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0519-周日話題：中美新冷戰香港角色，自由世界前哨？紅色中國前哨？
周日話題：中美新冷戰香港角色，自由世界前哨？紅色中國前哨？
2019/5/19
【明報專訊】中美新冷戰升溫，戰火終於蔓延至香港。
2月27日，先是美國駐港總領事唐偉康發表演說，警示香港自治狀况之外，又將香港列入美國用以制衡中國的「自由開放印太秩序」；3月21日，美國國務院發表《美國——香港政策法》周年報告，雖延續香港不同於中國的「區別待遇」（differential treatments），卻以「倒退」（diminished）來形容香港自治，對中港政府發出正式警告；4月25日，美國國務院發聲明，表明關注《逃犯條例》修訂；5月4日，唐偉康接受傳媒訪問，更直指「美國的關注點，是如果香港和大陸之間的區別幾得糢糊（blurred）、一國兩制變得不再明顯（less clear），美國將可能需要調整政策」。
短短數月，美國「忽然」連番出拳，本來還在幻想美國不會動香港的政府官員，登時被打得滿天星斗。
早在2017年10月，我已在臉書多次提及，美國如對中國發動新冷戰，必會觸及《美國——香港政策法》。
現在事情正向此方向發展，香港權貴才如夢初醒。香港人，實在太需要補一堂地緣政治課。
美國在港利益：
變革推動者 示範力量
香港人首先要知道美國在香港的龐大地緣政治利益。
美國早在1843年，就在港設立領事館。但美國真正介入香港，則是在冷戰時期，美國取代英國成為亞洲霸權時開始——即所謂「不列顛治世」（Pax Britannica）被「美利堅治世」（Pax Americana）取代。二戰時，美國原要求英國將香港交還中華民國；但1949年紅色中國崛起，令美國改變立場，因為香港位於「竹幕」（Bamboo Curtain）邊緣，可成為「自由世界前哨」（Free-world Outpost）。1960年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文件就明言美國的目標，是「延續香港作為自由世界前哨的地位」。為此，美國一手協助港英政府改善防務（以「共同戰略阻嚇」防範北京）和支持香港工業化（以養活大量中國難民）、另一手利用香港建立全球最大的情報網（美領館駐有編制龐大的中情局和聯邦調查局人員）和心戰網（透過美國新聞署影響香港和海內外的華人）。
冷戰結束後，一般的印象是美國在港利益以經濟為主——香港是美國第19大貿易伙伴（香港是美國貿易順差的最大貢獻者）、美資在亞洲的主要基地（美資數目在香港境外企業中排名第一，2018年共設有290個地區總部和434個地區辦事處）。但美國在港仍有重要戰略利益，只是不被人注意。97後，美領館仍舊直轄國務院，而不隸屬北京的美國駐華大使館；美國海軍繼續定期停泊香港，並視香港為美艦在亞洲調動的重要據點；美國C-17軍用運輸機每年數次降落香港機場，為美領館提供物資；更重要的，是美國始終視香港為「自由世界前哨」（儘管這個冷戰術語已不再公開提及），期望主權移交後香港成為推動中國自由化的「變革推動者」（change agent）——美國總統克林頓在1993年發表對中政策演說時，就讚賞香港是「民主價值的催化劑」（a catalyst of democratic values）；到最近唐偉康的演說，仍在重複這個定位，大讚香港對中國的「示範力量」（demonstration power）。
美國在港的廣泛利益，由《美國——香港政策法》予以制度化。此法在1992年由參眾兩院通過，將香港視為在美國法律下於貿易、投資、出入境、航運、國際協議等多方面上區別於中國的「非主權實體」（non-sovereign entity distinct from China under US laws），並明文支持香港民主化。此法並規定，國務卿每年就香港自治狀况向國會提交報告，如香港「自治程度不足」（not sufficiently autonomous），總統可暫停部分或全部給予香港的區別待遇，是華府必要時介入香港事務的政策工具。
中國在港利益：
外匯來源 突破禁運 漂白投資
要掌握整個地緣政治形勢，也要認識中國在港的利益。
