的一個創新，是香港第一個建立現代屋邨管理制度的地方。所以當它推出的時候很受香港中產階級歡迎。1974年我加入《文匯報》不久，負責經濟新聞的採訪。我收到新華社（即今天的中聯辦）的通知，不能「宣傳」美孚新邨，因為它是美帝國主義藉地產發展輸入美國的管理意念和生活模式，從而間接輸入美式的意識形態。我接到這個通知，簡直是啼笑皆非。
從這個例子人們可以看到很多問題：一個地產發展項目，可以被扭曲為意識形態入侵的計劃；發展這個項目的動機是發財，卻被扭曲說成是政治陰謀；明明是一個社會進步的象徵，不但不歡迎它，反而是刻意去貶損它。
2. 對香港大學校長黃麗松的懷疑和防範
美孚新邨是對事情的曲解，對人又如何呢？我這裏可以舉已故香港大學黃麗松校長為例。1972年黃麗松教授出任香港大學校長，是港大60多年來第一位華人校長。當時我尚在大學，我們普遍認為這是經歷「六七暴動」後，港英當局有意緩和華洋矛盾，主動地在重要的非政權機構實行華人化政策，是值得歡迎的事。我加入《文匯報》後，報社領導告訴我，黃麗松長期在馬來亞的大學教書，配合英國殖民地政府圍剿馬共，所以，英國政府派他來港，就是要配合港英鎮壓香港的共產黨。中共這樣看待黃麗松，完全是站在「政治陰謀」、「對敵鬥爭」的角度看，我當然無法認同。黃麗松是否有配合英國圍剿馬共我不知道，但斷言他來港是要協助港英圍剿港共則難以置信。「左派」對他的偏見一直持續到1982年鄧小平接見黃麗松請他協助培養97後的治港人才後才漸漸消除。
從這個例子我們可以看到「左派」動輒以「政治陰謀」、「對敵鬥爭」的角度看待別人，造成對人的錯誤定性，也強化社會敵對意識。
3. 批判「夏令時間」
1973年石油危機後，西方國家普遍實行「夏令時間」藉以節省能源，香港作為西方經濟體的一部分亦都跟隨實行「夏令時間」。但是「左派」領導竟然說這是港英一個分隔香港和內地的陰謀，使兩地無故出現時差，從而在生活上離間兩地人民。這種謬論持續到八十年代大陸也跟着實行「夏令時間」後才銷聲匿迹（大陸是在1986年實行，1991年取消）。
夏令時間這些雞毛蒜皮的事尚且可以上升為政治陰謀，則他們對港英七十年代以來種種社會改革都持批判態度就可以理解。港英在總結「六七暴動」後採取的社會改革措施都被認為是用來麻痹群眾的「改良主義」懷柔政策，藉以同「愛國陣營」爭奪群眾。「爭奪群眾」一詞，說明他們感受到香港社會愈發展，抱殘守缺的「左派」就愈失民心，他們被邊緣化的情况也就愈嚴重。
所謂見微知著，從這些對人、對事、對政策的例子中，我們可以看到：原來在「左派」眼中，遍地是陰謀，到處是敵人。小事尚且可以上綱上線曲解為政治陰謀，則到真正重大政治事件發生時，陰謀論就會更加鋪天蓋地而來。這些都是我親身經歷的事例，它使我自此對「左派」散發出來的任何「陰謀論」都嗤之以鼻。
回歸後 落後取代先進
「左派」這些與香港主流社會格格不入的文化特徵，符合社會學家所稱的「受圍困心態」（siege mentality）。這種心態，形成於「六七暴動」後長達15年的龜縮期，卻嚴重地影響着今天香港的政治生態和環境。本來，任何社會都會有一些有嚴重「反社會」傾向的人，不足為奇。社會學家稱之為「亞文化群體」（sub-cultural group），通常這些群體由於缺乏政治能量，對社會不會帶來太大的危害。但是，香港「左派」由於與中共有血緣關係，當中共對香港的影響力日益增長時，香港「左派」（中共的「親兒子」）哪怕再愚昧落後、無知無能，也終於有「揚眉吐氣」的一天。問題就在這裏：當一個在回歸前相對落後的「亞文化群體」，在回歸之後憑借「阿爺」的權威（而不是自身的能力）要取代比之先進的主流社會時，香港就無可避免地會出現倒退和撕裂。
