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0415-廢膠達人王久良導演，被遺棄的一角震撼世界，26分鐘紀實救廢膠場孩子
廢膠達人王久良導演，被遺棄的一角震撼世界，26分鐘紀實救廢膠場孩子
2018年04月15日
【明報專訊】難得覓得一方空曠，陽光在高樓夾縫之間勉強擠進來，攝影師爬到高處才要舉起鏡頭，雲一動，一整座城市隨即不見天日。
「香港人就像生活在一個城市母體裏，出身前在媽媽的肚子裏，出生後住進城市的子宮中，沒有風、沒有雨、沒有天空、沒有土，所有一切都在這個建築裏提供。」
鏡頭下，王久良額上被廢塑料場的毒煙熏出來的氯痤瘡已幾乎退得不見痕迹﹕「都六年了，快退，少了一塊皮。」六年間，他在山東一個小鎮裏的廢塑料工場之間來回奔走，用鏡頭記錄了修羅場的冰山一角，拍成紀錄片《塑料王國》，震撼了世界。
這星期，他帶着《塑料王國》八十二分鐘的「電影版」來到香港不同的大學和機構放映；另外一個廿六分鐘的「媒體版」，更早之前已在網上公映，帶着更批判的視角直搗整項回收工業的不人道處，影片裏，王久良在草地遇上要正傾倒廢塑料的卡車司機，司機瞄到他手上的攝錄機﹕「你拍個照有什麼用？拍個照能改變問題？」
沒想到一語成讖。
紀錄禁片 叫停進口垃圾
「最終被禁是因為二○一六年十一月獲獎之後，這種傳播的媒體版滿天飛，大家都能從裏面獲取圖片或信息，各種文章就出現，當一個負面話題有了廣泛性傳播後，按常規就立馬被禁止。一六年底到一七年初是一個大爆發的狀態，所以一七年一月份，《塑》就成了一個敏感詞，不能發表任何評論，但無所謂了。」因為同年七月，北京政府正式對世界貿易組織（WTO）宣布，在年底結束塑料、廢紙等三十六種廢棄物進口﹕「我毫不謙虛地說跟我們有關係。」
影像的衝擊，帶來整個產業鏈翻天覆地的改變，洋垃圾停止進口，有人問，這豈不是砸破了人家的飯碗？卻沒有先問，這種活，到底值不值得幹。
一襲環保衣裳 遮回收場腥臭
「我有些拍到的，沒有放進去，工人在操作機器，塑料進去，然後整個左手一進同放進去，五個指頭全沒了。」工人大叔對他說，我真後悔，幹了20年塑料，到最後只落得這樣的下場，寧願用20年的錢去買回一隻健康的手﹕「這可能嗎？你做這個產業到底為了什麼？這樣的一隻手嗎？到處都不健康的環境嗎？那些錢到底掙多少，這些財富永遠在誰的手裏？」
所謂的回收工場都是不成模樣的，矮矮細細的平房裏頭亂七八糟堆着土炮舊機器，工人坐在垃圾堆中，將外國收回來的廢塑料分類後割成細塊，一斤才賺它一毛錢。「回收」兩個字在現代社會鍍上環保的意義後變得漂亮，底下其實就是在垃圾堆中扒飯食，是這種偏遠小鎮中最低端的活兒。
燒膠看煙聞味分類 以膠代柴燒飯
「什麼味道都有，一上來就腥腥臭臭的。」拿走字幕後幾乎沒法聽懂的老婦人，一口鄉音說來說去都是那一句「腥腥臭臭」的﹕「還有股驢蹄子味兒，熏死了。」洋垃圾的源頭什麼地方也有，韓國的、美國的、歐洲的，狗一頭栽住垃圾堆中吃法國罐頭還黏着的腐壞食物，如何能不臭？