中共自建政以來，香港始終是其政權命脈所在。早在1949年2月中共建政前，毛澤東已決定不會收回香港，其後周恩來正式提出「長期打算、充分利用」的政策。事後證明，將稱作「英治香港」的獨立管轄區（separate jurisdiction）留下來，是中國得以突破美國圍堵的關鍵。冷戰時期，香港始終是中國最大的外匯來源地（估計1966年為1.7億英鎊、佔總數三分一）、唯一的貿易轉口港（走私入口被美國禁運的科技物資，以及出口中國農副產品）、中資企業的境外營運基地（中國銀行、華潤集團等）、以至情報心戰中心。假如沒有香港，中共在五六十年代能否捱過美國圍堵和其後的中蘇決裂，頗成疑問。
香港對中國不可替代的重要性，令北京在1980年代決心以「香港特別行政區」之名，在1997年後延續香港的獨立管轄區地位。由鄧小平政權到習近平政權，香港始終牽動中共政權。篇幅所限，只列舉近期統計和事例。香港始終是中國的最大資金來源地，包括最大的境外投資來源地（多年來都佔中國FDI（外商直接投資）總數六至七成）、中國企業最主要的上巿集資地（2018年累計有1146間國企、紅籌和民企在香港主板上巿）和最主要的銀行貸款來源地（2018年香港各銀行對中國大陸銀行和非銀行客戶的淨債權總額為7130億元港元）。近年，中國積極對外擴張影響力，香港廣受國際承認的獨立管轄區地位，成為中國進行境外影響力操作（offshore Chinese influence operations）的最佳掩護，儼然成了「紅色中國前哨」（Red-China Outpost）。例如，大量中資企業來港，漂白成港資企業，然後再對外投資（2017年有1792億港元的中國資金，以境外直接投資之名來港），包括2013年中國商人王靖以港資企業之名進行的尼加拉瓜運河項目。香港的獨立關稅區地位和船舶登記制度，對中國也有重大作用，包括繞過美國對中國的高科技出口管制（例如中國透過「港資企業」亞洲衛星，購買了美製人造衛星，並將之用作維穩和軍事用途），以至突破聯合國的制裁禁令（例如2017年12月韓國扣留在香港註冊的船隻「方向永嘉」，指其違反聯合國禁令，在公海上將石油轉運予朝鮮船隻）。就連特區護照和香港在國際組織的會員資格，也成為中國擴張影響力的槓桿，例如特區護照早已為中國權貴普遍使用（華為孟晚舟就有特區護照）、香港在東亞奧委會的會員資格也被北京用來打壓台灣（2018年7月中國聯同港澳、蒙古、韓國、朝鮮等，聯票取消原定在台中舉辦的東亞青運會）。最後，在2018年4月美國對付華為中興後，北京希望利用香港的特殊地位輸入西方科技，隨即在5月宣布支持香港成為國際創科中心，為此北京亦加快將香港納入大灣區（按《粵港澳大灣區規劃發展綱要》，日後香港事務將由中國副總理韓正的領導小組主導，令北京可更「充分利用」香港）。
明顯地，北京要將香港轉型為「紅色中國前哨」，關鍵在保留一國兩制的軀殼、但換掉香港自治的內涵——用北京的官方語言，就是2014年國務院白皮書提出的「中央擁有對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全面管治權」這條總路線。換言之，北京不是要全面取消一國兩制，而是要淘空香港自治，以確保一國兩制更為北京所「充分利用」。在這個地緣政治背景下，就更能理解為何北京近年強硬打壓香港民主運動，因為任何將香港推向民主自治的改革，都會阻礙北京建立「紅色中國前哨」之計劃。
港在中美鬥爭最前線
這個「香港——美國——中國」的三方地緣政治故事，揭示了香港自冷戰以來，始終處於中美鬥爭的最前線。
在1950至1970年代的兩極冷戰時期，當美國以「圍堵政策」（containment policy）阻止蘇聯和中國輸出共產革命之時，華府將香港視作「自由世界前哨」；同時，北京卻以「長期打算、充分利用」政策，以香港為突破口繞過美國圍堵。這是中美鬥爭的第一回合（1950至1970年代）。
1972年尼克遜訪華後，由卡特到奧巴馬的歷任美國總統，都尋求以「接觸政策」（engagement policy），將中國整合到由美國主導的國際秩序。在這個脈絡下，香港被美國視作「變革推動者」，盛載着美國人在「接觸政策」下推動中國自由化的期望。同時，北京也完全認識美國「和平演變」中共政權之計劃，更加深知香港就是美國的「特洛伊木馬」（Trojan Horse），因此在主權移交後初期採取防禦策略，嚴防香港的「井水」影響中國的「河水」。由1972年起計四十多年，美國的「接觸政策」明顯失敗，中國固然未有自由化，把香港視作「變革推動者」也純屬幻想；反之，中國在這段時間崛起成新霸權，以「專制資本主義」（authoritarian capitalism）在全球擴張，甚至成功收服香港這隻「特洛伊木馬」、並逐步將之轉型為「紅色中國前哨」。這是中美鬥爭的第二回合（1972-2016）。
