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0518-安裕：此心安處是吾鄉
安裕：此心安處是吾鄉
撰文: 安裕 | 發佈日期: 18.05.19 | 最後更新: | 2019-05-18 22:25:36
眾新聞
https://www.hkcnews.com/article/20616/%E8%B2%9D%E8%81%BF%E9%8A%98-%E9%80%9D%E4%B8%96-20617/%E9%80%9D%E4%B8%96
1970年的貝聿銘。紐約時報
貝聿銘（前站者）與羅拔甘迺迪（後站者），以及積琪蓮甘迺迪（坐者）。紐約時報
八十年代的貝聿銘。美聯社資料圖片
貝聿銘先生逝世，《紐約時報》訃聞版的長文Paul Goldberger寫得雲淡風清之中帶着一股濃得化不開的憶念。朋友早前在社交媒體貼文說到《紐約時報》訃聞版種種，資料做得翔實，讓我想起在紐約生活時的一樁小事：好奇於一版又一版的訃聞內容究竟如何寫就，跑到《紐約時報》想請教不得其門而入。後來幾經轉折，才知道光是訃聞版就有六個記者，平日工作是預先做好訪問待日而刊。訃聞版無甚經濟效益，卻是一家大報的石柱，不煽情不矯情，有若史官對歷史的評定。
扯遠了，說回《紐約時報》的貝聿銘訃聞，來龍去脈清楚分明，畢竟是蜚聲世界的大報，更何況Paul Goldberger不是《紐約時報》編制人員而是美國知名建築評論家、也是Parsons School of Design前任院長，下筆用圖，自有專業水準的鞭闢入裏。一介讀者，個人而言，這篇訃聞最寶貴的是幾張照片，都是年代久遠的黑白照。一張是1970年貝聿銘在紐約曼哈頓建築事務所攝，相中的貝聿銘架着標誌性的圓形眼鏡，身前桌上散落建築圖紙，若有所思的朝着前方凝視。之後找到美聯社的另一張相片，是八十年代的貝聿銘，一身三件頭西服，挨着門邊斜斜一站，情景要比1970年那張令人感覺輕鬆得多。另外深刻印象的是他與甘迺迪總統遺孀積琪蓮和甘迺迪弟弟羅拔甘迺迪，在甘迺迪總統圖書館的一次會議上的照片。三個主角笑得開懷，美國讀者閱之想必神往：一個是當年聲名鵲起的建築師，一個是被弒總統的遺孀，一個是曾是司法部長的總統胞弟。三人之中，羅拔甘迺迪走得最早，1968年死於刺客槍下；積琪蓮於1994年去世，最後一個是貝聿銘。
貝聿銘的建築事務所在曼哈頓中城區麥迪遜大道，這條大路有說是廣告業的中樞，也有稱是法律及建築事務所的集中地。不過，如果說，這是美國精英的所在也許更準確。這與第五大道購物中心有所迥異，相當長的一段時間，美國商業的大腦就在紐約城中的幾條大街上班，包括麥迪遜大道。前面講到的幾張照片，以1970年那一張讓人想得最多：當時的紐約以至今天的紐約，都是全世界各方人材的焦點，不論是來自美國東西南北，抑或西歐遠東南太平洋，精英都以到紐約一闖天下為目標。1970年是人類登月的年代，美國太空科技見慣不同族裔參與，不少五十年代負笈美國的台灣學子，已是德州研發火箭的太空總署科學家，然而在紐約這邊，少數族裔的路不算容易，必須真材實料之外是比他人更出色。這張照片裏的貝聿銘，額前頭髮稍見凌亂，不免讓人猜臆這是心力拚盡的日子。
去年過世的台灣建築泰斗王大閎是貝聿銘的哈佛大學建築研究所同學，他在〈一位最傑出的同學﹣貝聿銘〉說起大家都是25歲的同窗歲月，「因是同班同學，幾乎天天見面，成為朋友。我一直稱呼他IM」。文章寫於九十年代中葉，事過二十餘載再讀，仍有回甘之味，細敘這一對好友的兩條道路，「畢業前，我和IM同時收到普林斯頓大學來函，分別邀請我們去研究彈道學。我因已接受華盛頓中國大使館的職務，回信婉拒了這份軍事工作。他卻接受了邀請」，「從此，我們分手，各自東西，兩人逐漸有距離，只靠書信聯絡」。之後王大閎和貝聿銘間有見面，文中談到貝聿銘在紐約成立建築事務所，美國基督教基金會決定在台灣興建東海大學一事，說貝聿銘「這是他第一次抓到機會在祖國實現他理想中的現代中國建築。他用心規劃成一所完美的現代中國式學府」，「不幸，這類新中國式建築物得不到基金會的青睞，他們要的是偽西式高層樓房，因此雙方意見不一，無法達成協議。後來基金會請來兩名顧問：de Beausset夫人和我。我們都讚同貝建築師的構想......最後，我們果然說服了該會的主持人」。
