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1217-紐約時報中文網：那場被遺忘的、註定失敗的香港保衛戰
紐約時報中文網：那場被遺忘的、註定失敗的香港保衛戰
CRAIG S. SMITH
2016年12月27日
1941年12月21日，日本士兵在香港向坦克靠近。當年香港在英國的統治之下。此前，香港曾請求增派一個或兩個營，以加強那裡的小型衛戍部隊的兵力。 長眠於香港的加拿大將軍
關於戰爭的回憶需要被記錄下來，不僅因為那些逝去的生命，還是因為那些必然會導致生命被浪費的錯誤決定。 THE ASAHI SHIMBUN, VIA GETTY IMAGES
安大略省巴裡市——約翰·勞森(John Lawson)只有幾樣小東西可以用來懷念父親：軍章、兩個身份識別牌和一個銀色身份手環——75年前的這一週，在一個可怕的冬日，他的父親在香港被子彈擊中時，手腕上就佩戴著這個手環。
曾經還有個小小的口袋日記本，但是後來在火災中被燒毀。勞森記得父親在總結導致他死亡的可怕經歷時最後寫下的幾個字：「非常不可能。」
關於戰爭的回憶需要被記錄下來，不僅因為那些逝去的生命，還是因為那些必然會導致生命被浪費的錯誤決定。勞森本不需要在成長的過程中缺少父親的陪伴，可是錯誤情報、計劃失當以及簡單的失職讓他失去了父親，只剩下這一小口袋紀念品。
勞森的父親約翰·K·勞森准將(John K. Lawson)是「二戰」戰鬥中犧牲的軍銜最高的加拿大軍官。他在註定失敗的香港保衛戰中被機關槍打死。這場戰役已經基本被人遺忘，但它奪走了近3000名士兵的生命，其中290人來自加拿大。
戰爭結束後，曾就哪裡出了問題發生過激烈爭論，不過現在，它們早已被淡忘。如今，人們的記憶裡更多的是那些戰死士兵的犧牲精神和勇氣，而非他們死亡的不必要性。不過，史學家們早已認定，派一些沒有經過考驗的加拿大男孩去守衛一個根本不可能守衛的小島是個錯誤。
「這是加拿大軍隊首次參與『二戰』，它是一場災難，」史學家托尼·班納姆(Tony Banham)在接受郵件採訪時寫道。他寫了很多關於這場戰役的文章。
1941年春，約翰·K·勞森54歲。在經歷過「一戰」，以及軍隊系統中一些無謂的政治鬥爭之後，他升至上校——這不算什麼偉大成就，但令人滿意。他有一個妻子、兩個兒子和一個家。
歐洲大戰迫在眉睫，勞森上校負責訓練年輕士兵。後來，香港請求增派一個或兩個營，以加強該英國殖民地的一個小型衛戍部隊的兵力。
英國首相溫斯頓·邱吉爾(Winston Churchill)表示反對。「這絕對是錯誤的，」他在1941年1月寫道。「如果日本與我們開戰，我們沒有一絲一毫的機會可以守住或解救香港。加大我們在那裡會遭受的損失是極其不明智的。」
但是，支持者認為，這會提高該殖民地的士氣，向日本發出一個警告信號。邱吉爾讓步了。
約翰·K·勞森准將的兒子在加拿大巴裡市的家中擺放著他的肖像和紀念品。勞森准將是「二戰」中陣亡的軍銜最高的加拿大軍官。
約翰·K·勞森准將的兒子在加拿大巴裡市的家中擺放著他的肖像和紀念品。勞森准將是「二戰」中陣亡的軍銜最高的加拿大軍官。 IAN WILLMS FOR THE NEW YORK TIMES
沒有人真的認為日本會進攻英國的領地。當時，太平洋的衝突被認為是亞洲國家之間的戰爭——在西方國家看來，那是次要事件，因為他們的注意力全部集中在德國身上。
勞森上校被要求提交一份報告，陳述可供執行這項任務的營隊的準備情況：他的工作人員將10個營列為優秀，7個列為需要更多培訓，9個列為「目前不建議進行軍事部署」。
把做好戰鬥準備的部隊派往遠離歐洲真正戰場的地方似乎不合情理。所以，為了加強香港的防衛，加拿大總參謀長從名單底部挑了兩個營——溫尼伯近衛步兵營(Winnipeg Grenadiers)和皇家步槍營(Royal Rifles)，並安排勞森上校擔任指揮官。
他恐懼過嗎？他的兒子猜他沒有。對他父親來說，這是職業生涯後期向准將和指揮官的晉陞。也許，他把香港視為最後一次冒險，之後將只從事案頭工作。
