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0408-明報：【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港隊冒險「勇闖」珠峰，所為何事？
明報：【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港隊冒險「勇闖」珠峰，所為何事？
08.04.2019
蕭曉華梁俊棋
法新社 部分圖片由受訪者提供
左起：隊員黎樂基（Rocky）、隊長盧澤琛（阿琛）、副隊長 張志輝（Paul）、領隊曾志成
4月3日，香港首支代表中國香港攀山及攀登總會的登山隊伍，啟程前往世界之巔珠穆朗瑪峰，開展為期兩個月的冒險旅程。
出發前，領隊曾志成與三位隊員在誓師會會見傳媒，在攝影鏡頭之下，四人展示團結一致的手勢，眼神自信堅定，表示登頂任務勢在必行。
70後的隊長盧澤琛（阿琛）信誓旦旦，「我會告訴家人，過去每次登山我都平安回來，今次也一定會。」
然而，高達海拔8844米高的珠峰，氧氣指數只有地平線一半，三位隊員的四次海外訓練中，涉足過最高的山峰只達海拔7000米高，挑戰極限，未知因素多，能否成功，並不能保證。
考驗體能之餘，亦是一場生命之冒險。2017年，尼泊爾發生大地震，正在珠峰的攀登者不幸遇難；上年10月，韓國知名登山家金昌浩率領的登山隊，失聯多天後被發現集體罹難。根據過去紀錄，登峰的死亡率達8%，事故機會率高達70%，嚴重的凍傷甚而要需要截肢。
雖然知悉意外頻生，仍無阻副隊長張志輝（Paul）的堅決鬥志。一年前，他已放棄在志願機構的導師工作 ，全身投入訓練；正職為電子工程師的隊員黎樂基（Rocky），亦義無反顧地辭掉工作，整年主要依靠積蓄生活。
「你驚嗎？」記者問。
「當然驚。」阿琛說。
世界第一高峰珠穆朗瑪，是登山好手亟欲挑戰的目標。
登頂珠峰的路線有兩條，一條是從尼泊爾出發的南線，一條是從西藏出發的北線。「兩條路線，一樣難。」領隊曾志成說，今次他們由尼泊爾南線出發，經加德滿都、盧卡拉（Lukla）前往珠峰。整條路線有周詳計劃，由紮營位置、轉機時間、兌換多少錢，或該搭Uber還是的士，都鉅細無遺地預先記下。
曾志成曾三次成功登頂珠峰，屆時他會在大本營指揮行程，並每天記錄天氣、分析行程、留意隊員的血氧指數和身體狀況。「我是為了證明給別人知道，自己能夠登頂，亦能帶領其他人登頂。」
這支港隊在2017年尾進行招募，七人報名，六人入選，中途三人離隊，最後餘下今天三位隊員。「今次代表總會出行，某個程度看來，是非成功不可，若遇壞天氣就無話可說；否則只是個人的技術不夠、體能或性格有問題導致做不到的情況，希望盡量減少發生。」曾志成說。
他認為隊員的心理素質是成功的關鍵。「情緒是否穩定，或者能否聆聽別人，很重要，若不能體諒其他隊員，每每自行先做決定，就不能說是一隊人的行動，因隊員間需要默契和溝通。」
「很多時候，重大的意外源於很多細微的意外，例如發現自己身體狀況不妥，隊員絕對不能隱瞞，要跟隊友溝通，譬如你不夠暖，大家要一起討論究竟是不夠衣物還是吃得不夠，然後作出應變措施去解決危險。」副隊長Paul說。
假如隊員需要你的氧氣瓶… …
說起團隊精神，1975年中國國家登山隊成員夏伯渝在嘗試登珠峰期間，因為借睡袋給隊友而導致雙腳凍傷，最終截肢。記者問及隊員，若遇上相類情況，會否同樣願意把自己身上裝備給予隊員？