東海大學校舍竣工後，基金會又在校區中央建立一座禮拜堂，委託貝聿銘設計。王大閎說，他極為欣賞貝聿銘的特殊造型，並與這位老同學在台北會面，「我預料基金會一定不會喜歡那種獨特造型，他果然說基金會非但沒有通過他的設計，還堅持他重新設計，他當時內心的挫折之苦可想而知」，「但他面帶笑容用英語對我說：『我向基金會表示，如果他們一定要我redesign這禮拜堂，我要求立刻resign』」。王大閎在文章最後說到，「IM與我別無相同之處。他始終居於異邦，我急於回往祖國。他胸懷壯志，從紐約麥迪遜大道進軍歐亞，不顧一切地去實現自己的雄心」，「我只有野心，在台北街頭巷尾，白日燃燭，追尋一種屬於中華民族的生活與環境」。王大閎在台灣的設計包括國父紀念館、外交部大樓等。王大閎去年逝世，追思會上，台灣大學城鄉所榮休教授華昌宜說：「王先生是華人中最後一位貴族。這不是指他顯赫家世，而是指他獨立的品味和人格。他是我們建築師中的建築師。」
貝聿銘與王大閎分道揚鑣，一個留在美國，一個去了台灣。王大閎原籍廣東東莞，父親是法學家、外交家王寵惠；貝聿銘父親是貝祖詒，是香港中國銀行創辦人，兩人家世同樣顯赫。然而在四五十年代風雨如晦的日子，這兩個哈佛同窗撰擇了不同的未來，王大閎的「他始終居於異邦，我急於回往祖國」，道出好友的人生路途，也客觀說明「異邦」和「祖國」兩者的時代背景。即使如此，貝聿銘與廣義上的中國並無完全切斷，他設計台灣的東海大學，他是1970年大阪世界博覽會中華民國館的設計者，他在台灣還設計了兩座焚化爐。他到台灣參與大學設計，他留在美國前赴歐洲，他就是沒有回到中國大陸，直至1974年。
米高坎奈爾（Michael Cannell）著的《I.M. Pei: Mandarin of Modernism》 說，中美關係破冰後，貝聿銘1974年隨同美國建築學會代表團到中國大陸。坎奈爾寫道，貝聿銘想與1935年之後就沒有再見過的叔叔貝祖源團聚，這時，貝祖源所在那個區的黨委書記說，有一個來自美國的重要人物將要來看他，問他要不要什麼東西。翌日派出一批木匠，把貝祖源家的地板換上新地板。貝聿銘到蘇州後，一批親友來看望他，坎奈爾寫道，「如果不是陰差陽錯，他也可能是他們其中之一」。於貝聿銘而言，這是一次家族重聚，而在中國近代史來說，類似貝聿銘的「陰差陽錯」留在美國而沒有回到中國、最終以旅美華人身分重返故土的多不勝數。中美關係和緩之後，1949年前出國並留在國外的一批，回到故地看到的，是盡遭破壞的舊日城園。
貝聿銘的身分，也許為他帶來另一種的自由。Paul Goldberger在《紐約時報》說，貝聿銘毫不猶豫批評他在中國看到的受蘇聯影響平庸建築（he did not hesitate to criticize the banal, Soviet-influenced architecture that he saw），更在演說中敦促中國回首一己傳統，而不是對東歐樣板亦步亦趨（he urged the Chinese to look back at their own traditions rather than “slavishly following Eastern European patterns”）。Paul Goldberger說，然而中國當局照舊邀請貝聿銘再訪，並且邀請他設計高聳入雲的酒店群，但遭貝聿銘拒絕。坎奈爾寫道，貝聿銘說「我就是辦不到，我的良心不允許」，「我不能想像有棟高樓俯視紫禁城，就等如希爾頓酒店俯視白金漢宮」。到了最後，北京提議在巿郊興建一座酒店，這一次，貝聿銘同意了，這是香山飯店。