還不及燒起來的味道難聞。工人說，進口的塑料幾乎都沒有分類﹕「來的東西都很雜，什麼是聚酯什麼是聚氯，什麼聚甲醛，經過點火、看煙，聞味兒辨別出來。」用打火機點起來再一把吹熄，有時候，有些工人家庭索性將點燃起的廢塑料往灶裏塞，代替柴火做飯︰「我做過詳細的調研，那個地方非常嚴重的就是癌症，跟多氯聯苯有關，那東西恰恰是因為塑料化學物釋放出來。」王久良在墳場上採訪老人，老人的兒媳婦就埋在腳下﹕「老人說的，這就怪了，兒媳婦只有40來歲，為什麼年輕的人也會得癌症？」
「塑料王國」是一個循環，洋垃圾進口後，被分類，清洗，打碎後再製成膠粒出口，變成塑料產品，被棄置後又回到中國這些小工場裏面。工場的生產過程則衍生出另一重在地循環﹕給機器輾的碎塑料，隨風捲進收割穀物的機器去，混到草堆中給牲口吃下去，清洗塑料的污水經河流回到灌溉用的水裏去，工人吃下受污染的食物，再回到工場中繼續製造新的污染。
污河撈膠撈死魚吃
鎮上的老人說，從前這裏有清澄的河，河裏有雪白的魚，現在大家都不敢再喝河水或地下水；虧還有小孩仍跑到河邊撈，撈出來捏成一團黑色的塑料薄膜，解開後翻出來的死魚，就這樣帶回家做炸魚吃。
移民工小孩 塑料山為家
小孩九歲，叫依姐，是從四川來這裏打工的彝族家庭彭氏的長女，寄住老闆王坤家的廢塑料場內，兩家人，吃的拉的玩的睡的都在塑料堆裏解決掉，王久良記錄了兩家人三年的變化，剪輯成八十二分鐘的《塑料王國》電影版，摘下了廿九屆阿姆斯特丹國際紀錄片電影節（IDFA）的新晉單元評委會特別獎 。
有別於「媒體版」針對產業的弊處迎頭痛擊，「電影版」呈現的是兩個靠廢塑料工業吃飯的家庭之間的張力和拉扯。依姐渴望上學，卻因為工人父親彭文遠寧願花錢買酒喝，只好在塑料堆中幫忙帶孩子，依姐善良又爭氣，背着剛出生的妹妹，在塑料堆中收集包裝紙，學習上面的生字；老闆王坤看見了，叫依姐過來給他養，兩家人起爭執便要打起來。王坤一家其實也沒有多風光，辛苦掙錢，到頭來只為添置一部漂亮的車子可以在回鄉時威風一下，代價是長年在廢料中工作導致腰間起了個腫瘤，也不敢花錢去看醫生。
亦親亦仇的兩家人，呈現的矛盾讓人以為「貧窮」才是「電影版」的主題，「塑料」是一個可以隨時代入置換的空欄﹕「這恰是一部電影的魅力，他們幹塑料是這樣子，廢料紙張也是這樣子，所以一部電影的影響不僅是廢塑料、環境問題，這是一個載體，借助這個電影去呈現你更多發現的東西﹕關於中國區域性經濟發展的不平衡，也有關兒童的教育問題。」
一人分飾導演 記者 調查員
「我不覺得自己純粹是個電影工作者，我更多是一個民間記者身分，一個調查者的身分。」王久良是念攝影藝術出身，本來與環保議題扯不上關係﹕「那是二○○七年，我在拍攝我家鄉（山東）的傳統鬼神文化，需要一個乾淨的外部環境作為場景，發現垃圾是一個非常頭痛的問題，那次對我觸動特別大，因為我小時候生活過的地方原來是非常乾淨。」
當時的感受，就像一個小孩藏了一件玩具，等到回家的時候已經被破壞了﹕「我一直在想，我拍的這些內容，可以放在美術館裏去出售，去滿足一個市場的需求，但發現這些作品跟更多的人其實沒有半點關係，所努力和活着的價值到底是什麼？」二○○八年，他的作品在平遙攝影節展覽，看着牆上自己的作品，他開始否定自己的工作﹕「好幾晚都睡不着覺，徹夜痛哭流涕，我就跟老師們陳述困惑，當時一位老師說，久良，你應該睜開你的眼睛看看周邊的世界，不應該沉醉在自己看到的世界裏。」