回歸以來，這種以落後取代先進的例子比比皆是，筆者認為，最嚴重的有以下幾種：
第一，以水平較低的人取代水平較高的人。
香港的左派作為一個中國共產黨依靠的群體，他們自身承擔不了「治港」的任務，辜負了國家多年的培養，卻對一些有能力但不盡認同他們看法的人進行排擠。這使香港很多能人都無法貢獻社會。
從中共「白區」工作的經驗看，地下黨以及它所領導的親中共群眾（即本文所說的「左派」）是承擔着在「解放大城市」後對該城市的領導及管理工作的。中共對香港雖然並不打算採取過去的「解放大城市」的模式，但在「六七暴動」前的左派不少人仍然是肩負這個任務的。但是，經過「六七暴動」後，香港左派陣營整體而言急劇退化並落後於主流社會，使他們根本沒有足夠的文化水平和國際視野去管理一個現代化大都會。這從臨近九七才匆匆派譚耀宗去英國惡補英文可見一斑。
中共對香港「左派」的不濟是瞭如指掌的。早在中英談判香港問題時，筆者就不止一次地聽到中央一些官員私底下憂心忡忡地指出，「九七後我們自己的人無法有效管治香港」。據筆者了解，若干年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負責港澳事務的曾慶紅就曾經對民建聯的訪京團說，中央對民建聯很失望，國家培養了你們這麼多年，到現在還是改不了形象，出不了人才（大意）。其實，這不是一個民建聯的問題，而是整個「左派」的共同問題，其根源就是我上文提到的「文化缺陷」。只要這個問題不解決，整個「左派」都不可能出人才。
舉一個例子：民建聯的創黨主席是曾鈺成。作為創黨主席，他自必然會受到外國傳媒的追訪。由於他經常接受外國傳媒的訪問，竟然成為他不見容於民建聯的罪狀之一，而理由卻是十分可笑：民建聯有人認為他經常接受外國傳媒採訪，是想突顯自己英文好，使其他人不能挑戰其領導地位，因為民建聯內部沒有人具備他的外語能力。這種責難簡直是滑稽無聊。難道作為香港第一大黨，派出不懂英文的人進入香港的最高決策部門行政會議（他們連用英文撰寫的報告都看不懂）才是香港之福？對一個民建聯的創黨主席仍然百般刁難不服氣，你能期待「左派」能出人才嗎？
對根正苗紅的曾鈺成，尚且因為他會說流利英語而不見容，其他人就更等而下之。筆者認識幾個港大校友（例如為國捐軀的陳毓祥）都願意加入民建聯做中常委可惜始終都未能如願以償。從這些例子可以看到，自從「六七暴動」後形成的「一左二窄」（前新華社社長許家屯對「左派」的評語）的群體性格特點，是如何妨礙「左派」產生一些讓港人折服的人才。倘若出不了真正的人才，卻動輒欲佔據香港的領導地位，其不令香港倒退撕裂幾稀矣！
第二，以落後的意識形態來取代比較先進的意識形態。
隨着左派話語權的逐漸增加，他們那種比較扭曲的意識形態逐漸蠶食了香港社會原有的比較正常的意識形態。這裏舉兩個比較嚴重的例子。
1. 顛倒了香港的「是非觀」和「價值觀」。
回歸後，在「左派」的壓力下，特區政府通過頒授大紫荊章給楊光的舉動，變相為「六七暴動」平反。在2001年的授勳中，特區政府給楊光頒授最高榮譽的大紫荊勳章，同年卻頒發低一等的金紫荊星章給商業電台總經理何佐芝。前者是發動「六七暴動」的（台前）主將，卻得到最高榮譽，後者是反「六七暴動」電台（其播音員林彬因反暴動而被活活燒死）的老闆，只能得到次一等的待遇。這種完全顛倒香港主流社會價值觀、罔顧大多數香港人感情的處理方式，必然會造成社會的撕裂。
2. 通過壟斷對「愛國」的話語權，宣揚一些「盲目愛國主義」。
上文指出，「愛國」是左派藉以度過「兩面不是人」的充滿「無言的幽怨」日子，也是回歸後他們最大的政治資源，因此他們有必要設法壟斷對「愛國」的定義權。所以，「愛國」的定義愈窄愈好，否則這種政治資源就會被人分沾。根據他們同中共的血緣關係，他們眼中的「愛國」，必須同時要：
