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0124-端傳媒--賈樟柯演講：我為什麼回到山西住下來？
賈樟柯演講：我為什麼回到山西住下來？
2017-01-24
端傳媒
這些年我們一直在回答重複的問題，我們的思想是否因此停滯不前了？
【編者按】儘管霧霾肆虐，京滬依然是中國文化經濟交流的中心地帶，吸引了全國的人才前往定居，工作及生活。賈樟柯卻一反其道，回到了山西。他在第二屆單向街書店文學獎的頒獎現場發表了演講。這次的演講由為何選擇住在山西講起，慢慢談及對目前對文藝思辨的感受，遺憾，以及領悟。本文轉載自《單讀》（http://app.ownspace.com/），全文略有刪減。
電影導演賈樟柯。
攝：Desiree Navarro/Getty Images
我從 1993 年來北京讀書、學電影、拍電影，從一個學電影的學生，到一個長期從事創作的導演，最近幾年我發現，不僅存在像前面幾位嘉賓所說的普遍的焦慮感，對我還有疲憊、無力的感覺。這種無力感，在我上一部電影《山河故人》發行時達到了高峰。因為上次發行電影時，我一站站路演，二十多天里去了十幾個城市，每到一個地方，都做各種採訪和座談，我發現二十多年過去了，我們討論的問題沒有變化，特別是電影領域里的話題沒有變化，比如一直在討論票房與藝術如何平衡的問題，也會涉及到紙媒衰落、如何看新媒體的問題，當然也包括談了幾年的霧霾問題。
各種各樣的問題，其實都是我們一直在重複的：一直在重複地回答，一直在重複地討論。在這樣一個重複問答、討論的過程中，時間就這樣飛速地流走。更重要的是，我發現其實我們潛意識里都有想形成共識的渴求，而我們花在形成共識上所花費的時間對創作者來說，太久了。正因如此，似乎我們的思想有些停滯不前，因為我們為了所謂的共識的形成，一直在內耗，一直在試圖說服對方，這個過程有如陷入沼澤，有如鬼打牆。
共識本身或許就是一種專制。共識需要靠時間、實踐和教育形成，對思想者來說，比之更重要的是往前走。
我們停步不前，忘記思考新的問題，顧不上在一個發現的基礎上尋找更新的發現。極端點說，我現在對形成共識沒有興趣，共識本身或許就是一種專制。共識需要靠時間、實踐和教育形成，對思想者來說，比之更重要的是往前走。佛教所言「不辨」，就是不糾纏，去獲得新知。
有了這樣的想法之後，我覺得我的改變要從調整我的生活開始。我決定搬回山西老家生活，並不是因為我跟現實世界失去了關聯，我每天都在現實世界里。但作為一個編劇，作為一個導演，作為一個還寫文章的人，我覺得我完全被思想工作——寫作、拍攝、爭論、說明，佔據了全部的時間。並不是說我跟世俗生活離得遠了，而是我跟思想生活關係太近了。我必須改變這種遠近關係。
所以我覺得我應該抽身而出，我要建立新的關係、調整距離，猶如我們爬上一個山峰，去看另一個山峰的景象，我們需要獲得新的視角，新的距離感。很多新的認識，包括面對問題時的豁達，都是由這樣合適的距離感帶來的。
我自己一直覺得我們這個時代的注意力，我們論題的設定還一直放在中國是一個急劇變化的國家，這樣一種判斷上。這個判斷是指七十年代末改革開放開始，由政治、經濟的改變，帶來個人生活及文化的改變，並認為這種變化仍然在持續之中。我們一直在面對、討論、理解這個變化的過程，並試圖判斷它最終的結果。但是，其實我覺得有一個巨大的誤差，因為對我來說，這場變化已經結束十幾年了。
我們急需面對的是這場變化後呈現的相對固態化的結果，這個固態化的結果目前看起來沒有更新的可能。但我們卻一直把中國社會放在還在改變的動態里觀察，因此我們的理解、觀察，與當下的現實是沒有踏上節拍的。這也就能理解，為什麼我們讀書的、寫書的、拍電影的越來越離開我們的讀者與觀眾。
中國社會七十年代末開啓的變革、九十年代末所重新開啓的變革，這種變化事實上到今天已經告一段落了，人們正在承受這個變化的結果。
再說得遠一點，為什麼精英會衰落？是因為精英沒有產生出更新的認識，總是在一些老問題上要說服別人。而當你繼續往前走，當你已經晉級到更前一步、兩步的時候，你的新坐標會證明你曾經的軌跡。