2017年1月特朗普上台後，迅速改變對中政策，拋棄傳統的「接觸政策」，採納全新的「對抗戰略」（competitive approach），在貿易、科技、情報、軍事等多方面全面抗衡中國。在這個中美鬥爭的第三回合中（2017至今），一個懸而未決的問題是——香港在特朗普的新對中政策下，到底有何角色？
美國在港選項
概念上，美國在香港有三個可能選項。
第一個選項，是維持「原則性放任政策」（principled hands-off approach），即警告中國不應干預香港自治、但不調整《美國——香港政策法》。這個選項的理據，是美國承認香港主權屬於中國，因此不直接介入香港事務。這個選項的缺點，可謂顯而易見。美國自2014年雨傘運動以來，就已經在實行這個選項，但幾年來儘管美國不斷警告，香港的自治狀况仍不斷惡化——事實上，北京認定美國光說不練，美國在香港事務上正淪為無牙老虎。此外，在這個選項下，中國將能輕易將香港建立為「紅色中國前哨」，那麼香港仍享有的區別待遇，客觀上將成為美國對中國制裁的最大漏洞。
第二個選項，是對香港實行整體性制裁（territory-wide sanctions），即暫停部分或全部給予香港的區別待遇。這個選項在現行的《美國——香港政策法》下，可透過總統行政命令實施。這個選項的理據，是美國判斷當前的一國兩制，是對美國國家利益的威脅，而美國並無方法（或已經太遲）阻止中國將香港建立為「紅色中國前哨」。美國一旦實行這個選項，即使只是局部實施（例如對香港科技禁運），都會嚴重打擊香港的國際金融中心地位，對中國經濟將是致命打擊（基於中國對香港金融無可替代的依賴）。當然，這是一個「核武選項」，因為不但北京和其在港代理人會被打擊，一般香港巿民也會受到衝擊。同時，暫停部分或全部給予香港的區別待遇，客觀上等同美國帶頭對香港實施一國一制，這明顯違背美國多年來支持一國兩制的立場，也違反把香港列入「自由開放印太秩序」的計劃。
第三個選項，是對香港實行個別制裁（individual／entity-targeted sanctions），即美國對破壞香港自治的個別人士／組織，實行凍結資產和禁止入境等措施。程序上，這個選項涉及將相關條款引入現行的《美國——香港政策法》，或全面採納拖延多年的《香港人權民主法》。這個選項的理據，是要區分北京在港代理人與香港巿民，因為北京對香港自治的干預，其實大多透過在港代理人執行（例如由選舉主任取消民主派候選人資格、由入境主任拒絕馬凱入境、由社團事務主任禁止香港民族黨運作、由親中立法會議員通過一地兩檢法案）。客觀上，這個選項將有兩個效果，一是大大增加北京在港代理人破壞香港自治的成本，以制衡避免香港自治進一步倒退；二是支援香港民主派的自治運動，令香港在印太秩序下再成為「自由世界前哨」。但這個選項肯定會引發北京強烈反彈，令香港成為中美攤牌的戰場。除非美國有一個切實可行、可長遠推動香港自治的計劃並決心付諸實行，採納這個選項將把香港推向政治不穩。
美國總統甘迺迪曾經說過：「管治，就是敢於決定。」美國現時正處於對港政策的決定時刻。怎樣選擇，取決於美國當局如何研判香港在新冷戰的角色。
港人聲音在哪？
在中美新冷戰下，除了大國的利益，香港人的聲音在哪裏？在「紅色中國前哨」與「自由世界前哨」拉扯之間，香港是傾中、傾美、還是尋求某種平衡？在地緣政治的大國遊戲下，小政體的自主空間固然有限，但歷史上也不乏「弱者槓桿（leverages of the weak）」的事例，冷戰時期的奧地利和英治香港都是表表者。
無論如何，香港人總不能只當旁觀者，否則必然在這場地緣政治鬥爭中成為典當品。香港人要盡全力出聲，捍衛香港作為對全世界開放的「國際自治政體」（internationalized autonomy）。當然，今天的香港特別行政區已非英治香港、新舊冷戰的情况也有所不同。但路多難行，都要想辦法行吧。
作者臉書：www.facebook.com/brianfonghk