愛黨以及黨的最高領袖；
愛黨建立的「一黨專政」制度；
愛黨建設的社會主義事業、中國夢；
愛以中共為領導的中國；
愛中共提倡的「愛國主義」和「民族主義」。
這就使「愛國」成為只能夠由他們自己享有的一種特殊的政治權利，同廣大人民無涉。這種狹隘的「愛國」定義，與鄧小平當年設計「一國兩制」時的定義相去甚遠，完全背離了鄧小平的原意。
美國三名政治心理學家Robert T. Schatz、Ervin Staub和Howard Lavine發表了一篇文章，論述兩種愛國主義，一種是「盲目愛國主義」，另一種是「建設性愛國主義」，前者的思想特點是：1，毫不置疑的正面評價；2，毫不動搖的支持；3，不能接受批評；4，對象徵性行為（如對國旗致敬）賦予過高的重要性。與此相適應的行為模式則是：1，政治上不妥協；2，狹隘民族主義；3，強調外來威脅；4，選擇性地接收對國家好評的信息。相反，建設性愛國主義的思想特點是為謀求正面的改善而對現行政策進行質疑批評，與此相適應的行為模式則是：1，政治包容度高；2，對異己的吸納性強；3，政治運作效能較強；4，個人的利益、知識和行為都比較包容寬宏。
從以上所列舉的特點看，香港左派所提倡的「愛國主義」完全符合「盲目愛國主義」的定義。這種意識形態，同香港社會長期來形成的多元、開放、包容、理性的特點格格不入，這就造成很大的撕裂。近年社會湧現出的「愛」字頭組織，打着「愛國」的名義，採取紅衛兵、義和團式的手段去「肢體攻擊」被他們認為不愛國的人，又發動內地「五毛」去群起而攻一些有民主傾向的香港影藝界人士，杜絕他們在內地登台演出的機會，這些情况，在在說明香港社會原先比較先進的文化、意識形態正被一種水平比較落後的文化、意識形態所侵佔。
第三，以「極左」觀點誤導中央，使中央無法準確判斷香港的實際情况。
2003年香港發生50萬人示威反對「基本法第23條立法」，中共高層非常緊張，要求各部門認真研究香港究竟出了什麼問題，一時之間，黨、政、軍、警、特、商、學、人大、政協等部門紛紛派人來港做調研，出現所謂「全黨辦香港」的局面。據筆者了解，不同渠道的收料員幾乎都從香港左派得到相同的信息，例如：
香港人長期生活在殖民地，沒有國家觀念，連立法維護國家安全都不願意，而回歸後，由於沒有系統地進行「非殖化」教育，形成「收回主權，未收回民心」的情况，因此今後不但要加強國民教育，培育愛國心，還要進行「非殖化」教育才能切斷與英殖民主義的意識形態聯繫。
香港長期作為英國殖民地，是美英帝國主義用來顛覆中國的一個重要據點。香港所有政治風波都可以看到美英的黑手。在美英帝國主義影響下，香港人「民主抗共」的意識非常強，這會直接威脅到國家安全。
香港的所謂「泛民主派」，匯集了傳統的反共勢力如：法律界、宗教界、新聞界、教師界，是「民主抗共」的最堅定的支持者。因此，「我們」同「泛民主派」的矛盾是敵我的矛盾，必須堅定不移地予以打擊。
在「全黨辦香港」的背景下，全黨不同部門都不約而同地接收到這樣的信息，顯然就會誤導中央，使中央無法準確判斷香港的實際政情。這些錯誤信息就導致中央和特區關係出現一個不斷向下盤旋的「惡性循環」。
筆者總結出危害香港社會的這三大問題，都是植根於香港左派這個群體的性格缺陷，而這些性格缺陷的形成則可以直接追溯到「六七暴動」，是以筆者認為，「六七暴動」禍延至今。
文﹕程翔
圖﹕資料圖片
編輯﹕屈曉彤
fb﹕http://www.facebook.com/SundayMingpao
原文載於《明報》星期日生活（2017年1月22日）
2017年1月23日