我是住在鄉下的人，我不知道現在國際世界是什麼樣子，但我們的現實狀態跟思想狀態存在一個巨大的落差：中國社會七十年代末開啓的變革、九十年代末所重新開啓的變革，這種變化事實上到今天已經告一段落了，人們正在承受這個變化的結果。但我們集中精力在討論的，還是變化過程中的問題。思想界整體有一種幻覺，我們在思考社會變化，這實際上是滯後的。我們談論的是老問題，新問題無人問津，公眾的困惑從知識階層那裡得不到解釋和啓發，因此他們離精英而去。
我覺得目前我們處在一個需要新思想、新認識的階段。另外，我們過多把注意力放在此刻的變化上。三十幾年的文化過程，思想的主題一直在關注現實變化，而忽略了另外一個維度的思考，就是一些看起來不變的老問題，我們是不是疏忽了對它的研究與理解。
簡單來說，比如生命是什麼？宇宙是什麼？這不單是科學要回答的問題，更應該是哲學的主題，理解人最主要的出發點。我們總體上沒有太去關注這一部分不變的問題，而這些不變的問題，它們從遠古而來，可能從有人類就面臨這樣的問題，我們不能把問題擱置在那裡，在當代仍然要延續對它的思考。這一年多的鄉村生活，給我帶來了一個變化，我開始變成一個天體物理學家（開玩笑），我中學物理都沒及格過，但是每個人都有胡思亂想的可能性。
那時，每個人類與天體、與宇宙的關係是直接的，他們與宇宙的關聯是日常性的，而今天，感受宇宙似乎只成了霍金一個人工作，我覺得這不對。
最近，我一直在想，外星人存在嗎？我在我老家的餐廳，夜晚推開窗就是一輪明月，我在想月球是不是真是一個巨大的外星人基地？我們人類是不是地球的原住民，為什麼我們那麼不適應地球，我們食用熟的食物，我們對四季變化，寒冷炎熱的適應性非常弱，幾乎每個人都會得慢性病，人類其實展現出對地球巨大的不適應，我們是不是外太空來的？這些想法沒有任何科學依據。但是我希望對自我的認定有新的維度。
我從北京開車回老家，依賴的是谷歌地圖或者百度地圖，好像離了那個地圖就沒有辦法500 公里回去。但是古代的蒙古人，一直走到了東歐，他們是看著山川的走勢、河流的走勢，看著日月、北斗七星抵達他們的目標。那時，每個人類與天體、與宇宙的關係是直接的，他們與宇宙的關聯是日常性的，而今天，感受宇宙似乎只成了霍金一個人工作，我覺得這不對。
對外星人、太空的胡思亂想，其實又讓我回到一個我職業方面的問題。電影技術這幾年發展得非常快速，處於技術的活躍期。比如虛擬現實的VR技術。我自己一開始接觸它，覺得只是一個單純的技術改變。我個人經歷過從膠片到數碼的改變，有些老導演經歷了從黑白到彩色，有些已經過世的導演經歷了從無聲到有聲的改變。但七十年代出生的我，又要經歷VR的產生。
我看了很多VR實例，研究做到一定階段後有點害怕了。因為我覺得這個新技術有些可怕，它反過來讓我懷疑，人類是不是也是這樣被設計出來的？今天我們有書店，有文學獎，有社會關係，我們的很多東西是不是被一個更高的文明設計和操縱的？我們背後是不是有一個VR導演那樣的人在設計我們的地球？我們的電影技術已經發展到我們在模仿我們的設計者?我覺得這可能是一個導演的胡思亂想，但對我非常重要。換一個角度，換一個距離，就能帶給我們新的認識與理解。
2016 年，我看到了一個我喜歡的裝置作品「The Matter of Time」，這個裝置作品在西班牙畢爾巴鄂的古根海姆美術館，是一個美國藝術家在一個比我們這個空間稍微大一點的空間，用裝置的方法做成曲折的遊廊，它是封閉的。當你在回形的遊廊里游走時，你會發現時間非常漫長，你會發現這可能是深不見底的路程，你不知道終點是什麼，不知道能不能走出來，非常的曲折，隨著時間的積累，你會覺得空間和路途深不可測。但當你換一個角度，抽身而出，站在高處看這個裝置時，它只佔有不超過 300 平米的空間。
我覺得它帶給我一個重要的啓發，就是我們要挪動，我們要調整我們與思想、與生活的關係。當然，我們不與我們熱愛的思想活動和賴以生存的世俗生活失去關聯，但是我們每個人都是一個小星球，我們可以在這兩者之間，建立一個可供我們更好考察、可供我們掌控整體情況的空間距離。所以，2016 年，我在調整角度。我也覺得，對新時代的感知，來自於我們挪一下步子，換一個角度。謝謝大家！
