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0730-阮穎嫻：香港特區，治安最好

阮穎嫻：香港特區，治安最好
2019年7月30日


剛坐飛機環繞兩次地球回來，參與學術會議、發表文章、訪問大學，順便旅遊。其中一個到訪的地方，是烏克蘭。

甫入境，便面對拉晒鐵閘的入境櫃枱，機場詢問處的職員被困在狹窄的玻璃盒子裏，差點以為她是被封印在裏頭、只得頭部的精靈。首都機場有點破敗，城市處處是前蘇聯特色。街道有破洞，晚上有街燈但不打開，到處漆黑一片。

香港沒有發烏克蘭的旅遊警示，但台灣外交部領事事務局發出橙色警示，呼籲台灣人「避免非必要旅行」。烏克蘭跟俄羅斯打仗，東面已有大片領土被俄羅斯完全控制，很多國家的領事館已宣布在那些地區不提供服務。

烏克蘭人均GDP（本地生產總值）只有約3000美元（約2.3萬港元），全歐洲最窮。打仗影響經濟，導致治安更壞（雖然西歐治安也差）。


「黑警」到處有  文明制度須長時間建立

基輔的地下鐵很有特色，地鐵人多，已叫同伴小心，把背囊放在前方。有個300磅肥佬不斷向我壓過來，以我們香港人搭港鐵的經驗，當時的車廂比非繁忙時間的旺角站要疏落得多，但他就是要壓過來。後來車門一開，一堆人下車，同伴用英文大叫「Where's my wallet?」我在想，犯人可能已經離開車廂。但我看着那個肥佬，一手便把他手上的銀包搶回來。我就知道是他偷的。

然後我跟伙伴投訴幾句，一邊瞪着死肥佬，他氣得用腳一下踹在我的鞋上。如果是香港，這樣明目張膽的罪惡，早有熱心市民報案，把他逮着，等警察來。

另一個大漢，竟然將我跟他分隔開，為他護航。後來有個帶着兩個小孩的爸爸，把位讓給我坐，僅此而已。

我在想不報案的原因是什麼。首先，電話可能打不通。如果常常不通，市民會對報案系統失去信心，不會再打電話報案。即使打通了，當地警察可能極無效率，如果要等39分鐘才到達現場，賊人都走了。有些國家的警察是廢的，報了案也無用，還可能是「黑警」，倒轉來敲詐受害者。多年前有馬來西亞籍的朋友，說在馬拉若被交通警逮着，給點錢就能「私了」；俄羅斯警察是有名的「黑警」，羅馬尼亞警方貪污嚴重。由於很多地方的警察對市民來說都不可靠，所以我常以香港警察為傲。

教育上，可以說他們教育程度低、不文明等。換轉來說，也是人跟制度的互動：如果制度不能保障市民，那麼見義勇為挑戰惡覇的成本增加，當看不到算了。某國常有些光天化日被搶被打被強暴的片段，民眾總是行過就算。「別人的事不要理，理了自己惹麻煩」，便是如此。所謂文明，不止是有錢；但經濟好，大家有錢，發財立品，不做傷天害理之事，或減少藍領犯罪（搶劫之類），專注白領犯罪（呃股東錢之類），就是文明的表現。


被偷錢、交保護費或交稅  其實都一樣

警察是國家建設的一部分。原始人類靠打獵採果為生，餐飲餐食餐餐清，哪有警察？去到農業社會，人類安頓下來種田。有多餘糧食，就要面對土匪搶劫的問題。農民專注務農，不夠打，只有奉上糧食。他們可以組成農民自衛隊，自衛隊要兼顧保安工作，結果要用一部分的生產換來保護。另一選擇是聘請外來俠士，他們不是武俠小說人物可以餐風宿露，需要聘金。有了政府和國家後，政府向國民徵稅，養軍人警察，保家衛國，維持治安，包括擊退土匪。

以上4個方法，都要付出，沒有免費午餐，是效率大小的問題。所以有右翼常說政府收稅是賊，也有說交差餉其實是交保護費，無分別。但對政權來說，合法持有武器和使用武力的兵團，若不隸屬政府，恐怕槍頭一轉會武力奪權，所以國家一定壟斷武力。警察通常都是國家機器，不會外判，槍械受嚴格管制，也不容許民間擅自使用武力及行私刑。在這個情况，保護市民安全是社會契約的一部分。市民受襲，政府難辭其咎。


做人做賊看回報

除了土匪，官方的執法和司法系統也幫助解決紛爭，提升社會生產力。在沒有第三方主持公道的社會，人有兩個選擇：一是生產，二是盜竊和搶劫別人的辛勞成果。做人做賊只看回報。搶遊客錢最好，我不知道緊急電話幾號，沒有當地電話卡，就算電話打通，也不會說烏克蘭語，留幾天就走，無人無物，連復仇也不行。扒手犯罪無後果，銀包裏的錢可能是他一年的薪金。回報高，無後果，為何不做？今時今日香港地很少再有賊人拿AK-47搶金舖銀行了，風險極高隨時喪命，辛苦搶來的贓物出貨困難，金額還不夠買元朗一兩個新單位。賊都去做電話騙案了。

若盜竊舒服又回報高，吸引人不事生產去做賊，生產者便要用很多方法防止成果被搶，整體成本增加，甚至互相討伐，沒完沒了。生產力浪費在討伐、防盜及盜竊上，社會毫無效率，一事無成。這就是Thomas Hobbes所說的「霍布斯狀態」（Hobbesian state）。

第三方的力量把規則定清楚，誰犯事誰受罰，一錘定音。盜竊罰得夠重，執法部門有效率，大家安心生產，社會得以發展。在農業社會，這個人叫村長；在黑社會，這個人叫教父；在現代社會，由政府執行。


警察胡亂執法  摧毁生產力

警察提出檢控，也牽涉成本問題。警察人手有限，如果雞毛蒜皮的案件都提上法庭，恐怕排期極久，也妨礙了大案的檢控。加上公務員通常都「少做少錯」，所以很多人有被警察勸不要落案的經驗。這某程度上是效率的考慮。如果要極端地每一件大小案件都檢控，不夠證據就找到有為止，或者濫捕，揑造證據口供誣告無辜市民，恐怕成本極高。很多人在官司裏糾纏，很少人從事生產，沒有人敢冒險創新。

制度的成功，不在於100%完全檢控，而是在於大家知道有一套可以信賴的系統。大家知道犯事有可能受罰，計及被捕的機率及機會成本，得出不犯事的決定，令罪案整體減少，大家可以專注生產。如果有嚴重罪案不拉不鎖、當看不到，讓罪犯逍遙法外，就是衝擊了市民對於犯事回報的期望值。一旦大家相信原來犯事被補的機率及受罰的程度較低，犯罪就會增加。

當制度崩潰，就會陷入互相討伐的情况，有礙生產。當安全和財產受威脅，商舖都要關門，市民擔心安全不去上班，消費意欲和購買力減少，還談什麼經濟發展？經濟不好，犯事的機會成本降低（反正無錢可搵），又會有更多人犯罪，火上加油。很多發展中國家內戰持續，也是這個原因：無嘢撈，上沙場反而有飯食、有獎金，更多人加入繼續打仗；無生產，更加無嘢撈。

在烏克蘭看着大家發來的短片，想到我將回到全球治安最好之一的大城市香港，我就安心了。


阮穎嫻
香港大學經濟及工商管理學院助理講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