今年是香港1967年暴動的50周年。這件發生在半個世紀前的事件，其爭議性和敏感性至今未稍減。香港主流社會稱之為「左派暴動」，但香港左派則堅持要稱之為「反英抗暴」。即使是十分同情左派的北大法學院副教授強世功試圖用一個比較中性但仍然帶有肯定意義的名詞「六七抗議運動」來稱呼它，也遭到極左人士的鞭撻，其敏感性於此可見。
這場暴動的成因，既有內因（即香港自1949年以來積累下來的矛盾，包括民族矛盾和階級矛盾），又有外因（即中國的「文化大革命」向境外蔓延），而以外因為主，如果兩者可以量化的話，我認為內因三成、外因七成。為什麼內因只佔三成？我們以「六七暴動」之前發生的1966年天星小輪加價五分錢，引起民憤造成騷亂為例子，其大背景同樣是民族矛盾和階級矛盾的匯聚，但當時香港左派沒有介入，騷亂雖然也造成1死18傷，1800多人被捕，但只不過幾天便平息下來。所以，單是內因，不可能造成持續半年多，遍及全港九新界、傷亡近千人的大規模暴亂。
香港左派當然不會同意這個「三七開」的分析。2013年12月，工聯會印發《工聯會與您同行——65周年歷史文集》，形容這場暴動為「愛國、反殖、反迫害、要求人權」的鬥爭，它說：「1967年的反英抗暴，是哪裏有壓迫，哪就有反抗理論的印證，其性質是一場香港市民不滿港英高壓統治及民生困乏而進行的反擊，是愛國、反殖、反迫害，要求人權、生存和維護權益的鬥爭」。工聯會的論述只字不提文革因素，這種非常偏頗的論述，至今仍然是左派的主流看法。
本來，任何社群對任何事情都可以抱持任何看法，這是社會多元化的一種現象。問題是，隨着中共的崛起以及對香港的影響日益增長的情况下，香港左派這種偏頗的看法，愈來愈影響着主流社會的正常運作，這就值得我們關注。
為了說明問題，我們必須分析一下「左派」這個群體在「六七暴動」前後的狀態。這裏必須界定什麼是「左派」。在香港這個特殊的政治環境，左派可以有狹義和廣義兩種解釋。狹義的，是指凡是在組織上加入了中共地下黨以及其領導的機構的人士，以及生活來源主要依靠這類機構（企業、學校、社團、各類事業）的職工。廣義的，則除了上述群體外，還包括在思想上感情上接受中國共產黨的意識形態及其領導的都可以稱為「左派」。換言之，狹義的，以組織劃線；廣義的，以思想劃線。本文所指的「左派」主要是指狹義的「左派」。但筆者必須在此聲明，我絕對無意「一竹篙打沉一船人」，在我認識的「左派」人士中，絕對有好人，例如被《消失的檔案》紀錄片羅恩惠導演所讚許為「香港的恩人」吳荻舟和我《文匯報》的原上司金堯如等，他們是「左派」裏極開明、理性和具有良知、具有反省能力的人，可惜這些人鳳毛麟角，「左派」作為一個整體，仍然是一個比較落後的群體。
六七前後的「左仔」
「六七暴動」前，香港「左派」代表一股新興的社會力量。「左派」事業蓬勃發展，人才輩出，在香港愈來愈受主流社會接受乃至歡迎，這是事實。但是在「六七暴動」期間，「左派」由於採取「極左」的鬥爭方法，漸漸脫離群眾，而且因為鼓吹和使用暴力，使「左仔」成為「恐怖分子」的代名詞。所以，暴動之後，他們長期受到主流社會排斥，原本很興旺的左派事業一蹶不振。左派群體處於一種「政治上慘敗，經濟上困頓，社會上遭到邊緣化」的狀態，這使他們在往後很長的一段時間裏抬不起頭來，長期處於強世功教授所描述的「無言的幽怨」的狀態中。
但是，對他們造成更大傷害和令他們感受到壓抑的，恐怕還是中共對「六七暴動」的全盤否定。毛澤東逝世後，中共全面否定他所發動的「文化大革命」。由於「六七暴動」是文革的境外延伸，自然也受到全面否定，這就使很多懷抱着「愛國、反殖」旗幟積極參與「六七暴動」的人頓失精神支柱，很多人因而精神崩潰，筆者有位《文匯報》同事更因此而走上自我了斷的絕路。