端傳媒
2017-01-24
端傳媒
這些年我們一直在回答重複的問題，我們的思想是否因此停滯不前了？
【編者按】儘管霧霾肆虐，京滬依然是中國文化經濟交流的中心地帶，吸引了全國的人才前往定居，工作及生活。賈樟柯卻一反其道，回到了山西。他在第二屆單向街書店文學獎的頒獎現場發表了演講。這次的演講由為何選擇住在山西講起，慢慢談及對目前對文藝思辨的感受，遺憾，以及領悟。本文轉載自《單讀》（http://app.ownspace.com/），全文略有刪減。
電影導演賈樟柯。
攝：Desiree Navarro/Getty Images
我從 1993 年來北京讀書、學電影、拍電影，從一個學電影的學生，到一個長期從事創作的導演，最近幾年我發現，不僅存在像前面幾位嘉賓所說的普遍的焦慮感，對我還有疲憊、無力的感覺。這種無力感，在我上一部電影《山河故人》發行時達到了高峰。因為上次發行電影時，我一站站路演，二十多天里去了十幾個城市，每到一個地方，都做各種採訪和座談，我發現二十多年過去了，我們討論的問題沒有變化，特別是電影領域里的話題沒有變化，比如一直在討論票房與藝術如何平衡的問題，也會涉及到紙媒衰落、如何看新媒體的問題，當然也包括談了幾年的霧霾問題。
各種各樣的問題，其實都是我們一直在重複的：一直在重複地回答，一直在重複地討論。在這樣一個重複問答、討論的過程中，時間就這樣飛速地流走。更重要的是，我發現其實我們潛意識里都有想形成共識的渴求，而我們花在形成共識上所花費的時間對創作者來說，太久了。正因如此，似乎我們的思想有些停滯不前，因為我們為了所謂的共識的形成，一直在內耗，一直在試圖說服對方，這個過程有如陷入沼澤，有如鬼打牆。
共識本身或許就是一種專制。共識需要靠時間、實踐和教育形成，對思想者來說，比之更重要的是往前走。
我們停步不前，忘記思考新的問題，顧不上在一個發現的基礎上尋找更新的發現。極端點說，我現在對形成共識沒有興趣，共識本身或許就是一種專制。共識需要靠時間、實踐和教育形成，對思想者來說，比之更重要的是往前走。佛教所言「不辨」，就是不糾纏，去獲得新知。
有了這樣的想法之後，我覺得我的改變要從調整我的生活開始。我決定搬回山西老家生活，並不是因為我跟現實世界失去了關聯，我每天都在現實世界里。但作為一個編劇，作為一個導演，作為一個還寫文章的人，我覺得我完全被思想工作——寫作、拍攝、爭論、說明，佔據了全部的時間。並不是說我跟世俗生活離得遠了，而是我跟思想生活關係太近了。我必須改變這種遠近關係。
所以我覺得我應該抽身而出，我要建立新的關係、調整距離，猶如我們爬上一個山峰，去看另一個山峰的景象，我們需要獲得新的視角，新的距離感。很多新的認識，包括面對問題時的豁達，都是由這樣合適的距離感帶來的。
我自己一直覺得我們這個時代的注意力，我們論題的設定還一直放在中國是一個急劇變化的國家，這樣一種判斷上。這個判斷是指七十年代末改革開放開始，由政治、經濟的改變，帶來個人生活及文化的改變，並認為這種變化仍然在持續之中。我們一直在面對、討論、理解這個變化的過程，並試圖判斷它最終的結果。但是，其實我覺得有一個巨大的誤差，因為對我來說，這場變化已經結束十幾年了。
我們急需面對的是這場變化後呈現的相對固態化的結果，這個固態化的結果目前看起來沒有更新的可能。但我們卻一直把中國社會放在還在改變的動態里觀察，因此我們的理解、觀察，與當下的現實是沒有踏上節拍的。這也就能理解，為什麼我們讀書的、寫書的、拍電影的越來越離開我們的讀者與觀眾。
中國社會七十年代末開啓的變革、九十年代末所重新開啓的變革，這種變化事實上到今天已經告一段落了，人們正在承受這個變化的結果。
再說得遠一點，為什麼精英會衰落？是因為精英沒有產生出更新的認識，總是在一些老問題上要說服別人。而當你繼續往前走，當你已經晉級到更前一步、兩步的時候，你的新坐標會證明你曾經的軌跡。
我是住在鄉下的人，我不知道現在國際世界是什麼樣子，但我們的現實狀態跟思想狀態存在一個巨大的落差：中國社會七十年代末開啓的變革、九十年代末所重新開啓的變革，這種變化事實上到今天已經告一段落了，人們正在承受這個變化的結果。但我們集中精力在討論的，還是變化過程中的問題。思想界整體有一種幻覺，我們在思考社會變化，這實際上是滯後的。我們談論的是老問題，新問題無人問津，公眾的困惑從知識階層那裡得不到解釋和啓發，因此他們離精英而去。