文//方志恒
編輯//曾祥泰
fb﹕http://www.facebook.com/SundayMingpao
2019/5/19
【明報專訊】中美新冷戰升溫，戰火終於蔓延至香港。
2月27日，先是美國駐港總領事唐偉康發表演說，警示香港自治狀况之外，又將香港列入美國用以制衡中國的「自由開放印太秩序」；3月21日，美國國務院發表《美國——香港政策法》周年報告，雖延續香港不同於中國的「區別待遇」（differential treatments），卻以「倒退」（diminished）來形容香港自治，對中港政府發出正式警告；4月25日，美國國務院發聲明，表明關注《逃犯條例》修訂；5月4日，唐偉康接受傳媒訪問，更直指「美國的關注點，是如果香港和大陸之間的區別幾得糢糊（blurred）、一國兩制變得不再明顯（less clear），美國將可能需要調整政策」。
短短數月，美國「忽然」連番出拳，本來還在幻想美國不會動香港的政府官員，登時被打得滿天星斗。
早在2017年10月，我已在臉書多次提及，美國如對中國發動新冷戰，必會觸及《美國——香港政策法》。
現在事情正向此方向發展，香港權貴才如夢初醒。香港人，實在太需要補一堂地緣政治課。
美國在港利益：
變革推動者 示範力量
香港人首先要知道美國在香港的龐大地緣政治利益。
美國早在1843年，就在港設立領事館。但美國真正介入香港，則是在冷戰時期，美國取代英國成為亞洲霸權時開始——即所謂「不列顛治世」（Pax Britannica）被「美利堅治世」（Pax Americana）取代。二戰時，美國原要求英國將香港交還中華民國；但1949年紅色中國崛起，令美國改變立場，因為香港位於「竹幕」（Bamboo Curtain）邊緣，可成為「自由世界前哨」（Free-world Outpost）。1960年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文件就明言美國的目標，是「延續香港作為自由世界前哨的地位」。為此，美國一手協助港英政府改善防務（以「共同戰略阻嚇」防範北京）和支持香港工業化（以養活大量中國難民）、另一手利用香港建立全球最大的情報網（美領館駐有編制龐大的中情局和聯邦調查局人員）和心戰網（透過美國新聞署影響香港和海內外的華人）。
冷戰結束後，一般的印象是美國在港利益以經濟為主——香港是美國第19大貿易伙伴（香港是美國貿易順差的最大貢獻者）、美資在亞洲的主要基地（美資數目在香港境外企業中排名第一，2018年共設有290個地區總部和434個地區辦事處）。但美國在港仍有重要戰略利益，只是不被人注意。97後，美領館仍舊直轄國務院，而不隸屬北京的美國駐華大使館；美國海軍繼續定期停泊香港，並視香港為美艦在亞洲調動的重要據點；美國C-17軍用運輸機每年數次降落香港機場，為美領館提供物資；更重要的，是美國始終視香港為「自由世界前哨」（儘管這個冷戰術語已不再公開提及），期望主權移交後香港成為推動中國自由化的「變革推動者」（change agent）——美國總統克林頓在1993年發表對中政策演說時，就讚賞香港是「民主價值的催化劑」（a catalyst of democratic values）；到最近唐偉康的演說，仍在重複這個定位，大讚香港對中國的「示範力量」（demonstration power）。
美國在港的廣泛利益，由《美國——香港政策法》予以制度化。此法在1992年由參眾兩院通過，將香港視為在美國法律下於貿易、投資、出入境、航運、國際協議等多方面上區別於中國的「非主權實體」（non-sovereign entity distinct from China under US laws），並明文支持香港民主化。此法並規定，國務卿每年就香港自治狀况向國會提交報告，如香港「自治程度不足」（not sufficiently autonomous），總統可暫停部分或全部給予香港的區別待遇，是華府必要時介入香港事務的政策工具。
中國在港利益：
外匯來源 突破禁運 漂白投資
要掌握整個地緣政治形勢，也要認識中國在港的利益。