香山飯店從零到建成，可以說是一個讓貝聿銘學習「現代中國」的課程。Paul Goldberger用了兩行字敘述貝聿銘的感受，「但是貝先生其後承認，他認為這座建築物建造得差，保養欠佳，是一個失望」（but Mr. Pei later admitted that he considered the building, which was poorly constructed and not well maintained, a disappointment）。時維文化大革命結束不久的中國，從工作方式到思考看法，中國與美國頂尖建築師大有不同，坎奈爾則用了12頁內容講述香山飯店的故事。制度不同帶來不同的結果，坎奈爾說中國建築工人不到一個星期就鋪好一條通道，一個晚上灌好水泥地基，貝聿銘的助手說，直至今天「我仍認為在美國是不可能辦到的」。坎奈爾又說，但是單靠人力不能彌補幾個世紀以來的制度，交貨不準時，連紙箱都被人取走。建築歷史學家Ron Knapp說，「我認為貝聿銘全心投入一個他極渴望的建築工程，不過他絲毫沒有覺察中共沒有能力完成它......共產主義讓這個國家完全沒有創造藝術空間的觀念」。貝聿銘對香山飯店的失望，並不影響他對其他一些事的滿意，坎奈爾說，直到那時，貝聿銘認為禁止在紫禁城附近起高樓大廈是他的「最大成就，也是最大的滿足」。
貝聿銘對中國的看法轉折點，是1989年六四事件血腥鎮壓，一向政治上極低調的他在當年6月22日投書《紐約時報》。在《China Won't Ever Be the Same／中國從此再不一樣》文章，貝聿銘從50年前與妻子來到美國說起，「當中的四十幾年，我們夢想一天可以回到祖國大地。我們非常希望，可以把我們對國家的熱愛，與我們出生之地及傳統結合做一些事」。他說，「雖然在美國工作是容易一些，但是出於對中國的熱愛，出於相信事情會轉好，儘管有挫折，我們在中國做事。我們相信，我們更多與領導層一起工作，其他人會更加開放。我們以為政府同樣相信這事，會讓中國逐漸開放，不僅是商業和科技，還有的是新的思考方法」。
在文章的最後，貝聿銘說，「我不後悔用在中國的時間。我仍然感到能夠有機會實現一些夢想是幸運的。在可怖的悲劇之後，中國再也不會一樣。我們以後還可以在中國做事嗎？我不能肯定。無論如何，我都不能夠接受，一九八九年六月三日星期六的晚上，在天安門廣場流的血都是白流的說法」（I do not regret the time spent in China. I still feel we were fortunate to have had the opportunity to fulfill some of our dreams.China will not be the same after this terrible tragedy. Will we ever be able to work in China again? I am not sure. In any case, I cannot accept the thought that all the blood was shed in vain that Saturday night, June 3, 1989, at Tiananmen Square.）
貝聿銘是生於中國的美國公民，對這位天賦極高的建築大師來說，兩種文化集於一身的他，堪稱是「左手畫圓，右手畫方」的雙重視野和能力。按貝聿銘的構想，他的北京香山飯店是有着灰青地磚前庭和傳統形式窗戶，中庭是在樹影婆娑下品茗觀魚之處；他在美國克里夫蘭的搖滾樂名人堂，則是美國民眾心靈佯倘之地。靜與動，傳統與現代，魚與熊掌兩者兼得。貝聿銘的巴黎羅浮宮金字塔，多哈的穆斯林藝術博物館，沒有一城一國困囿的狹隘，民族與國族皆非他的那杯茶。百年和人生，戰爭與文明，在現代主義和人性美麗之間，走遍世界的貝聿銘，此心安處是吾鄉，大概是最適切的形容了吧？
安裕