「我會先考慮自身安全，若有保障，你要取什麼我是不介意。假如我有兩支氧氣筒，一支是多餘的，我樂意給隊員，但不可能犧牲自己性命去救另一個人的性命。」電子工程師Rocky說。
不過，隊長阿琛則說：「絕對有機會（把自己裝備給予隊員），我的信念入面，攀山是生死相連的活動，這種感覺是攀山運動才有，行程中，登山者是一個連住一個的，一個跌下去其餘的又會跌下去。」
反過來，假如登山遇到困難，會否要求隊友提供裝備，或認為自己的生命該由自己負責？「我們是一team人去做一件事，登山最忌諱是太過自負。」Paul說。
「我想我不會要求，因為不可能去要求一個沒有能力拯救你的人去拯救你，最後可能兩個也會有性命危險。」Rocky說。
「我想我會表達給隊友知道，自己有什麼問題，大家決定，究竟我的隊伍能否承擔得到。或者裝備可以分享用或輪流使用，這樣可能兩個（性命）也能保得住。當然若去到一個極端情況，只能剩下你或是剩下我，就要取捨。」阿琛說。
三位隊員事前作過四次海外訓練
五千人已登頂 為何還要挑戰？
直至目前，成功登頂珠峰的香港人共有十人，全球則有接近五千人；前赴後繼的成功征服者眾多，已不再被視為一項驚世創舉。「當年歐洲各國期望自己國家的登山隊伍能率先登頂，結果一個英國籍的紐西蘭人及一個尼泊爾人完成創舉，那時是一件彰顯國力的軍事活動。」曾志成說。
過去傳媒喜用「征服」來形容登頂，幾個隊員對「征服」一詞表示不認同，原因是人類不可能征服一座山，反之是大自然提供一個機會，讓人在特定時間到達頂峰。「跟做人一樣，也是天時地利人和，不能勉強，死也要上頂的話，會好像1996年的山難，當年登山公司的管理沒有那麼完善，就算遲了最適合的時間，也要勉強登頂。他們黃昏5點才到達山頂，但那只是完成路程的一半，還有下山的一半路程。」曾志成續說：「又可能一般香港人會說，你不用靠挑戰大自然來搵食吧，你不用靠挑戰喜馬拉雅山才可以搵食吧，那你為何要做呢？或者說，別人爬已經爬夠啦，你為何又要爬，為乜呢？」
對此，他們均表示，不管多少人曾經登頂珠峰，並不代表他們不可以再去。「如果要成為香港第幾個登頂的人，這樣單純看紀錄的想法，應該是十分危險的。」曾志成說，他們有另外一種價值觀。「每當我和父母吃飯，他們都會問『你今日搵到幾多錢呀』，卻不會問『你今次爬咗這座山，下次要爬哪一座山呀』。作為父母，除了擔心兒子安全，更不明白的其實是，大家的價值觀相差很遠。很多人只是為金錢生活，而我則想做一些事情，讓自己得到一種滿足。」曾志成說。
大自然老師給的一堂課： 謙卑
在幾位隊員眼中，登山者尤其着重心靈層面的滿足，包括講求人和大自然之間的關係，或他們相信山峰是一個很能練就人的場景。面對高山上嚴寒的天氣和惡劣的環境，步履維艱的時候，一個人要學會如何自處。無論前進或後退，當下也要忍耐、接受。在最低落時要懂得怎樣激勵自己，在狀態好時要懂得控制自己不要去得太盡，不輕慢，不沮喪，都是登山者所重視的靈性學習。
「我自己沒有宗教信仰，山對我來說就是一個宗教，這是不知不覺的，初初玩的時候只以為是運動，爬到上頂就開心，但慢慢爬上去的時候，這個大自然老師就會教曉你一些事情，讓你有一個謙卑的心。」阿琛說。
「我本身讀書不好，但是能透過攀山，慢慢重建自己的人生。香港社會講求經濟效益，只重視你賺多少錢，但我的體會是，更重要的是，你有沒有好的態度，去看待人生和在你身邊的人。」Paul說。