拍片調研交流 誓改變國策
二○○八年至二○一一年間，他走遍北京城外的垃圾場，拍出第一部紀錄片《垃圾圍城》，過程中深深地意識到，一件事情，假如在「信息」上不存在，那麼現實中就不存在，從《垃圾圍城》到《塑料王國》，他以影像作為起點，將「信息」擴散開去。
「媒體版是更直白去告訴觀眾這個產業是怎麼回事，很多媒體影印素材時，都是媒體版的東西。我借助電影、短紀錄片的力量，跟媒體各種合作，各種講座，以及個人的傳播、國內的國外的，所有的力量綜合起來，才最後達到這種結果。」比如他也寫報道，也有各種調研數據，與各種專家交流，到美國及日本深入跟蹤洋垃圾的起點，種種已經超出做電影的範疇﹕「如果只有那部電影，我真的不認為能改變中國跟世界貿易的決策，不可能。」
「我的出發點就是很明顯，試圖去改變這個事實，而不是要去做一部紀錄片去獲獎，獲獎有人關注，不獲獎沒有關注。」他形容自己是一線的工作者，是一個戰士；他的目標也不是零星的戰役，而是一整場戰爭﹕「創作時跟媒體不太一樣，記者有下一個議題，而我是可以深入努力幾年，徹底去把它挖出來的人，所以我是下藥要下猛藥。很多媒體報道大的小的垃圾場，也不覺得多嚴重，但如果我花三年時間把北京一千多個垃圾場翻出來時，這無形中會形成一個巨大的政治力量。洋垃圾話題也是一樣，我去美國、日本、中國那麼多地方，拿出來的調研都是真實客觀的，這個力量是非常大，就一次性『砰』就打開。」
內地不收 港回收業終須改變
他的調研數據上，也出現香港的名字﹕「二○一一年，加州向中國出口了100多萬噸，七成直接進中國大陸，三成到香港，到了香港之後去哪兒，沒說。」但這些後來我們都知道，二○一三年內地展開「綠籬行動」，收緊廢物進口檢測標準，結果大量進口香港的洋垃圾，唯有直送堆填區。去年內地進一步收緊標準，香港出現「廢紙圍城」，有香港回收商不肯投放資源提升標準，卻要求獲得內地豁免﹕「回收是要成本的，所有垃圾回收產業都是個副產業，比如日本，全靠政府大量補貼才不虧損，放在中國跟任何地方也是，否則東西那麼好，為什麼要給你呢？不要指望以商業模式去解決這個問題，就從生活習慣，小量的塑料，生產層面，其實這個酒店完全可以放一個小飲水機，大陸都有，但現在是一瓶瓶的給你。」
關注環境 終究關注人
訪問之前，他在酒店附近的商場逛了一轉，看到香港的孩子背着新簇的書包上學，好不幸福，想起紀錄片中的依姐。奈何這樣的一個地方，對環境的承擔卻出奇地少。
拍攝依姐一家之時，王久良自己的孩子剛好出生，鏡頭下隱藏不了對女孩處處展露的關懷︰「只有孩子才是需要無條件去被保護，別看我那麼粗糙似乎很勇敢，但唯一在孩子面前必須柔軟。」
王久良說，下個計劃是要拍一部劇情片︰「講大涼山的孩子，一個孤兒，兒童唱歌的故事。」不再拍環境了嗎？「所謂對環境議題的關注，最終還是對於人的關注，探討的是人的問題，誰在加害，誰在受害，背後的邏輯是什麼，應該是這些。」
文//梁仲禮
圖//曾憲宗
編輯//林信君