撰文: 安裕 | 發佈日期: 18.05.19 | 最後更新: | 2019-05-18 22:25: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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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hkcnews.com/article/20616/%E8%B2%9D%E8%81%BF%E9%8A%98-%E9%80%9D%E4%B8%96-20617/%E9%80%9D%E4%B8%96
1970年的貝聿銘。紐約時報
貝聿銘（前站者）與羅拔甘迺迪（後站者），以及積琪蓮甘迺迪（坐者）。紐約時報
八十年代的貝聿銘。美聯社資料圖片
貝聿銘先生逝世，《紐約時報》訃聞版的長文Paul Goldberger寫得雲淡風清之中帶着一股濃得化不開的憶念。朋友早前在社交媒體貼文說到《紐約時報》訃聞版種種，資料做得翔實，讓我想起在紐約生活時的一樁小事：好奇於一版又一版的訃聞內容究竟如何寫就，跑到《紐約時報》想請教不得其門而入。後來幾經轉折，才知道光是訃聞版就有六個記者，平日工作是預先做好訪問待日而刊。訃聞版無甚經濟效益，卻是一家大報的石柱，不煽情不矯情，有若史官對歷史的評定。
扯遠了，說回《紐約時報》的貝聿銘訃聞，來龍去脈清楚分明，畢竟是蜚聲世界的大報，更何況Paul Goldberger不是《紐約時報》編制人員而是美國知名建築評論家、也是Parsons School of Design前任院長，下筆用圖，自有專業水準的鞭闢入裏。一介讀者，個人而言，這篇訃聞最寶貴的是幾張照片，都是年代久遠的黑白照。一張是1970年貝聿銘在紐約曼哈頓建築事務所攝，相中的貝聿銘架着標誌性的圓形眼鏡，身前桌上散落建築圖紙，若有所思的朝着前方凝視。之後找到美聯社的另一張相片，是八十年代的貝聿銘，一身三件頭西服，挨着門邊斜斜一站，情景要比1970年那張令人感覺輕鬆得多。另外深刻印象的是他與甘迺迪總統遺孀積琪蓮和甘迺迪弟弟羅拔甘迺迪，在甘迺迪總統圖書館的一次會議上的照片。三個主角笑得開懷，美國讀者閱之想必神往：一個是當年聲名鵲起的建築師，一個是被弒總統的遺孀，一個是曾是司法部長的總統胞弟。三人之中，羅拔甘迺迪走得最早，1968年死於刺客槍下；積琪蓮於1994年去世，最後一個是貝聿銘。
貝聿銘的建築事務所在曼哈頓中城區麥迪遜大道，這條大路有說是廣告業的中樞，也有稱是法律及建築事務所的集中地。不過，如果說，這是美國精英的所在也許更準確。這與第五大道購物中心有所迥異，相當長的一段時間，美國商業的大腦就在紐約城中的幾條大街上班，包括麥迪遜大道。前面講到的幾張照片，以1970年那一張讓人想得最多：當時的紐約以至今天的紐約，都是全世界各方人材的焦點，不論是來自美國東西南北，抑或西歐遠東南太平洋，精英都以到紐約一闖天下為目標。1970年是人類登月的年代，美國太空科技見慣不同族裔參與，不少五十年代負笈美國的台灣學子，已是德州研發火箭的太空總署科學家，然而在紐約這邊，少數族裔的路不算容易，必須真材實料之外是比他人更出色。這張照片裏的貝聿銘，額前頭髮稍見凌亂，不免讓人猜臆這是心力拚盡的日子。
去年過世的台灣建築泰斗王大閎是貝聿銘的哈佛大學建築研究所同學，他在〈一位最傑出的同學﹣貝聿銘〉說起大家都是25歲的同窗歲月，「因是同班同學，幾乎天天見面，成為朋友。我一直稱呼他IM」。文章寫於九十年代中葉，事過二十餘載再讀，仍有回甘之味，細敘這一對好友的兩條道路，「畢業前，我和IM同時收到普林斯頓大學來函，分別邀請我們去研究彈道學。我因已接受華盛頓中國大使館的職務，回信婉拒了這份軍事工作。他卻接受了邀請」，「從此，我們分手，各自東西，兩人逐漸有距離，只靠書信聯絡」。之後王大閎和貝聿銘間有見面，文中談到貝聿銘在紐約成立建築事務所，美國基督教基金會決定在台灣興建東海大學一事，說貝聿銘「這是他第一次抓到機會在祖國實現他理想中的現代中國建築。他用心規劃成一所完美的現代中國式學府」，「不幸，這類新中國式建築物得不到基金會的青睞，他們要的是偽西式高層樓房，因此雙方意見不一，無法達成協議。後來基金會請來兩名顧問：de Beausset夫人和我。我們都讚同貝建築師的構想......最後，我們果然說服了該會的主持人」。