中共自建政以來，香港始終是其政權命脈所在。早在1949年2月中共建政前，毛澤東已決定不會收回香港，其後周恩來正式提出「長期打算、充分利用」的政策。事後證明，將稱作「英治香港」的獨立管轄區（separate jurisdiction）留下來，是中國得以突破美國圍堵的關鍵。冷戰時期，香港始終是中國最大的外匯來源地（估計1966年為1.7億英鎊、佔總數三分一）、唯一的貿易轉口港（走私入口被美國禁運的科技物資，以及出口中國農副產品）、中資企業的境外營運基地（中國銀行、華潤集團等）、以至情報心戰中心。假如沒有香港，中共在五六十年代能否捱過美國圍堵和其後的中蘇決裂，頗成疑問。
香港對中國不可替代的重要性，令北京在1980年代決心以「香港特別行政區」之名，在1997年後延續香港的獨立管轄區地位。由鄧小平政權到習近平政權，香港始終牽動中共政權。篇幅所限，只列舉近期統計和事例。香港始終是中國的最大資金來源地，包括最大的境外投資來源地（多年來都佔中國FDI（外商直接投資）總數六至七成）、中國企業最主要的上巿集資地（2018年累計有1146間國企、紅籌和民企在香港主板上巿）和最主要的銀行貸款來源地（2018年香港各銀行對中國大陸銀行和非銀行客戶的淨債權總額為7130億元港元）。近年，中國積極對外擴張影響力，香港廣受國際承認的獨立管轄區地位，成為中國進行境外影響力操作（offshore Chinese influence operations）的最佳掩護，儼然成了「紅色中國前哨」（Red-China Outpost）。例如，大量中資企業來港，漂白成港資企業，然後再對外投資（2017年有1792億港元的中國資金，以境外直接投資之名來港），包括2013年中國商人王靖以港資企業之名進行的尼加拉瓜運河項目。香港的獨立關稅區地位和船舶登記制度，對中國也有重大作用，包括繞過美國對中國的高科技出口管制（例如中國透過「港資企業」亞洲衛星，購買了美製人造衛星，並將之用作維穩和軍事用途），以至突破聯合國的制裁禁令（例如2017年12月韓國扣留在香港註冊的船隻「方向永嘉」，指其違反聯合國禁令，在公海上將石油轉運予朝鮮船隻）。就連特區護照和香港在國際組織的會員資格，也成為中國擴張影響力的槓桿，例如特區護照早已為中國權貴普遍使用（華為孟晚舟就有特區護照）、香港在東亞奧委會的會員資格也被北京用來打壓台灣（2018年7月中國聯同港澳、蒙古、韓國、朝鮮等，聯票取消原定在台中舉辦的東亞青運會）。最後，在2018年4月美國對付華為中興後，北京希望利用香港的特殊地位輸入西方科技，隨即在5月宣布支持香港成為國際創科中心，為此北京亦加快將香港納入大灣區（按《粵港澳大灣區規劃發展綱要》，日後香港事務將由中國副總理韓正的領導小組主導，令北京可更「充分利用」香港）。
明顯地，北京要將香港轉型為「紅色中國前哨」，關鍵在保留一國兩制的軀殼、但換掉香港自治的內涵——用北京的官方語言，就是2014年國務院白皮書提出的「中央擁有對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全面管治權」這條總路線。換言之，北京不是要全面取消一國兩制，而是要淘空香港自治，以確保一國兩制更為北京所「充分利用」。在這個地緣政治背景下，就更能理解為何北京近年強硬打壓香港民主運動，因為任何將香港推向民主自治的改革，都會阻礙北京建立「紅色中國前哨」之計劃。
港在中美鬥爭最前線
這個「香港——美國——中國」的三方地緣政治故事，揭示了香港自冷戰以來，始終處於中美鬥爭的最前線。
在1950至1970年代的兩極冷戰時期，當美國以「圍堵政策」（containment policy）阻止蘇聯和中國輸出共產革命之時，華府將香港視作「自由世界前哨」；同時，北京卻以「長期打算、充分利用」政策，以香港為突破口繞過美國圍堵。這是中美鬥爭的第一回合（1950至1970年代）。
1972年尼克遜訪華後，由卡特到奧巴馬的歷任美國總統，都尋求以「接觸政策」（engagement policy），將中國整合到由美國主導的國際秩序。在這個脈絡下，香港被美國視作「變革推動者」，盛載着美國人在「接觸政策」下推動中國自由化的期望。同時，北京也完全認識美國「和平演變」中共政權之計劃，更加深知香港就是美國的「特洛伊木馬」（Trojan Horse），因此在主權移交後初期採取防禦策略，嚴防香港的「井水」影響中國的「河水」。由1972年起計四十多年，美國的「接觸政策」明顯失敗，中國固然未有自由化，把香港視作「變革推動者」也純屬幻想；反之，中國在這段時間崛起成新霸權，以「專制資本主義」（authoritarian capitalism）在全球擴張，甚至成功收服香港這隻「特洛伊木馬」、並逐步將之轉型為「紅色中國前哨」。這是中美鬥爭的第二回合（1972-2016）。