fb﹕http://www.facebook.com/SundayMingpao
2018年04月15日
【明報專訊】難得覓得一方空曠，陽光在高樓夾縫之間勉強擠進來，攝影師爬到高處才要舉起鏡頭，雲一動，一整座城市隨即不見天日。
「香港人就像生活在一個城市母體裏，出身前在媽媽的肚子裏，出生後住進城市的子宮中，沒有風、沒有雨、沒有天空、沒有土，所有一切都在這個建築裏提供。」
鏡頭下，王久良額上被廢塑料場的毒煙熏出來的氯痤瘡已幾乎退得不見痕迹﹕「都六年了，快退，少了一塊皮。」六年間，他在山東一個小鎮裏的廢塑料工場之間來回奔走，用鏡頭記錄了修羅場的冰山一角，拍成紀錄片《塑料王國》，震撼了世界。
這星期，他帶着《塑料王國》八十二分鐘的「電影版」來到香港不同的大學和機構放映；另外一個廿六分鐘的「媒體版」，更早之前已在網上公映，帶着更批判的視角直搗整項回收工業的不人道處，影片裏，王久良在草地遇上要正傾倒廢塑料的卡車司機，司機瞄到他手上的攝錄機﹕「你拍個照有什麼用？拍個照能改變問題？」
沒想到一語成讖。
紀錄禁片 叫停進口垃圾
「最終被禁是因為二○一六年十一月獲獎之後，這種傳播的媒體版滿天飛，大家都能從裏面獲取圖片或信息，各種文章就出現，當一個負面話題有了廣泛性傳播後，按常規就立馬被禁止。一六年底到一七年初是一個大爆發的狀態，所以一七年一月份，《塑》就成了一個敏感詞，不能發表任何評論，但無所謂了。」因為同年七月，北京政府正式對世界貿易組織（WTO）宣布，在年底結束塑料、廢紙等三十六種廢棄物進口﹕「我毫不謙虛地說跟我們有關係。」
影像的衝擊，帶來整個產業鏈翻天覆地的改變，洋垃圾停止進口，有人問，這豈不是砸破了人家的飯碗？卻沒有先問，這種活，到底值不值得幹。
一襲環保衣裳 遮回收場腥臭
「我有些拍到的，沒有放進去，工人在操作機器，塑料進去，然後整個左手一進同放進去，五個指頭全沒了。」工人大叔對他說，我真後悔，幹了20年塑料，到最後只落得這樣的下場，寧願用20年的錢去買回一隻健康的手﹕「這可能嗎？你做這個產業到底為了什麼？這樣的一隻手嗎？到處都不健康的環境嗎？那些錢到底掙多少，這些財富永遠在誰的手裏？」
所謂的回收工場都是不成模樣的，矮矮細細的平房裏頭亂七八糟堆着土炮舊機器，工人坐在垃圾堆中，將外國收回來的廢塑料分類後割成細塊，一斤才賺它一毛錢。「回收」兩個字在現代社會鍍上環保的意義後變得漂亮，底下其實就是在垃圾堆中扒飯食，是這種偏遠小鎮中最低端的活兒。
燒膠看煙聞味分類 以膠代柴燒飯
「什麼味道都有，一上來就腥腥臭臭的。」拿走字幕後幾乎沒法聽懂的老婦人，一口鄉音說來說去都是那一句「腥腥臭臭」的﹕「還有股驢蹄子味兒，熏死了。」洋垃圾的源頭什麼地方也有，韓國的、美國的、歐洲的，狗一頭栽住垃圾堆中吃法國罐頭還黏着的腐壞食物，如何能不臭？
還不及燒起來的味道難聞。工人說，進口的塑料幾乎都沒有分類﹕「來的東西都很雜，什麼是聚酯什麼是聚氯，什麼聚甲醛，經過點火、看煙，聞味兒辨別出來。」用打火機點起來再一把吹熄，有時候，有些工人家庭索性將點燃起的廢塑料往灶裏塞，代替柴火做飯︰「我做過詳細的調研，那個地方非常嚴重的就是癌症，跟多氯聯苯有關，那東西恰恰是因為塑料化學物釋放出來。」王久良在墳場上採訪老人，老人的兒媳婦就埋在腳下﹕「老人說的，這就怪了，兒媳婦只有40來歲，為什麼年輕的人也會得癌症？」