不過，這種心靈上的學習，要付出極大代價。除了在山上十幾天沒有辦法洗澡，去到營地，即使多累，還要硬着頭皮完成很多工作。「有時會想：為什麼要浪費這麼多錢來辛苦？我這些錢用來去歐洲玩更好啦。」Rocky說：「後來再想想，我能衝破這個困難，由一個營地走到另一個營地，那種喜悅其實是前所未有的。」
前赴後繼挑戰珠峰的登山者眾多
精神激勵比金錢本身更重要
這次登頂珠峰，每位隊員需花費6、70萬元才能成事，當中費用包括登山行政註冊費、氧氣瓶的費用、雪巴人嚮導、交通等。今次港隊因獲得不同機構的贊助才能成行。
有時，行外人難免提出：假如那筆金錢能直接捐作慈善用途會否比攀珠峰更有意義？
隊員均稱，某程度上爬山不能與金錢掛鈎，因為過程之中的經驗所得，不能以金錢衡量。他們將經歷和運動精神帶回來的話，感染其他人，帶出正面積極的信息，這比直接的金錢幫助更有意義。「民間慈善團體或者體育機構，有好多不同的渠道可以獲取得資助，而我們攀山運動一直比較冷門，較難獲得資助。雖然受眾是我們四人，但其實又不止是這樣，我們希望有一個回饋，將運動精神帶動別人，告訴別人，我們爬山，做人，是可以這樣的。」阿琛說。
「我也是幾個NGO機構的名譽委員，我幫小朋友組織，也有協助傷健人士，我認為這問題不是一種選擇，登山跟用錢去幫助弱勢社羣是沒有牴觸的，更覺得要給予這班登山的年輕人創造機會。」曾志成說。
珠峰垃圾污染問題如何解決
不過，除了登頂珠峰費用高昂，另一個代價就是，一些登山者在當地留下垃圾，經年造成嚴重的環境污染問題，資料顯示，在珠峰海拔5200公尺以上的地區，2018年一共清出重達8.4公噸的垃圾，海拔5200公尺以下的垃圾更重達335公噸，無法分解的糞便也開始污染下游河川，儼然成為全球最高垃圾山。
「是的，很多人說，你爬山是你很個人的事，個人成就的追求，但你要追求的同時，會污染大自然，我覺得所有東西也要取得平衡，我們會盡我們的能力，將自己帶上去的物件拿走，我想這是第一步我們可以做得到的。但大家也要明白在那個極端的環境中，是否可以在短時間將過去幾十年擺低的污染物清除走呢，這也是有一個現實上的難度。」阿琛說。
「當然有人再刻薄一點去看，就是你不去這個地方，就不會有污染。但地球上有什麼地方是沒有人去過呢，這對登山者來講是不公平，所有國家公園，或者所有地方，也有垃圾，甚至現在南極有污染。問題是那些登山者或者當局，有沒有妥善去處理這個問題，六十幾年也是這樣，那裏變成垃圾缸，每年都有志願團體去附近地方執垃圾，但不能因為太多垃圾就不讓人去，倒不如想想怎樣妥善處理環保，例如每年增加攀登許可的費用，用來請一班人在當地不停清理垃圾。」曾志成說。
志願團體冒着稀薄的空氣和低於冰點的溫度，清除登山者留下的垃圾。
會感到害怕但不會逃避
他們都指，人各有志，登山者就以山作為一個媒介去建立自我人生，或視爬山作為生活上一個提升個能力的平台，不是只是個人挑戰或一個冒險旅程那般簡單。
不過，毋庸否認的是，登山挑戰往往伴隨着危險。「對很多香港人來說，死亡很遙遠，平日上班下班，不會有『死亡率』這樣的一回事。」曾志成說，迄今登頂珠峰死亡人數達三百多人，在珠穆朗瑪峰上，仍有超過二百具屍體，整體死亡率是8%，而其中擔任高山嚮導的當地「雪巴人」死亡率高達36%。對此，隊員們認為，爬山固然有一定程度的危險，但不懂得爬山會將危險放大了。登山者是會以用自己的能力和經驗，將危險控制在可控制的範圍內，「如天氣不好，可以留多兩天等待，等到天氣轉好再上，這些就是可以控制的事情。」