「任何士兵都喜歡新職位帶來的喜悅和興奮，」勞森說。他追隨父親的足跡從軍，並加入了同一支部隊——皇家加拿大軍團(Royal Canadian)。
當年10月，勞森准將帶領約2000名士兵乘船出發。
雖然當時兩個帝國的軍隊在中國和香港之間的一個鐵路交叉口不安地對峙著，但衝突似乎遙遙無期。
英國情報機構向這些加拿大人保證，就算日本人真的開打，也不會有什麼嚴重後果，因為根據當時的種族偏見，日本人都是身材矮小，近視眼，無法在夜間戰鬥。
當時，香港的防禦體系主要是一個混凝土戰壕和地堡構成的網路，它沿著山峰和山脊蜿蜒而建，將九龍半島與中國大陸隔開。
西灣國殤墳場，勞森准將的墓碑。為了加強香港的防衛，加拿大總參謀長從名單底部挑了兩個營，並安排勞森准將擔任指揮官。
西灣國殤墳場，勞森准將的墓碑。為了加強香港的防衛，加拿大總參謀長從名單底部挑了兩個營，並安排勞森准將擔任指揮官。 LAM YIK FEI FOR THE NEW YORK TIMES
如果該殖民地真的遭到攻擊，他們想靠著這條防禦線抵擋日軍幾個月，或者至少幾個星期。但是，人們根本沒有意識到計劃的緊迫性：防禦線從未完成，大多只是鐵絲網。1941年12月，只有30名士兵駐守在主要防禦工事城門碉堡裡——那裡能容納120個人。
該防禦計劃在島上將部隊沿海岸線鬆散排開，忽視了制高點。勞森准將看到該戰略計劃後，立刻感到擔憂，向倫敦請求再加一個營。這個請求遭到了忽視。
「他認識到，在這種情況下是不會有任何希望的，」那場戰鬥中在皇家步槍營服役的喬治·S·麥克唐奈(George S. MacDonell)說。「這簡直是死刑宣判。」
12月7日上午，在接到日軍在邊界活動的報告後，香港駐軍被派往陣地。即便到那時，也沒有引起很大擔憂。英軍駐港指揮官凱瑞斯托弗·莫爾特比少將(Christopher Maltby)對倫敦說，那些報告「肯定誇大了事實」，相關行動極有可能是日軍「掩蓋他們在華南兵力空虛」的詭計。
他認為，邊界另一側的日軍只有數千人。事實上，有5萬多名日本士兵在向香港進軍，幾乎是殖民地駐軍的10倍。
12月8日，或者按照國際日期變更線另一側美國的時間12月7日，日本人幾乎同時襲擊了夏威夷、新加坡、馬來亞北部、菲律賓、關島、韋克島和香港，令全世界陷入震驚之中。
久經沙場的日軍僅花費5個小時就佔領了城門碉堡，衝破了兵力薄弱的防線。僅在5天後，英軍就被迫穿過海港，逃往香港島。
島上的盟軍迅速重組為東部旅和西部旅。勞森准將負責指揮西部旅，阻止日軍到達殖民地的心腹重地。根據莫爾特比少將的計劃，勞森的指揮部位於港島中心的一連串地堡中，遠離預計會發生戰鬥的海岸線。
12月18日晚，日軍穿過大陸和港島之間的狹窄航道，迅速衝破沿海防線。數小時後，他們迅速穿過能夠俯瞰勞森准將在黃泥涌峽道上的據點的小山。
勞森計劃第二天早上把指揮部搬回去，但是到早上7點，他已經被包圍了。據莫爾特比少將在戰後寫的一份報告稱，上午10點左右，勞森准將報告說，日軍向他的地堡「近距離開火，他打算出去回擊」。
當時，溫尼伯近衛步兵營的鮑勃·曼徹斯特中士(Bob Manchester)就在對面的戰壕裡，他看見勞森准將和三名部下在往地堡後面的山坡上爬時，被機關槍擊中。
該地區剩餘的士兵在總部周圍繼續戰鬥，直到於12月22日被俘。身為隨軍牧師的尤賴亞·萊特(Uriah Laite)上尉被日本人帶至地堡處喊話，要求所有活著的人出來投降。他在日記中寫道，「在此期間，我發現了勞森准將的屍體，並得到允許，從他的手腕上摘下了身份手環。」
第二天，日本指揮官下令埋葬了勞森准將，並在墓前豎起了一塊白色的碑，上邊以日文寫著准將的名字和軍銜，這算是一種罕見的榮譽。1946年，加拿大當局將他的遺骨重新埋葬在香港島的西灣國殤墳場，他至今仍長眠在那裡。
隨著勞森准將陣亡，香港島西半邊的防禦工作陷入了混亂，反擊七零八落，隊伍不斷潰退。最終，英軍在聖誕節那天宣布投降。
萊特上尉當了四年的戰俘，後來回到加拿大，把勞森准將的手環交給了他的家人。其子約翰·勞森將它和他的一些軍章放進相框裡，保存至今。