東海大學校舍竣工後，基金會又在校區中央建立一座禮拜堂，委託貝聿銘設計。王大閎說，他極為欣賞貝聿銘的特殊造型，並與這位老同學在台北會面，「我預料基金會一定不會喜歡那種獨特造型，他果然說基金會非但沒有通過他的設計，還堅持他重新設計，他當時內心的挫折之苦可想而知」，「但他面帶笑容用英語對我說：『我向基金會表示，如果他們一定要我redesign這禮拜堂，我要求立刻resign』」。王大閎在文章最後說到，「IM與我別無相同之處。他始終居於異邦，我急於回往祖國。他胸懷壯志，從紐約麥迪遜大道進軍歐亞，不顧一切地去實現自己的雄心」，「我只有野心，在台北街頭巷尾，白日燃燭，追尋一種屬於中華民族的生活與環境」。王大閎在台灣的設計包括國父紀念館、外交部大樓等。王大閎去年逝世，追思會上，台灣大學城鄉所榮休教授華昌宜說：「王先生是華人中最後一位貴族。這不是指他顯赫家世，而是指他獨立的品味和人格。他是我們建築師中的建築師。」
貝聿銘與王大閎分道揚鑣，一個留在美國，一個去了台灣。王大閎原籍廣東東莞，父親是法學家、外交家王寵惠；貝聿銘父親是貝祖詒，是香港中國銀行創辦人，兩人家世同樣顯赫。然而在四五十年代風雨如晦的日子，這兩個哈佛同窗撰擇了不同的未來，王大閎的「他始終居於異邦，我急於回往祖國」，道出好友的人生路途，也客觀說明「異邦」和「祖國」兩者的時代背景。即使如此，貝聿銘與廣義上的中國並無完全切斷，他設計台灣的東海大學，他是1970年大阪世界博覽會中華民國館的設計者，他在台灣還設計了兩座焚化爐。他到台灣參與大學設計，他留在美國前赴歐洲，他就是沒有回到中國大陸，直至1974年。
米高坎奈爾（Michael Cannell）著的《I.M. Pei: Mandarin of Modernism》 說，中美關係破冰後，貝聿銘1974年隨同美國建築學會代表團到中國大陸。坎奈爾寫道，貝聿銘想與1935年之後就沒有再見過的叔叔貝祖源團聚，這時，貝祖源所在那個區的黨委書記說，有一個來自美國的重要人物將要來看他，問他要不要什麼東西。翌日派出一批木匠，把貝祖源家的地板換上新地板。貝聿銘到蘇州後，一批親友來看望他，坎奈爾寫道，「如果不是陰差陽錯，他也可能是他們其中之一」。於貝聿銘而言，這是一次家族重聚，而在中國近代史來說，類似貝聿銘的「陰差陽錯」留在美國而沒有回到中國、最終以旅美華人身分重返故土的多不勝數。中美關係和緩之後，1949年前出國並留在國外的一批，回到故地看到的，是盡遭破壞的舊日城園。
貝聿銘的身分，也許為他帶來另一種的自由。Paul Goldberger在《紐約時報》說，貝聿銘毫不猶豫批評他在中國看到的受蘇聯影響平庸建築（he did not hesitate to criticize the banal, Soviet-influenced architecture that he saw），更在演說中敦促中國回首一己傳統，而不是對東歐樣板亦步亦趨（he urged the Chinese to look back at their own traditions rather than “slavishly following Eastern European patterns”）。Paul Goldberger說，然而中國當局照舊邀請貝聿銘再訪，並且邀請他設計高聳入雲的酒店群，但遭貝聿銘拒絕。坎奈爾寫道，貝聿銘說「我就是辦不到，我的良心不允許」，「我不能想像有棟高樓俯視紫禁城，就等如希爾頓酒店俯視白金漢宮」。到了最後，北京提議在巿郊興建一座酒店，這一次，貝聿銘同意了，這是香山飯店。