「死亡是必須要面對的事情，會害怕，但沒法逃避，除非你不去。」阿琛說，臨行前已把保險文件交給家人，一些登山者更留下信，記下了重要的話。
「我好小心處理每一次旅程，我會告訴家人，每次也可以安全回來，這次也是一樣。」阿琛說。記者問：「真的可以保證？」他繼續說：「唔，是，我當然不能百分百保證，但我們經歷過四次的訓練，四次也是一些高海拔的山峰，及有一定難度的山峰，我們選這些，也是要模擬珠峰的環境，無論是海拔、溫度、風勢，經過這幾次之後，起碼這階段我們幾位隊員的身體狀況是可以的。」
他說，行程最大的挑戰，主要是天氣和臨場狀態。「因為我們幾個也未試過去超過海拔8000米高的地方，之前訓練最高也是海拔7000米。此外，絨布冰川狀態並不穩定，有時會雪崩，過去一些大型意外也是在那個地方發生，不過，越過那個區域，地勢相對會沒那麼危險。」
義工在清除垃圾期間，發現登山者的屍體。
只有十三個人明白的心情
假若真的遇上意外，隊員會怎樣面對？幾位均表示，行程會作最好的準備，最壞的打算，若遇上控制不到的意外，亦無話可說。「那真的無辦法了。」那又為何要堅持去做這件事？隊員不約而同地說，不會為一些完全估計不到的意外，而什麼也不做。「不做這一件事，是否完全沒有危險呢？就算出街過馬路，也有可能遇到不測。我們不知自己什麼時候有危險，那就去買保險，去減低那件意外所帶來的後果，我想，人生其實也是這樣。」阿琛補充。
「臨行前，可有話留給家人？」記者問。
阿琛頓時哽咽。「……我想帶一個信息給家人，希望他們明白，我為何要去做這件事。當然，如果我真的發生意外，希望他們知道，其實我當時內心很平和，因為我在一個我很喜歡的地方留了下來。」
「香港有七百幾萬人，有幾多人上過珠峰呢？到現在為止，加上這三個隊員，就是十三個。只有這十三個人才會明白，其他人不會明白，我們做的究竟是什麼。」曾志成說。
蕭曉華梁俊棋、法新社 部分圖片由受訪者提供
明報
08.04.2019
蕭曉華梁俊棋
法新社 部分圖片由受訪者提供
左起：隊員黎樂基（Rocky）、隊長盧澤琛（阿琛）、副隊長 張志輝（Paul）、領隊曾志成
4月3日，香港首支代表中國香港攀山及攀登總會的登山隊伍，啟程前往世界之巔珠穆朗瑪峰，開展為期兩個月的冒險旅程。
出發前，領隊曾志成與三位隊員在誓師會會見傳媒，在攝影鏡頭之下，四人展示團結一致的手勢，眼神自信堅定，表示登頂任務勢在必行。
70後的隊長盧澤琛（阿琛）信誓旦旦，「我會告訴家人，過去每次登山我都平安回來，今次也一定會。」
然而，高達海拔8844米高的珠峰，氧氣指數只有地平線一半，三位隊員的四次海外訓練中，涉足過最高的山峰只達海拔7000米高，挑戰極限，未知因素多，能否成功，並不能保證。
考驗體能之餘，亦是一場生命之冒險。2017年，尼泊爾發生大地震，正在珠峰的攀登者不幸遇難；上年10月，韓國知名登山家金昌浩率領的登山隊，失聯多天後被發現集體罹難。根據過去紀錄，登峰的死亡率達8%，事故機會率高達70%，嚴重的凍傷甚而要需要截肢。
雖然知悉意外頻生，仍無阻副隊長張志輝（Paul）的堅決鬥志。一年前，他已放棄在志願機構的導師工作 ，全身投入訓練；正職為電子工程師的隊員黎樂基（Rocky），亦義無反顧地辭掉工作，整年主要依靠積蓄生活。
「你驚嗎？」記者問。
「當然驚。」阿琛說。
世界第一高峰珠穆朗瑪，是登山好手亟欲挑戰的目標。