CRAIG S. SMITH
紐約時報中文網
CRAIG S. SMITH
2016年12月27日
1941年12月21日，日本士兵在香港向坦克靠近。當年香港在英國的統治之下。此前，香港曾請求增派一個或兩個營，以加強那裡的小型衛戍部隊的兵力。 長眠於香港的加拿大將軍
關於戰爭的回憶需要被記錄下來，不僅因為那些逝去的生命，還是因為那些必然會導致生命被浪費的錯誤決定。 THE ASAHI SHIMBUN, VIA GETTY IMAGES
安大略省巴裡市——約翰·勞森(John Lawson)只有幾樣小東西可以用來懷念父親：軍章、兩個身份識別牌和一個銀色身份手環——75年前的這一週，在一個可怕的冬日，他的父親在香港被子彈擊中時，手腕上就佩戴著這個手環。
曾經還有個小小的口袋日記本，但是後來在火災中被燒毀。勞森記得父親在總結導致他死亡的可怕經歷時最後寫下的幾個字：「非常不可能。」
關於戰爭的回憶需要被記錄下來，不僅因為那些逝去的生命，還是因為那些必然會導致生命被浪費的錯誤決定。勞森本不需要在成長的過程中缺少父親的陪伴，可是錯誤情報、計劃失當以及簡單的失職讓他失去了父親，只剩下這一小口袋紀念品。
勞森的父親約翰·K·勞森准將(John K. Lawson)是「二戰」戰鬥中犧牲的軍銜最高的加拿大軍官。他在註定失敗的香港保衛戰中被機關槍打死。這場戰役已經基本被人遺忘，但它奪走了近3000名士兵的生命，其中290人來自加拿大。
戰爭結束後，曾就哪裡出了問題發生過激烈爭論，不過現在，它們早已被淡忘。如今，人們的記憶裡更多的是那些戰死士兵的犧牲精神和勇氣，而非他們死亡的不必要性。不過，史學家們早已認定，派一些沒有經過考驗的加拿大男孩去守衛一個根本不可能守衛的小島是個錯誤。
「這是加拿大軍隊首次參與『二戰』，它是一場災難，」史學家托尼·班納姆(Tony Banham)在接受郵件採訪時寫道。他寫了很多關於這場戰役的文章。
1941年春，約翰·K·勞森54歲。在經歷過「一戰」，以及軍隊系統中一些無謂的政治鬥爭之後，他升至上校——這不算什麼偉大成就，但令人滿意。他有一個妻子、兩個兒子和一個家。
歐洲大戰迫在眉睫，勞森上校負責訓練年輕士兵。後來，香港請求增派一個或兩個營，以加強該英國殖民地的一個小型衛戍部隊的兵力。
英國首相溫斯頓·邱吉爾(Winston Churchill)表示反對。「這絕對是錯誤的，」他在1941年1月寫道。「如果日本與我們開戰，我們沒有一絲一毫的機會可以守住或解救香港。加大我們在那裡會遭受的損失是極其不明智的。」
但是，支持者認為，這會提高該殖民地的士氣，向日本發出一個警告信號。邱吉爾讓步了。
約翰·K·勞森准將的兒子在加拿大巴裡市的家中擺放著他的肖像和紀念品。勞森准將是「二戰」中陣亡的軍銜最高的加拿大軍官。
約翰·K·勞森准將的兒子在加拿大巴裡市的家中擺放著他的肖像和紀念品。勞森准將是「二戰」中陣亡的軍銜最高的加拿大軍官。 IAN WILLMS FOR THE NEW YORK TIMES
沒有人真的認為日本會進攻英國的領地。當時，太平洋的衝突被認為是亞洲國家之間的戰爭——在西方國家看來，那是次要事件，因為他們的注意力全部集中在德國身上。
勞森上校被要求提交一份報告，陳述可供執行這項任務的營隊的準備情況：他的工作人員將10個營列為優秀，7個列為需要更多培訓，9個列為「目前不建議進行軍事部署」。
把做好戰鬥準備的部隊派往遠離歐洲真正戰場的地方似乎不合情理。所以，為了加強香港的防衛，加拿大總參謀長從名單底部挑了兩個營——溫尼伯近衛步兵營(Winnipeg Grenadiers)和皇家步槍營(Royal Rifles)，並安排勞森上校擔任指揮官。
他恐懼過嗎？他的兒子猜他沒有。對他父親來說，這是職業生涯後期向准將和指揮官的晉陞。也許，他把香港視為最後一次冒險，之後將只從事案頭工作。
「任何士兵都喜歡新職位帶來的喜悅和興奮，」勞森說。他追隨父親的足跡從軍，並加入了同一支部隊——皇家加拿大軍團(Royal Canadian)。
當年10月，勞森准將帶領約2000名士兵乘船出發。
