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0515-呂秉權：修逃犯例，不要逼內地司法「大躍進」

呂秉權：修逃犯例，不要逼內地司法「大躍進」
2019年5月15日


以往在內地採訪，經常遇到一些執法和司法不公的案件。

某年，收到一名在廣東開設供港菜場的港商投訴，說農場被貨車和持槍分子堵塞，理由是地方勢力坐地起價收保護費。港商不屈服，向地方政府又投訴無門，因為官黑勾結，走投無路，唯有求助傳媒。去到現場，果真看到穿著迷彩軍服的高大漢子拿着長槍巡邏擋路，菜場被貨車橫放攔路無法出貨。一車又一車數以萬元計的蔬菜，因無法運走而白白爛掉。

港商在自己的菜場如做賊般小心出入，生怕驚動黑惡勢力。從另一小路走進農田，看到很多「工人」正在收菜。

我說：「嘩，你真係多工人做嘢！」

對方回應道：「那些人都是來偷菜的賊！」

說罷，港商即破口大罵，將部分涉嫌偷菜的人罵走。但更多在遠處摘菜的人依然故我，照摘可也。該名港商無奈地說，是地方鼓動村民來「割肉」，令他蒙受出不了貨又被人偷菜的雙重損失，目的是讓他早日「跪低」。餘下的發展都是大家耳熟能詳的了：那名港商最後因爛菜的損失已高於保護費，地方政府又為黑勢力撐腰，自己只好乖乖投降作罷。

類似情况，由維權港商組成的「港商內地投資權益關注組」可以告訴你一大堆。他們收集到港商在內地投資被騙、懷疑涉及政府和司法黑幕的案件已累積過百宗，有成員更是「下海」的退役香港警務人員，投訴被內地有關方面騙得血本無歸，司法又走不通，有冤無路訴。

又有次在北京，跟一名涉及商業官司的當事人去找律師傾談。該名律師說，行內的潛規則是，不是找最能幹、最有才的律師，而是找最有關係、最有背景的律師來打官司。誰是政法委書記的舊同學、誰跟法院院長有交情、誰與審案法官有關係，這才是贏取官司的關鍵。

不過，不是所有情况都能打官司的。如果老百姓被黨委侵權侵吞財產，內地法院是無法處理老百姓告黨委的案件的。即使給你打，你亦幾乎無勝訴的可能，因為黨領導司法，黨大於法，法院何來權力審判上級甚至判上級的黨有罪呢？

筆者的親歷又告訴大家，部分敏感案件亦是不能打官司的。2008年四川地震豆腐渣工程、2009年新疆「7．5騷亂」，筆者走訪眾多受害人、律師和法院，他們給出的共同結論是：政法委已批示不能受理這些官司，一切相關投訴無法立案（相信新疆的因為涉及民族、四川的因為涉及黨政高層）。律師如果接辦，將要「後果自負」。

2014年，新華網曾刊登一篇〈辭職法官自述：看不到前景  感受不到職業神聖〉的文章。該名辭職法官說，辦理案子經常受到法律以外的因素干擾，出現所謂的「人情案」，官員「走後門、託關係說情的很多，希望判得輕一些。而打招呼的人，往往都是法院內部的人，哪個都不敢得罪」。由此可見，內地司法不公和人治情况嚴重。

除了案件審理，在公安調查階段，當事人的權益亦每每受到侵害。

時任浙江省公安廳紀委書記董曉偉，2004年曾在內地《公安學刊》發表題為〈十年刑訊逼供致人死亡案件的回顧與反思〉論文，文章以「××」隱去省內1992至2001年疑犯懷疑因被嚴刑逼供而致死的個案宗數。

文章指：「刑訊逼供花樣繁多、手段殘忍。有的拳打腳踢，用棍棒、皮帶、電線抽打；有的在寒冷冬天，剝光嫌疑人衣裳，留一條短褲，先用冷水澆，再用電扇吹；有的向嫌疑人口鼻內大盆灌水；有的用煙頭、打火機、火柴燒燙嫌疑人身體；有的用手搖電話機產生的高壓電給嫌疑人上電刑。體罰手段多種多樣，令人髮指。」

作者說，有民警認為嚴刑逼供是有效破案方法，不要把人打死打殘，關起門打人就沒有大問題。因此，被虐疑犯即使受害慘叫長達3、4個小時，其他民警甚至派出所長都是充耳不聞，最終導致有疑犯被毆打死亡。

雖然不少疑犯被打死，但涉案的領導和民警過半都能逃過刑事責任。文章指，這10年間打死人的涉案領導和民警有76人，但只有少於一半的30人被追究刑事責任。


習說16年後「基本建成」法治國家

要改善這些內地的執法和司法不公，中共總書記習近平都知道需要一段長時間。他說「明確到2035年，法治國家、法治政府、法治社會要基本建成」，到時成效如何，相信還需要時間驗證（到時如習近平仍健在，他已年屆82歲）。

但今天肯定的是，內地的執法和司法仍有根本和制度性的問題。連習近平都說要16年後才「基本建成」法治國家、法治政府、法治社會，即今天基本上仍不是一個法治國家。祖國正在一步一步地建法治高樓，「十畫未有一撇」，香港就急着要修訂《逃犯條例》跟內地接軌，難道香港要內地搞司法大躍進、法院放衛星、16年任務一年完成？


作者是浸會大學新聞系高級講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