如果僅僅是香港社會對他們的排斥，他們還可以勉強以「愛國反帝」為由替自己開脫。但是遭到「阿爺」的否定，則從根本上摧毁了他們的自信心：一覺醒來原來是犯了「左傾」幼稚病，盲目地執行了錯誤的路線。對他們來說，得不到港人的諒解他們並不在乎，但得不到「阿爺」的認可就真的是要了他們的命。
在這種精神狀態下，他們唯有自己「抱團取暖」。在「六七暴動」之後的15年（1967至1982年）裏，他們過着一種「兩邊不是人」的日子。作為一個群體，他們不但被香港主流社會邊緣化，更被「阿爺」冷落了。直到1982年中英開始談判香港前途問題，「阿爺」需要借助「基本群眾」的支持，他們才總算開始「政治翻身」。
邊緣化後形成性格缺陷
在這15年間，香港的「左派」形成一種十分不健康的心理狀態，這種心理狀態一直持續到今天，並且影響着今天的政治生態，其特點如下：
一，「唯我最愛國」、「唯我最革命」的心態十分嚴重。由於「愛國」、「反帝」是他們在「挾着尾巴做人」的日子裏唯一安身立命之所，也是他們在「兩邊不是人」的日子裏相濡以沫的信念基礎，所以這種自詡「愛國」的心態令他們千方百計要壟斷對「愛國」的解釋權（什麼叫「愛國」）和定義權（誰愛國誰不愛國）。形成他們動不動就質疑人家是否「愛國」，一切以是否符合他們的「愛國」標準來劃分敵、友、我。問題是，他們的愛國標準，是非常狹窄的，這一點詳下。
二，「階級鬥爭覺悟」很高，「對敵鬥爭立場」很堅定，所以，他們的「鬥爭」神經線始終繃得很緊，這種「立足於鬥」的特點是今日很多「左派」人士普遍存在的性格特點，尋找鬥爭對象則成為他們存在的最大價值。
三，「排他性」很強：對內則排斥非我族類的政治人物，對外則形成狹隘的民族主義。由於他們長期處於社會邊緣，環境迫使他們一方面孤芳自賞（這是「唯我獨愛國」的結果），另一方面疑神疑鬼（這是「鬥爭」意識過高的結果），形成他們只認同自己的生活小圈子內的人物，對小圈子外的人持有猜疑、防範、排斥的心態。
四，文化水平偏低，外語能力薄弱，現代知識匱乏，欠缺國際視野。香港「左派」由於受大陸「文化大革命」的影響，接受了毛澤東「知識愈多愈反動」的錯誤觀點，在香港掀起「抵制奴化教育」運動，所以普遍不重視文化，對英文更是鄙視。由於仇恨西方世界，使他們不願意接受現代知識，所以都不具備國際視野。
五，獨立思考能力欠奉，「盲目服從上級」變成他們習慣性的思想和行為模式。由於中共強調「五個統一」（即「統一認識，統一政策，統一計劃，統一指揮，統一行動」），使到整個「左派」群體最要命的地方是無法培養出獨立思考的能力，他們只知道盲目服從上級而不論其對錯。
香港左派社群呈現這些「性格缺陷」（character flaw），也許他們自己也不自知，非左派人士更無從了解。筆者上世紀七十年代初期加入《文匯報》，從「非左派」的大社會進入「左派」這個小社會，頓覺極大的反差，正是這些強烈的反差，令我很早就思考將來一旦他們掌權會對這個社會帶來一些什麼消極的影響。
「陰謀論」上綱上線
這裏不妨舉幾個例子來說明這種嚴重的性格缺陷如何形成他們對人、對事、對政策的扭曲的看法。
1. 對「美孚新邨」的攻擊
在1968年，美資的美孚石油公司（Mobil Oil HK Limited）將其位於荔枝角的油庫遷往青衣牙鷹洲，將原址改建為美孚新邨，這是香港第一個以中產人士為主的大型屋邨，亦是香港進入小康社會的一個標誌。在當時，它是物業管理上的一個創新，是香港第一個建立現代屋邨管理制度的地方。所以當它推出的時候很受香港中產階級歡迎。1974年我加入《文匯報》不久，負責經濟新聞的採訪。我收到新華社（即今天的中聯辦）的通知，不能「宣傳」美孚新邨，因為它是美帝國主義藉地產發展輸入美國的管理意念和生活模式，從而間接輸入美式的意識形態。我接到這個通知，簡直是啼笑皆非。