香山飯店從零到建成，可以說是一個讓貝聿銘學習「現代中國」的課程。Paul Goldberger用了兩行字敘述貝聿銘的感受，「但是貝先生其後承認，他認為這座建築物建造得差，保養欠佳，是一個失望」（but Mr. Pei later admitted that he considered the building, which was poorly constructed and not well maintained, a disappointment）。時維文化大革命結束不久的中國，從工作方式到思考看法，中國與美國頂尖建築師大有不同，坎奈爾則用了12頁內容講述香山飯店的故事。制度不同帶來不同的結果，坎奈爾說中國建築工人不到一個星期就鋪好一條通道，一個晚上灌好水泥地基，貝聿銘的助手說，直至今天「我仍認為在美國是不可能辦到的」。坎奈爾又說，但是單靠人力不能彌補幾個世紀以來的制度，交貨不準時，連紙箱都被人取走。建築歷史學家Ron Knapp說，「我認為貝聿銘全心投入一個他極渴望的建築工程，不過他絲毫沒有覺察中共沒有能力完成它......共產主義讓這個國家完全沒有創造藝術空間的觀念」。貝聿銘對香山飯店的失望，並不影響他對其他一些事的滿意，坎奈爾說，直到那時，貝聿銘認為禁止在紫禁城附近起高樓大廈是他的「最大成就，也是最大的滿足」。
貝聿銘對中國的看法轉折點，是1989年六四事件血腥鎮壓，一向政治上極低調的他在當年6月22日投書《紐約時報》。在《China Won't Ever Be the Same／中國從此再不一樣》文章，貝聿銘從50年前與妻子來到美國說起，「當中的四十幾年，我們夢想一天可以回到祖國大地。我們非常希望，可以把我們對國家的熱愛，與我們出生之地及傳統結合做一些事」。他說，「雖然在美國工作是容易一些，但是出於對中國的熱愛，出於相信事情會轉好，儘管有挫折，我們在中國做事。我們相信，我們更多與領導層一起工作，其他人會更加開放。我們以為政府同樣相信這事，會讓中國逐漸開放，不僅是商業和科技，還有的是新的思考方法」。
在文章的最後，貝聿銘說，「我不後悔用在中國的時間。我仍然感到能夠有機會實現一些夢想是幸運的。在可怖的悲劇之後，中國再也不會一樣。我們以後還可以在中國做事嗎？我不能肯定。無論如何，我都不能夠接受，一九八九年六月三日星期六的晚上，在天安門廣場流的血都是白流的說法」（I do not regret the time spent in China. I still feel we were fortunate to have had the opportunity to fulfill some of our dreams.China will not be the same after this terrible tragedy. Will we ever be able to work in China again? I am not sure. In any case, I cannot accept the thought that all the blood was shed in vain that Saturday night, June 3, 1989, at Tiananmen Square.）
貝聿銘是生於中國的美國公民，對這位天賦極高的建築大師來說，兩種文化集於一身的他，堪稱是「左手畫圓，右手畫方」的雙重視野和能力。按貝聿銘的構想，他的北京香山飯店是有着灰青地磚前庭和傳統形式窗戶，中庭是在樹影婆娑下品茗觀魚之處；他在美國克里夫蘭的搖滾樂名人堂，則是美國民眾心靈佯倘之地。靜與動，傳統與現代，魚與熊掌兩者兼得。貝聿銘的巴黎羅浮宮金字塔，多哈的穆斯林藝術博物館，沒有一城一國困囿的狹隘，民族與國族皆非他的那杯茶。百年和人生，戰爭與文明，在現代主義和人性美麗之間，走遍世界的貝聿銘，此心安處是吾鄉，大概是最適切的形容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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