我覺得目前我們處在一個需要新思想、新認識的階段。另外，我們過多把注意力放在此刻的變化上。三十幾年的文化過程，思想的主題一直在關注現實變化，而忽略了另外一個維度的思考，就是一些看起來不變的老問題，我們是不是疏忽了對它的研究與理解。
簡單來說，比如生命是什麼？宇宙是什麼？這不單是科學要回答的問題，更應該是哲學的主題，理解人最主要的出發點。我們總體上沒有太去關注這一部分不變的問題，而這些不變的問題，它們從遠古而來，可能從有人類就面臨這樣的問題，我們不能把問題擱置在那裡，在當代仍然要延續對它的思考。這一年多的鄉村生活，給我帶來了一個變化，我開始變成一個天體物理學家（開玩笑），我中學物理都沒及格過，但是每個人都有胡思亂想的可能性。
那時，每個人類與天體、與宇宙的關係是直接的，他們與宇宙的關聯是日常性的，而今天，感受宇宙似乎只成了霍金一個人工作，我覺得這不對。
最近，我一直在想，外星人存在嗎？我在我老家的餐廳，夜晚推開窗就是一輪明月，我在想月球是不是真是一個巨大的外星人基地？我們人類是不是地球的原住民，為什麼我們那麼不適應地球，我們食用熟的食物，我們對四季變化，寒冷炎熱的適應性非常弱，幾乎每個人都會得慢性病，人類其實展現出對地球巨大的不適應，我們是不是外太空來的？這些想法沒有任何科學依據。但是我希望對自我的認定有新的維度。
我從北京開車回老家，依賴的是谷歌地圖或者百度地圖，好像離了那個地圖就沒有辦法500 公里回去。但是古代的蒙古人，一直走到了東歐，他們是看著山川的走勢、河流的走勢，看著日月、北斗七星抵達他們的目標。那時，每個人類與天體、與宇宙的關係是直接的，他們與宇宙的關聯是日常性的，而今天，感受宇宙似乎只成了霍金一個人工作，我覺得這不對。
對外星人、太空的胡思亂想，其實又讓我回到一個我職業方面的問題。電影技術這幾年發展得非常快速，處於技術的活躍期。比如虛擬現實的VR技術。我自己一開始接觸它，覺得只是一個單純的技術改變。我個人經歷過從膠片到數碼的改變，有些老導演經歷了從黑白到彩色，有些已經過世的導演經歷了從無聲到有聲的改變。但七十年代出生的我，又要經歷VR的產生。
我看了很多VR實例，研究做到一定階段後有點害怕了。因為我覺得這個新技術有些可怕，它反過來讓我懷疑，人類是不是也是這樣被設計出來的？今天我們有書店，有文學獎，有社會關係，我們的很多東西是不是被一個更高的文明設計和操縱的？我們背後是不是有一個VR導演那樣的人在設計我們的地球？我們的電影技術已經發展到我們在模仿我們的設計者?我覺得這可能是一個導演的胡思亂想，但對我非常重要。換一個角度，換一個距離，就能帶給我們新的認識與理解。
2016 年，我看到了一個我喜歡的裝置作品「The Matter of Time」，這個裝置作品在西班牙畢爾巴鄂的古根海姆美術館，是一個美國藝術家在一個比我們這個空間稍微大一點的空間，用裝置的方法做成曲折的遊廊，它是封閉的。當你在回形的遊廊里游走時，你會發現時間非常漫長，你會發現這可能是深不見底的路程，你不知道終點是什麼，不知道能不能走出來，非常的曲折，隨著時間的積累，你會覺得空間和路途深不可測。但當你換一個角度，抽身而出，站在高處看這個裝置時，它只佔有不超過 300 平米的空間。
我覺得它帶給我一個重要的啓發，就是我們要挪動，我們要調整我們與思想、與生活的關係。當然，我們不與我們熱愛的思想活動和賴以生存的世俗生活失去關聯，但是我們每個人都是一個小星球，我們可以在這兩者之間，建立一個可供我們更好考察、可供我們掌控整體情況的空間距離。所以，2016 年，我在調整角度。我也覺得，對新時代的感知，來自於我們挪一下步子，換一個角度。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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