從這個例子人們可以看到很多問題：一個地產發展項目，可以被扭曲為意識形態入侵的計劃；發展這個項目的動機是發財，卻被扭曲說成是政治陰謀；明明是一個社會進步的象徵，不但不歡迎它，反而是刻意去貶損它。
2. 對香港大學校長黃麗松的懷疑和防範
美孚新邨是對事情的曲解，對人又如何呢？我這裏可以舉已故香港大學黃麗松校長為例。1972年黃麗松教授出任香港大學校長，是港大60多年來第一位華人校長。當時我尚在大學，我們普遍認為這是經歷「六七暴動」後，港英當局有意緩和華洋矛盾，主動地在重要的非政權機構實行華人化政策，是值得歡迎的事。我加入《文匯報》後，報社領導告訴我，黃麗松長期在馬來亞的大學教書，配合英國殖民地政府圍剿馬共，所以，英國政府派他來港，就是要配合港英鎮壓香港的共產黨。中共這樣看待黃麗松，完全是站在「政治陰謀」、「對敵鬥爭」的角度看，我當然無法認同。黃麗松是否有配合英國圍剿馬共我不知道，但斷言他來港是要協助港英圍剿港共則難以置信。「左派」對他的偏見一直持續到1982年鄧小平接見黃麗松請他協助培養97後的治港人才後才漸漸消除。
從這個例子我們可以看到「左派」動輒以「政治陰謀」、「對敵鬥爭」的角度看待別人，造成對人的錯誤定性，也強化社會敵對意識。
3. 批判「夏令時間」
1973年石油危機後，西方國家普遍實行「夏令時間」藉以節省能源，香港作為西方經濟體的一部分亦都跟隨實行「夏令時間」。但是「左派」領導竟然說這是港英一個分隔香港和內地的陰謀，使兩地無故出現時差，從而在生活上離間兩地人民。這種謬論持續到八十年代大陸也跟着實行「夏令時間」後才銷聲匿迹（大陸是在1986年實行，1991年取消）。
夏令時間這些雞毛蒜皮的事尚且可以上升為政治陰謀，則他們對港英七十年代以來種種社會改革都持批判態度就可以理解。港英在總結「六七暴動」後採取的社會改革措施都被認為是用來麻痹群眾的「改良主義」懷柔政策，藉以同「愛國陣營」爭奪群眾。「爭奪群眾」一詞，說明他們感受到香港社會愈發展，抱殘守缺的「左派」就愈失民心，他們被邊緣化的情况也就愈嚴重。
所謂見微知著，從這些對人、對事、對政策的例子中，我們可以看到：原來在「左派」眼中，遍地是陰謀，到處是敵人。小事尚且可以上綱上線曲解為政治陰謀，則到真正重大政治事件發生時，陰謀論就會更加鋪天蓋地而來。這些都是我親身經歷的事例，它使我自此對「左派」散發出來的任何「陰謀論」都嗤之以鼻。
回歸後 落後取代先進
「左派」這些與香港主流社會格格不入的文化特徵，符合社會學家所稱的「受圍困心態」（siege mentality）。這種心態，形成於「六七暴動」後長達15年的龜縮期，卻嚴重地影響着今天香港的政治生態和環境。本來，任何社會都會有一些有嚴重「反社會」傾向的人，不足為奇。社會學家稱之為「亞文化群體」（sub-cultural group），通常這些群體由於缺乏政治能量，對社會不會帶來太大的危害。但是，香港「左派」由於與中共有血緣關係，當中共對香港的影響力日益增長時，香港「左派」（中共的「親兒子」）哪怕再愚昧落後、無知無能，也終於有「揚眉吐氣」的一天。問題就在這裏：當一個在回歸前相對落後的「亞文化群體」，在回歸之後憑借「阿爺」的權威（而不是自身的能力）要取代比之先進的主流社會時，香港就無可避免地會出現倒退和撕裂。
回歸以來，這種以落後取代先進的例子比比皆是，筆者認為，最嚴重的有以下幾種：
第一，以水平較低的人取代水平較高的人。
香港的左派作為一個中國共產黨依靠的群體，他們自身承擔不了「治港」的任務，辜負了國家多年的培養，卻對一些有能力但不盡認同他們看法的人進行排擠。這使香港很多能人都無法貢獻社會。