「塑料王國」是一個循環，洋垃圾進口後，被分類，清洗，打碎後再製成膠粒出口，變成塑料產品，被棄置後又回到中國這些小工場裏面。工場的生產過程則衍生出另一重在地循環﹕給機器輾的碎塑料，隨風捲進收割穀物的機器去，混到草堆中給牲口吃下去，清洗塑料的污水經河流回到灌溉用的水裏去，工人吃下受污染的食物，再回到工場中繼續製造新的污染。
污河撈膠撈死魚吃
鎮上的老人說，從前這裏有清澄的河，河裏有雪白的魚，現在大家都不敢再喝河水或地下水；虧還有小孩仍跑到河邊撈，撈出來捏成一團黑色的塑料薄膜，解開後翻出來的死魚，就這樣帶回家做炸魚吃。
移民工小孩 塑料山為家
小孩九歲，叫依姐，是從四川來這裏打工的彝族家庭彭氏的長女，寄住老闆王坤家的廢塑料場內，兩家人，吃的拉的玩的睡的都在塑料堆裏解決掉，王久良記錄了兩家人三年的變化，剪輯成八十二分鐘的《塑料王國》電影版，摘下了廿九屆阿姆斯特丹國際紀錄片電影節（IDFA）的新晉單元評委會特別獎 。
有別於「媒體版」針對產業的弊處迎頭痛擊，「電影版」呈現的是兩個靠廢塑料工業吃飯的家庭之間的張力和拉扯。依姐渴望上學，卻因為工人父親彭文遠寧願花錢買酒喝，只好在塑料堆中幫忙帶孩子，依姐善良又爭氣，背着剛出生的妹妹，在塑料堆中收集包裝紙，學習上面的生字；老闆王坤看見了，叫依姐過來給他養，兩家人起爭執便要打起來。王坤一家其實也沒有多風光，辛苦掙錢，到頭來只為添置一部漂亮的車子可以在回鄉時威風一下，代價是長年在廢料中工作導致腰間起了個腫瘤，也不敢花錢去看醫生。
亦親亦仇的兩家人，呈現的矛盾讓人以為「貧窮」才是「電影版」的主題，「塑料」是一個可以隨時代入置換的空欄﹕「這恰是一部電影的魅力，他們幹塑料是這樣子，廢料紙張也是這樣子，所以一部電影的影響不僅是廢塑料、環境問題，這是一個載體，借助這個電影去呈現你更多發現的東西﹕關於中國區域性經濟發展的不平衡，也有關兒童的教育問題。」
一人分飾導演 記者 調查員
「我不覺得自己純粹是個電影工作者，我更多是一個民間記者身分，一個調查者的身分。」王久良是念攝影藝術出身，本來與環保議題扯不上關係﹕「那是二○○七年，我在拍攝我家鄉（山東）的傳統鬼神文化，需要一個乾淨的外部環境作為場景，發現垃圾是一個非常頭痛的問題，那次對我觸動特別大，因為我小時候生活過的地方原來是非常乾淨。」
當時的感受，就像一個小孩藏了一件玩具，等到回家的時候已經被破壞了﹕「我一直在想，我拍的這些內容，可以放在美術館裏去出售，去滿足一個市場的需求，但發現這些作品跟更多的人其實沒有半點關係，所努力和活着的價值到底是什麼？」二○○八年，他的作品在平遙攝影節展覽，看着牆上自己的作品，他開始否定自己的工作﹕「好幾晚都睡不着覺，徹夜痛哭流涕，我就跟老師們陳述困惑，當時一位老師說，久良，你應該睜開你的眼睛看看周邊的世界，不應該沉醉在自己看到的世界裏。」