登頂珠峰的路線有兩條，一條是從尼泊爾出發的南線，一條是從西藏出發的北線。「兩條路線，一樣難。」領隊曾志成說，今次他們由尼泊爾南線出發，經加德滿都、盧卡拉（Lukla）前往珠峰。整條路線有周詳計劃，由紮營位置、轉機時間、兌換多少錢，或該搭Uber還是的士，都鉅細無遺地預先記下。
曾志成曾三次成功登頂珠峰，屆時他會在大本營指揮行程，並每天記錄天氣、分析行程、留意隊員的血氧指數和身體狀況。「我是為了證明給別人知道，自己能夠登頂，亦能帶領其他人登頂。」
這支港隊在2017年尾進行招募，七人報名，六人入選，中途三人離隊，最後餘下今天三位隊員。「今次代表總會出行，某個程度看來，是非成功不可，若遇壞天氣就無話可說；否則只是個人的技術不夠、體能或性格有問題導致做不到的情況，希望盡量減少發生。」曾志成說。
他認為隊員的心理素質是成功的關鍵。「情緒是否穩定，或者能否聆聽別人，很重要，若不能體諒其他隊員，每每自行先做決定，就不能說是一隊人的行動，因隊員間需要默契和溝通。」
「很多時候，重大的意外源於很多細微的意外，例如發現自己身體狀況不妥，隊員絕對不能隱瞞，要跟隊友溝通，譬如你不夠暖，大家要一起討論究竟是不夠衣物還是吃得不夠，然後作出應變措施去解決危險。」副隊長Paul說。
假如隊員需要你的氧氣瓶… …
說起團隊精神，1975年中國國家登山隊成員夏伯渝在嘗試登珠峰期間，因為借睡袋給隊友而導致雙腳凍傷，最終截肢。記者問及隊員，若遇上相類情況，會否同樣願意把自己身上裝備給予隊員？
「我會先考慮自身安全，若有保障，你要取什麼我是不介意。假如我有兩支氧氣筒，一支是多餘的，我樂意給隊員，但不可能犧牲自己性命去救另一個人的性命。」電子工程師Rocky說。
不過，隊長阿琛則說：「絕對有機會（把自己裝備給予隊員），我的信念入面，攀山是生死相連的活動，這種感覺是攀山運動才有，行程中，登山者是一個連住一個的，一個跌下去其餘的又會跌下去。」
反過來，假如登山遇到困難，會否要求隊友提供裝備，或認為自己的生命該由自己負責？「我們是一team人去做一件事，登山最忌諱是太過自負。」Paul說。
「我想我不會要求，因為不可能去要求一個沒有能力拯救你的人去拯救你，最後可能兩個也會有性命危險。」Rocky說。
「我想我會表達給隊友知道，自己有什麼問題，大家決定，究竟我的隊伍能否承擔得到。或者裝備可以分享用或輪流使用，這樣可能兩個（性命）也能保得住。當然若去到一個極端情況，只能剩下你或是剩下我，就要取捨。」阿琛說。
三位隊員事前作過四次海外訓練
五千人已登頂 為何還要挑戰？
直至目前，成功登頂珠峰的香港人共有十人，全球則有接近五千人；前赴後繼的成功征服者眾多，已不再被視為一項驚世創舉。「當年歐洲各國期望自己國家的登山隊伍能率先登頂，結果一個英國籍的紐西蘭人及一個尼泊爾人完成創舉，那時是一件彰顯國力的軍事活動。」曾志成說。
過去傳媒喜用「征服」來形容登頂，幾個隊員對「征服」一詞表示不認同，原因是人類不可能征服一座山，反之是大自然提供一個機會，讓人在特定時間到達頂峰。「跟做人一樣，也是天時地利人和，不能勉強，死也要上頂的話，會好像1996年的山難，當年登山公司的管理沒有那麼完善，就算遲了最適合的時間，也要勉強登頂。他們黃昏5點才到達山頂，但那只是完成路程的一半，還有下山的一半路程。」曾志成續說：「又可能一般香港人會說，你不用靠挑戰大自然來搵食吧，你不用靠挑戰喜馬拉雅山才可以搵食吧，那你為何要做呢？或者說，別人爬已經爬夠啦，你為何又要爬，為乜呢？」