雖然當時兩個帝國的軍隊在中國和香港之間的一個鐵路交叉口不安地對峙著，但衝突似乎遙遙無期。
英國情報機構向這些加拿大人保證，就算日本人真的開打，也不會有什麼嚴重後果，因為根據當時的種族偏見，日本人都是身材矮小，近視眼，無法在夜間戰鬥。
當時，香港的防禦體系主要是一個混凝土戰壕和地堡構成的網路，它沿著山峰和山脊蜿蜒而建，將九龍半島與中國大陸隔開。
西灣國殤墳場，勞森准將的墓碑。為了加強香港的防衛，加拿大總參謀長從名單底部挑了兩個營，並安排勞森准將擔任指揮官。
西灣國殤墳場，勞森准將的墓碑。為了加強香港的防衛，加拿大總參謀長從名單底部挑了兩個營，並安排勞森准將擔任指揮官。 LAM YIK FEI FOR THE NEW YORK TIMES
如果該殖民地真的遭到攻擊，他們想靠著這條防禦線抵擋日軍幾個月，或者至少幾個星期。但是，人們根本沒有意識到計劃的緊迫性：防禦線從未完成，大多只是鐵絲網。1941年12月，只有30名士兵駐守在主要防禦工事城門碉堡裡——那裡能容納120個人。
該防禦計劃在島上將部隊沿海岸線鬆散排開，忽視了制高點。勞森准將看到該戰略計劃後，立刻感到擔憂，向倫敦請求再加一個營。這個請求遭到了忽視。
「他認識到，在這種情況下是不會有任何希望的，」那場戰鬥中在皇家步槍營服役的喬治·S·麥克唐奈(George S. MacDonell)說。「這簡直是死刑宣判。」
12月7日上午，在接到日軍在邊界活動的報告後，香港駐軍被派往陣地。即便到那時，也沒有引起很大擔憂。英軍駐港指揮官凱瑞斯托弗·莫爾特比少將(Christopher Maltby)對倫敦說，那些報告「肯定誇大了事實」，相關行動極有可能是日軍「掩蓋他們在華南兵力空虛」的詭計。
他認為，邊界另一側的日軍只有數千人。事實上，有5萬多名日本士兵在向香港進軍，幾乎是殖民地駐軍的10倍。
12月8日，或者按照國際日期變更線另一側美國的時間12月7日，日本人幾乎同時襲擊了夏威夷、新加坡、馬來亞北部、菲律賓、關島、韋克島和香港，令全世界陷入震驚之中。
久經沙場的日軍僅花費5個小時就佔領了城門碉堡，衝破了兵力薄弱的防線。僅在5天後，英軍就被迫穿過海港，逃往香港島。
島上的盟軍迅速重組為東部旅和西部旅。勞森准將負責指揮西部旅，阻止日軍到達殖民地的心腹重地。根據莫爾特比少將的計劃，勞森的指揮部位於港島中心的一連串地堡中，遠離預計會發生戰鬥的海岸線。
12月18日晚，日軍穿過大陸和港島之間的狹窄航道，迅速衝破沿海防線。數小時後，他們迅速穿過能夠俯瞰勞森准將在黃泥涌峽道上的據點的小山。
勞森計劃第二天早上把指揮部搬回去，但是到早上7點，他已經被包圍了。據莫爾特比少將在戰後寫的一份報告稱，上午10點左右，勞森准將報告說，日軍向他的地堡「近距離開火，他打算出去回擊」。
當時，溫尼伯近衛步兵營的鮑勃·曼徹斯特中士(Bob Manchester)就在對面的戰壕裡，他看見勞森准將和三名部下在往地堡後面的山坡上爬時，被機關槍擊中。
該地區剩餘的士兵在總部周圍繼續戰鬥，直到於12月22日被俘。身為隨軍牧師的尤賴亞·萊特(Uriah Laite)上尉被日本人帶至地堡處喊話，要求所有活著的人出來投降。他在日記中寫道，「在此期間，我發現了勞森准將的屍體，並得到允許，從他的手腕上摘下了身份手環。」
第二天，日本指揮官下令埋葬了勞森准將，並在墓前豎起了一塊白色的碑，上邊以日文寫著准將的名字和軍銜，這算是一種罕見的榮譽。1946年，加拿大當局將他的遺骨重新埋葬在香港島的西灣國殤墳場，他至今仍長眠在那裡。
隨著勞森准將陣亡，香港島西半邊的防禦工作陷入了混亂，反擊七零八落，隊伍不斷潰退。最終，英軍在聖誕節那天宣布投降。
萊特上尉當了四年的戰俘，後來回到加拿大，把勞森准將的手環交給了他的家人。其子約翰·勞森將它和他的一些軍章放進相框裡，保存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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