2017年1月特朗普上台後，迅速改變對中政策，拋棄傳統的「接觸政策」，採納全新的「對抗戰略」（competitive approach），在貿易、科技、情報、軍事等多方面全面抗衡中國。在這個中美鬥爭的第三回合中（2017至今），一個懸而未決的問題是——香港在特朗普的新對中政策下，到底有何角色？
美國在港選項
概念上，美國在香港有三個可能選項。
第一個選項，是維持「原則性放任政策」（principled hands-off approach），即警告中國不應干預香港自治、但不調整《美國——香港政策法》。這個選項的理據，是美國承認香港主權屬於中國，因此不直接介入香港事務。這個選項的缺點，可謂顯而易見。美國自2014年雨傘運動以來，就已經在實行這個選項，但幾年來儘管美國不斷警告，香港的自治狀况仍不斷惡化——事實上，北京認定美國光說不練，美國在香港事務上正淪為無牙老虎。此外，在這個選項下，中國將能輕易將香港建立為「紅色中國前哨」，那麼香港仍享有的區別待遇，客觀上將成為美國對中國制裁的最大漏洞。
第二個選項，是對香港實行整體性制裁（territory-wide sanctions），即暫停部分或全部給予香港的區別待遇。這個選項在現行的《美國——香港政策法》下，可透過總統行政命令實施。這個選項的理據，是美國判斷當前的一國兩制，是對美國國家利益的威脅，而美國並無方法（或已經太遲）阻止中國將香港建立為「紅色中國前哨」。美國一旦實行這個選項，即使只是局部實施（例如對香港科技禁運），都會嚴重打擊香港的國際金融中心地位，對中國經濟將是致命打擊（基於中國對香港金融無可替代的依賴）。當然，這是一個「核武選項」，因為不但北京和其在港代理人會被打擊，一般香港巿民也會受到衝擊。同時，暫停部分或全部給予香港的區別待遇，客觀上等同美國帶頭對香港實施一國一制，這明顯違背美國多年來支持一國兩制的立場，也違反把香港列入「自由開放印太秩序」的計劃。
第三個選項，是對香港實行個別制裁（individual／entity-targeted sanctions），即美國對破壞香港自治的個別人士／組織，實行凍結資產和禁止入境等措施。程序上，這個選項涉及將相關條款引入現行的《美國——香港政策法》，或全面採納拖延多年的《香港人權民主法》。這個選項的理據，是要區分北京在港代理人與香港巿民，因為北京對香港自治的干預，其實大多透過在港代理人執行（例如由選舉主任取消民主派候選人資格、由入境主任拒絕馬凱入境、由社團事務主任禁止香港民族黨運作、由親中立法會議員通過一地兩檢法案）。客觀上，這個選項將有兩個效果，一是大大增加北京在港代理人破壞香港自治的成本，以制衡避免香港自治進一步倒退；二是支援香港民主派的自治運動，令香港在印太秩序下再成為「自由世界前哨」。但這個選項肯定會引發北京強烈反彈，令香港成為中美攤牌的戰場。除非美國有一個切實可行、可長遠推動香港自治的計劃並決心付諸實行，採納這個選項將把香港推向政治不穩。
美國總統甘迺迪曾經說過：「管治，就是敢於決定。」美國現時正處於對港政策的決定時刻。怎樣選擇，取決於美國當局如何研判香港在新冷戰的角色。
港人聲音在哪？
在中美新冷戰下，除了大國的利益，香港人的聲音在哪裏？在「紅色中國前哨」與「自由世界前哨」拉扯之間，香港是傾中、傾美、還是尋求某種平衡？在地緣政治的大國遊戲下，小政體的自主空間固然有限，但歷史上也不乏「弱者槓桿（leverages of the weak）」的事例，冷戰時期的奧地利和英治香港都是表表者。
無論如何，香港人總不能只當旁觀者，否則必然在這場地緣政治鬥爭中成為典當品。香港人要盡全力出聲，捍衛香港作為對全世界開放的「國際自治政體」（internationalized autonomy）。當然，今天的香港特別行政區已非英治香港、新舊冷戰的情况也有所不同。但路多難行，都要想辦法行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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