對此，他們均表示，不管多少人曾經登頂珠峰，並不代表他們不可以再去。「如果要成為香港第幾個登頂的人，這樣單純看紀錄的想法，應該是十分危險的。」曾志成說，他們有另外一種價值觀。「每當我和父母吃飯，他們都會問『你今日搵到幾多錢呀』，卻不會問『你今次爬咗這座山，下次要爬哪一座山呀』。作為父母，除了擔心兒子安全，更不明白的其實是，大家的價值觀相差很遠。很多人只是為金錢生活，而我則想做一些事情，讓自己得到一種滿足。」曾志成說。
大自然老師給的一堂課： 謙卑
在幾位隊員眼中，登山者尤其着重心靈層面的滿足，包括講求人和大自然之間的關係，或他們相信山峰是一個很能練就人的場景。面對高山上嚴寒的天氣和惡劣的環境，步履維艱的時候，一個人要學會如何自處。無論前進或後退，當下也要忍耐、接受。在最低落時要懂得怎樣激勵自己，在狀態好時要懂得控制自己不要去得太盡，不輕慢，不沮喪，都是登山者所重視的靈性學習。
「我自己沒有宗教信仰，山對我來說就是一個宗教，這是不知不覺的，初初玩的時候只以為是運動，爬到上頂就開心，但慢慢爬上去的時候，這個大自然老師就會教曉你一些事情，讓你有一個謙卑的心。」阿琛說。
「我本身讀書不好，但是能透過攀山，慢慢重建自己的人生。香港社會講求經濟效益，只重視你賺多少錢，但我的體會是，更重要的是，你有沒有好的態度，去看待人生和在你身邊的人。」Paul說。
不過，這種心靈上的學習，要付出極大代價。除了在山上十幾天沒有辦法洗澡，去到營地，即使多累，還要硬着頭皮完成很多工作。「有時會想：為什麼要浪費這麼多錢來辛苦？我這些錢用來去歐洲玩更好啦。」Rocky說：「後來再想想，我能衝破這個困難，由一個營地走到另一個營地，那種喜悅其實是前所未有的。」
前赴後繼挑戰珠峰的登山者眾多
精神激勵比金錢本身更重要
這次登頂珠峰，每位隊員需花費6、70萬元才能成事，當中費用包括登山行政註冊費、氧氣瓶的費用、雪巴人嚮導、交通等。今次港隊因獲得不同機構的贊助才能成行。
有時，行外人難免提出：假如那筆金錢能直接捐作慈善用途會否比攀珠峰更有意義？
隊員均稱，某程度上爬山不能與金錢掛鈎，因為過程之中的經驗所得，不能以金錢衡量。他們將經歷和運動精神帶回來的話，感染其他人，帶出正面積極的信息，這比直接的金錢幫助更有意義。「民間慈善團體或者體育機構，有好多不同的渠道可以獲取得資助，而我們攀山運動一直比較冷門，較難獲得資助。雖然受眾是我們四人，但其實又不止是這樣，我們希望有一個回饋，將運動精神帶動別人，告訴別人，我們爬山，做人，是可以這樣的。」阿琛說。
「我也是幾個NGO機構的名譽委員，我幫小朋友組織，也有協助傷健人士，我認為這問題不是一種選擇，登山跟用錢去幫助弱勢社羣是沒有牴觸的，更覺得要給予這班登山的年輕人創造機會。」曾志成說。
珠峰垃圾污染問題如何解決
不過，除了登頂珠峰費用高昂，另一個代價就是，一些登山者在當地留下垃圾，經年造成嚴重的環境污染問題，資料顯示，在珠峰海拔5200公尺以上的地區，2018年一共清出重達8.4公噸的垃圾，海拔5200公尺以下的垃圾更重達335公噸，無法分解的糞便也開始污染下游河川，儼然成為全球最高垃圾山。
「是的，很多人說，你爬山是你很個人的事，個人成就的追求，但你要追求的同時，會污染大自然，我覺得所有東西也要取得平衡，我們會盡我們的能力，將自己帶上去的物件拿走，我想這是第一步我們可以做得到的。但大家也要明白在那個極端的環境中，是否可以在短時間將過去幾十年擺低的污染物清除走呢，這也是有一個現實上的難度。」阿琛說。