從中共「白區」工作的經驗看，地下黨以及它所領導的親中共群眾（即本文所說的「左派」）是承擔着在「解放大城市」後對該城市的領導及管理工作的。中共對香港雖然並不打算採取過去的「解放大城市」的模式，但在「六七暴動」前的左派不少人仍然是肩負這個任務的。但是，經過「六七暴動」後，香港左派陣營整體而言急劇退化並落後於主流社會，使他們根本沒有足夠的文化水平和國際視野去管理一個現代化大都會。這從臨近九七才匆匆派譚耀宗去英國惡補英文可見一斑。
中共對香港「左派」的不濟是瞭如指掌的。早在中英談判香港問題時，筆者就不止一次地聽到中央一些官員私底下憂心忡忡地指出，「九七後我們自己的人無法有效管治香港」。據筆者了解，若干年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負責港澳事務的曾慶紅就曾經對民建聯的訪京團說，中央對民建聯很失望，國家培養了你們這麼多年，到現在還是改不了形象，出不了人才（大意）。其實，這不是一個民建聯的問題，而是整個「左派」的共同問題，其根源就是我上文提到的「文化缺陷」。只要這個問題不解決，整個「左派」都不可能出人才。
舉一個例子：民建聯的創黨主席是曾鈺成。作為創黨主席，他自必然會受到外國傳媒的追訪。由於他經常接受外國傳媒的訪問，竟然成為他不見容於民建聯的罪狀之一，而理由卻是十分可笑：民建聯有人認為他經常接受外國傳媒採訪，是想突顯自己英文好，使其他人不能挑戰其領導地位，因為民建聯內部沒有人具備他的外語能力。這種責難簡直是滑稽無聊。難道作為香港第一大黨，派出不懂英文的人進入香港的最高決策部門行政會議（他們連用英文撰寫的報告都看不懂）才是香港之福？對一個民建聯的創黨主席仍然百般刁難不服氣，你能期待「左派」能出人才嗎？
對根正苗紅的曾鈺成，尚且因為他會說流利英語而不見容，其他人就更等而下之。筆者認識幾個港大校友（例如為國捐軀的陳毓祥）都願意加入民建聯做中常委可惜始終都未能如願以償。從這些例子可以看到，自從「六七暴動」後形成的「一左二窄」（前新華社社長許家屯對「左派」的評語）的群體性格特點，是如何妨礙「左派」產生一些讓港人折服的人才。倘若出不了真正的人才，卻動輒欲佔據香港的領導地位，其不令香港倒退撕裂幾稀矣！
第二，以落後的意識形態來取代比較先進的意識形態。
隨着左派話語權的逐漸增加，他們那種比較扭曲的意識形態逐漸蠶食了香港社會原有的比較正常的意識形態。這裏舉兩個比較嚴重的例子。
1. 顛倒了香港的「是非觀」和「價值觀」。
回歸後，在「左派」的壓力下，特區政府通過頒授大紫荊章給楊光的舉動，變相為「六七暴動」平反。在2001年的授勳中，特區政府給楊光頒授最高榮譽的大紫荊勳章，同年卻頒發低一等的金紫荊星章給商業電台總經理何佐芝。前者是發動「六七暴動」的（台前）主將，卻得到最高榮譽，後者是反「六七暴動」電台（其播音員林彬因反暴動而被活活燒死）的老闆，只能得到次一等的待遇。這種完全顛倒香港主流社會價值觀、罔顧大多數香港人感情的處理方式，必然會造成社會的撕裂。
2. 通過壟斷對「愛國」的話語權，宣揚一些「盲目愛國主義」。
上文指出，「愛國」是左派藉以度過「兩面不是人」的充滿「無言的幽怨」日子，也是回歸後他們最大的政治資源，因此他們有必要設法壟斷對「愛國」的定義權。所以，「愛國」的定義愈窄愈好，否則這種政治資源就會被人分沾。根據他們同中共的血緣關係，他們眼中的「愛國」，必須同時要：
愛黨以及黨的最高領袖；
愛黨建立的「一黨專政」制度；
愛黨建設的社會主義事業、中國夢；
愛以中共為領導的中國；
愛中共提倡的「愛國主義」和「民族主義」。
這就使「愛國」成為只能夠由他們自己享有的一種特殊的政治權利，同廣大人民無涉。這種狹隘的「愛國」定義，與鄧小平當年設計「一國兩制」時的定義相去甚遠，完全背離了鄧小平的原意。