拍片調研交流 誓改變國策
二○○八年至二○一一年間，他走遍北京城外的垃圾場，拍出第一部紀錄片《垃圾圍城》，過程中深深地意識到，一件事情，假如在「信息」上不存在，那麼現實中就不存在，從《垃圾圍城》到《塑料王國》，他以影像作為起點，將「信息」擴散開去。
「媒體版是更直白去告訴觀眾這個產業是怎麼回事，很多媒體影印素材時，都是媒體版的東西。我借助電影、短紀錄片的力量，跟媒體各種合作，各種講座，以及個人的傳播、國內的國外的，所有的力量綜合起來，才最後達到這種結果。」比如他也寫報道，也有各種調研數據，與各種專家交流，到美國及日本深入跟蹤洋垃圾的起點，種種已經超出做電影的範疇﹕「如果只有那部電影，我真的不認為能改變中國跟世界貿易的決策，不可能。」
「我的出發點就是很明顯，試圖去改變這個事實，而不是要去做一部紀錄片去獲獎，獲獎有人關注，不獲獎沒有關注。」他形容自己是一線的工作者，是一個戰士；他的目標也不是零星的戰役，而是一整場戰爭﹕「創作時跟媒體不太一樣，記者有下一個議題，而我是可以深入努力幾年，徹底去把它挖出來的人，所以我是下藥要下猛藥。很多媒體報道大的小的垃圾場，也不覺得多嚴重，但如果我花三年時間把北京一千多個垃圾場翻出來時，這無形中會形成一個巨大的政治力量。洋垃圾話題也是一樣，我去美國、日本、中國那麼多地方，拿出來的調研都是真實客觀的，這個力量是非常大，就一次性『砰』就打開。」
內地不收 港回收業終須改變
他的調研數據上，也出現香港的名字﹕「二○一一年，加州向中國出口了100多萬噸，七成直接進中國大陸，三成到香港，到了香港之後去哪兒，沒說。」但這些後來我們都知道，二○一三年內地展開「綠籬行動」，收緊廢物進口檢測標準，結果大量進口香港的洋垃圾，唯有直送堆填區。去年內地進一步收緊標準，香港出現「廢紙圍城」，有香港回收商不肯投放資源提升標準，卻要求獲得內地豁免﹕「回收是要成本的，所有垃圾回收產業都是個副產業，比如日本，全靠政府大量補貼才不虧損，放在中國跟任何地方也是，否則東西那麼好，為什麼要給你呢？不要指望以商業模式去解決這個問題，就從生活習慣，小量的塑料，生產層面，其實這個酒店完全可以放一個小飲水機，大陸都有，但現在是一瓶瓶的給你。」
關注環境 終究關注人
訪問之前，他在酒店附近的商場逛了一轉，看到香港的孩子背着新簇的書包上學，好不幸福，想起紀錄片中的依姐。奈何這樣的一個地方，對環境的承擔卻出奇地少。
拍攝依姐一家之時，王久良自己的孩子剛好出生，鏡頭下隱藏不了對女孩處處展露的關懷︰「只有孩子才是需要無條件去被保護，別看我那麼粗糙似乎很勇敢，但唯一在孩子面前必須柔軟。」
王久良說，下個計劃是要拍一部劇情片︰「講大涼山的孩子，一個孤兒，兒童唱歌的故事。」不再拍環境了嗎？「所謂對環境議題的關注，最終還是對於人的關注，探討的是人的問題，誰在加害，誰在受害，背後的邏輯是什麼，應該是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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