「當然有人再刻薄一點去看，就是你不去這個地方，就不會有污染。但地球上有什麼地方是沒有人去過呢，這對登山者來講是不公平，所有國家公園，或者所有地方，也有垃圾，甚至現在南極有污染。問題是那些登山者或者當局，有沒有妥善去處理這個問題，六十幾年也是這樣，那裏變成垃圾缸，每年都有志願團體去附近地方執垃圾，但不能因為太多垃圾就不讓人去，倒不如想想怎樣妥善處理環保，例如每年增加攀登許可的費用，用來請一班人在當地不停清理垃圾。」曾志成說。
志願團體冒着稀薄的空氣和低於冰點的溫度，清除登山者留下的垃圾。
會感到害怕但不會逃避
他們都指，人各有志，登山者就以山作為一個媒介去建立自我人生，或視爬山作為生活上一個提升個能力的平台，不是只是個人挑戰或一個冒險旅程那般簡單。
不過，毋庸否認的是，登山挑戰往往伴隨着危險。「對很多香港人來說，死亡很遙遠，平日上班下班，不會有『死亡率』這樣的一回事。」曾志成說，迄今登頂珠峰死亡人數達三百多人，在珠穆朗瑪峰上，仍有超過二百具屍體，整體死亡率是8%，而其中擔任高山嚮導的當地「雪巴人」死亡率高達36%。對此，隊員們認為，爬山固然有一定程度的危險，但不懂得爬山會將危險放大了。登山者是會以用自己的能力和經驗，將危險控制在可控制的範圍內，「如天氣不好，可以留多兩天等待，等到天氣轉好再上，這些就是可以控制的事情。」
「死亡是必須要面對的事情，會害怕，但沒法逃避，除非你不去。」阿琛說，臨行前已把保險文件交給家人，一些登山者更留下信，記下了重要的話。
「我好小心處理每一次旅程，我會告訴家人，每次也可以安全回來，這次也是一樣。」阿琛說。記者問：「真的可以保證？」他繼續說：「唔，是，我當然不能百分百保證，但我們經歷過四次的訓練，四次也是一些高海拔的山峰，及有一定難度的山峰，我們選這些，也是要模擬珠峰的環境，無論是海拔、溫度、風勢，經過這幾次之後，起碼這階段我們幾位隊員的身體狀況是可以的。」
他說，行程最大的挑戰，主要是天氣和臨場狀態。「因為我們幾個也未試過去超過海拔8000米高的地方，之前訓練最高也是海拔7000米。此外，絨布冰川狀態並不穩定，有時會雪崩，過去一些大型意外也是在那個地方發生，不過，越過那個區域，地勢相對會沒那麼危險。」
義工在清除垃圾期間，發現登山者的屍體。
只有十三個人明白的心情
假若真的遇上意外，隊員會怎樣面對？幾位均表示，行程會作最好的準備，最壞的打算，若遇上控制不到的意外，亦無話可說。「那真的無辦法了。」那又為何要堅持去做這件事？隊員不約而同地說，不會為一些完全估計不到的意外，而什麼也不做。「不做這一件事，是否完全沒有危險呢？就算出街過馬路，也有可能遇到不測。我們不知自己什麼時候有危險，那就去買保險，去減低那件意外所帶來的後果，我想，人生其實也是這樣。」阿琛補充。
「臨行前，可有話留給家人？」記者問。
阿琛頓時哽咽。「……我想帶一個信息給家人，希望他們明白，我為何要去做這件事。當然，如果我真的發生意外，希望他們知道，其實我當時內心很平和，因為我在一個我很喜歡的地方留了下來。」
「香港有七百幾萬人，有幾多人上過珠峰呢？到現在為止，加上這三個隊員，就是十三個。只有這十三個人才會明白，其他人不會明白，我們做的究竟是什麼。」曾志成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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