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0521-阮穎嫻：醫療市場存在資訊不平等

阮穎嫻：醫療市場存在資訊不平等
2019年5月21日


近來社會廣泛討論輸入外地醫生，紓緩香港公共醫療的壓力。一方面有人歸咎「醫醫相衛」，設立極高門檻，阻礙外地醫生來港挑戰港產醫生覇權，危害市民利益；另一方面的意見是，將門檻降低，容許低質素醫生進港，也是危害市民利益。

效率市場須資訊對等

有論者認為，輸入外地醫生並容許他們到私營市場工作，就算質素參差也沒有關係，因為在有效率的市場，質素差就會收費低、排隊快，市民多了選擇，對市民是好事。

這個說法牽涉了一些假設：資訊完全、完全競爭、沒有市場失效。當有這些假設時，市場分配是最有效率的方法，然則為何做醫生要有門檻，不把醫療市場完全開放，人人做醫生？讓所有阿豬阿狗和認真學過醫的狀元精英一同聲稱自己是醫生，久而久之市場自然會良幣驅逐劣幣，那些阿豬阿狗黃綠醫生不會有飯開。

醫療跟街市賣菜的不同。街市賣菜「呃秤」、賣爛生果，正常人可以區分，除非是「快閃攤檔」，否則長遠來說要賣爛生果必須減價求售。

但醫療市場對消費者來說，有嚴重的資訊問題。身體不適有時原因不明，尤其「人老機器壞」，容易百病纏身，有些沒有很明顯的病徵，找了幾個醫生看都不知病因。另外，病人不會清楚知道有幾多種治療方法、每種治療方法的利弊，及治療方法的成功機率。這些資訊很多時由醫生提供，病人難以知道這醫生說的有多準。就算病人病過一次，把以上這些知識都學懂了，但很多病都不會重複發生（例如斷腳），下次又是另一種病，上次的知識難以套用到下次。即使有家人曾經病過，也不能將家人對疾病的知識直接套用，因為大家身體不同，結果還是要睇醫生、信醫生。

再者，一個醫生對別人態度好不好，正常人分得到。但一個醫生的醫術，未必可以從經驗清楚知道。病醫不好，可以是病人本身病情已很壞，返魂乏術，很難說有幾多是來自醫生的醫術，幾多來自病者本身。


醫療市場資訊問題嚴重

其他市場也有資訊問題，例如賣古董的、二手車的，消費者需要依靠服務或產品提供者的資訊作出選擇。古董的真假、二手車走了多少里路、有沒有浸過水或「大撞」過，消費者不一定立刻就知道。醫療服務市場也有類似的資訊問題：

一、很多醫療資訊技術上非常複雜，就算有資訊在手也不一定可以理解。

二、做錯決定成本高昂而且後果不可逆轉，例如決定用何療法、要不要截肢、當中所受的痛苦，以至喪命的機率等，後果比買假古董或二手車不如人意嚴重得多。

三、病情嚴重的病人沒有太多時間了解不同醫療服務的選擇，因為人命不能等，病情會惡化，二手車可以放着不維修。

四、消費者面對不同醫生的診斷，並不知道如何抉擇。有位醫生朋友，常有人向他請教醫療問題。有次有人手指上長了粒比綠豆還小、俗稱「啫喱瘤」的東西，私家醫生說要脊髓麻醉割除，醫生朋友卻認為小題大做，這麼小的事不必承受脊髓麻醉的風險，是私家醫院的搵錢技巧。病人面對不同資訊，其實並不知道誰是誰非；就算再多看幾個醫生，得到第三個專業意見，也不能完全解決問題。

五、面對病情，病者及其家人受情緒影響，人脆弱而驚慌時，未必可以很自主理性地作出理性選擇，例如容易迷信，或相信一些毫無根據的坊間療法，因此經濟學上理性人的假設未必合適。

消費者無知不一定等於市場無效率，因為索取資訊本身要成本。若索取資訊成本高，但相對成果小，那麼某程度上的無知可以是最佳情况。但在醫療市場，消費者是「過於無知」居多。

除了資訊問題外，也有權力問題。有了資訊，還要有相應權力執行選擇。理論上，消費者除了個人金錢的預算外，理應沒有其他掣肘阻止他們選擇，這樣才能達至效率市場。即是說，他們可以收入不等，但作出消費選擇時不應有歧視。但醫療系統複雜，當大家的教育水平、社經地位、社會資本不同，面對資訊不平等，有些弱勢病人並不清楚自己的權益，亦沒有能力及自信去爭取及捍衛時，未必可以達至效率市場。


以監管處理醫療市場的資訊問題

當消費者未能在市場作出最佳選擇時，就有可能過度消費醫療服務（做了不應做的診斷治療）或消費不足（應該去診斷治療但沒有做到）。

面對市場資訊不對等，可以有何解決方法呢？第一個方法，是給予足夠資訊讓理性消費者選擇。但是因為以上各種原因，提供資訊未必可以解決問題，最後消費者還是把決定交給醫生處理。第二個方法是最小程度的監管，例如醫護發牌制度。但當資訊及權力不平等問題嚴重、市場嚴重失效，可能就需要更多的政府介入，如實質監管私營市場的供應，或透過公營供應及分配醫療服務。這也是為什麼比較跨國醫療體制，以較小的醫療開支達到較好的醫療成果來計算，私營市場主導的國家不一定做得比公營主導的國家更有效率，有時甚至更差。

香港的醫生註冊有法例監管，有醫學訓練、實習，並有執業資格試的要求。其他專業情况類同，牙醫、律師、會計師、工程師、護士等，入行門檻各不同。這種做法在資訊不對等的市場是重要的，因為消費者無法判斷市場上的好橙爛燈，所以由行業學會、監管機構把關，專業失當也由行業監管機構負責處理投訴除牌，因此它們很多的成立目的是「維持專業水平」。壞處是一有發牌制度，那些行業機構就有誘因排除新加入者，以保障已加入者的利益。這樣會減少服務供應者，使服務價格水漲船高。這也是為什麼上一段說需要的是「最小程度的監管」，即是只要符合最低專業要求就可以獲發牌，並不應設數量限制，僅維持最小的、必要的監管。

但何謂「必要的」專業要求則很難說，因為標準是專業人士說了算，要求又關乎他們的專業。當外行人批評他們保護主義時，他們可以大條道理說外行人不理解他們的專業，沒有資格批評。內行人則已成既得利益者，所以不會出來打爛自己飯碗。未入行或等着入行的新鮮人，又會因為不敢得罪大佬及認知不多而不敢發聲，所以最後很少人可以有效地批評及推倒這些門檻。

在醫生註冊問題上，究竟專業門檻是否過高、超過「必要的」，我沒有足夠資訊去評論。但在的士及出租車服務質素及發牌問題上，我相信一般人有能力判斷。


作者是香港大學經濟及工商管理學院助理講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