美國三名政治心理學家Robert T. Schatz、Ervin Staub和Howard Lavine發表了一篇文章，論述兩種愛國主義，一種是「盲目愛國主義」，另一種是「建設性愛國主義」，前者的思想特點是：1，毫不置疑的正面評價；2，毫不動搖的支持；3，不能接受批評；4，對象徵性行為（如對國旗致敬）賦予過高的重要性。與此相適應的行為模式則是：1，政治上不妥協；2，狹隘民族主義；3，強調外來威脅；4，選擇性地接收對國家好評的信息。相反，建設性愛國主義的思想特點是為謀求正面的改善而對現行政策進行質疑批評，與此相適應的行為模式則是：1，政治包容度高；2，對異己的吸納性強；3，政治運作效能較強；4，個人的利益、知識和行為都比較包容寬宏。
從以上所列舉的特點看，香港左派所提倡的「愛國主義」完全符合「盲目愛國主義」的定義。這種意識形態，同香港社會長期來形成的多元、開放、包容、理性的特點格格不入，這就造成很大的撕裂。近年社會湧現出的「愛」字頭組織，打着「愛國」的名義，採取紅衛兵、義和團式的手段去「肢體攻擊」被他們認為不愛國的人，又發動內地「五毛」去群起而攻一些有民主傾向的香港影藝界人士，杜絕他們在內地登台演出的機會，這些情况，在在說明香港社會原先比較先進的文化、意識形態正被一種水平比較落後的文化、意識形態所侵佔。
第三，以「極左」觀點誤導中央，使中央無法準確判斷香港的實際情况。
2003年香港發生50萬人示威反對「基本法第23條立法」，中共高層非常緊張，要求各部門認真研究香港究竟出了什麼問題，一時之間，黨、政、軍、警、特、商、學、人大、政協等部門紛紛派人來港做調研，出現所謂「全黨辦香港」的局面。據筆者了解，不同渠道的收料員幾乎都從香港左派得到相同的信息，例如：
香港人長期生活在殖民地，沒有國家觀念，連立法維護國家安全都不願意，而回歸後，由於沒有系統地進行「非殖化」教育，形成「收回主權，未收回民心」的情况，因此今後不但要加強國民教育，培育愛國心，還要進行「非殖化」教育才能切斷與英殖民主義的意識形態聯繫。
香港長期作為英國殖民地，是美英帝國主義用來顛覆中國的一個重要據點。香港所有政治風波都可以看到美英的黑手。在美英帝國主義影響下，香港人「民主抗共」的意識非常強，這會直接威脅到國家安全。
香港的所謂「泛民主派」，匯集了傳統的反共勢力如：法律界、宗教界、新聞界、教師界，是「民主抗共」的最堅定的支持者。因此，「我們」同「泛民主派」的矛盾是敵我的矛盾，必須堅定不移地予以打擊。
在「全黨辦香港」的背景下，全黨不同部門都不約而同地接收到這樣的信息，顯然就會誤導中央，使中央無法準確判斷香港的實際政情。這些錯誤信息就導致中央和特區關係出現一個不斷向下盤旋的「惡性循環」。
筆者總結出危害香港社會的這三大問題，都是植根於香港左派這個群體的性格缺陷，而這些性格缺陷的形成則可以直接追溯到「六七暴動」，是以筆者認為，「六七暴動」禍延至今。
文﹕程翔
圖﹕資料圖片
編輯﹕屈曉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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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載於《明報》星期日生活（2017年1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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