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0726-周永新：沒有真誠溝通，休言與民同行
周永新：沒有真誠溝通，休言與民同行
2019年7月26日星期五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在7月1日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22周年酒會上致辭說：「近月發生的事……我會汲取教訓，確保政府日後工作更貼近民心民情民意，積極回應社會大眾的所思所想所求。最基本的第一步，是政府的施政風格需要改變，要變得更開放、更包容，聽取民意的工作要革新。」隨後，她提出5點聽取民意的革新方法。
聽取民意 是特首和官員應做的事
特首提出的5點方法，從筆者的角度看，實在很難用「革新」來形容。聽取民意，本該是特首和官員應做的事。政府不聽民意，或逆民意而行，惡果就如今天修訂《逃犯條例》所看見的。所以，政府本該做的，根本沒有「革新」這回事。特首應該承認，過去兩年，她忽視了市民的意願，現在唯有痛改前非，誠心地聽取意見，否則講什麼「革新」都無補於事。
特首說：「我會安排更多時間，親自會見不同黨派、不同階層、不同背景的人士，讓我保持政治觸覺，掌握社會脈搏……」特首這樣說，可見她也知道，過去沒有太多時間與民眾會面。而市民看到的，是她一天連跑幾場出席大大小小的典禮，並作為主禮嘉賓講幾句客套話。說得俗套一點，這些場合只是「畀面」派對，並非接觸市民，也不會增加市民對政府政策的認識。特首出席這些典禮，簡直是浪費自己的時間。
幾屆特首皆害怕與市民公開接觸
不知怎的，回歸以來的幾任特首，似乎都不太願意，甚至害怕與市民面對面地交談，聽取意見。董建華上任特首後，最初一兩年曾「微服出巡」，直接與街坊接觸，市民也樂意向他表達意見。後來，香港經濟轉壞、失業率上升。有次董建華外出訪問，途中遇見一名與他年齡相若的男士，董建華意欲伸手打招呼，但這名男士不識趣地請特首「食檸檬」，不屑與他握手。當時董建華不知如何回應，尷尬地說「不要緊」。從此，董建華鮮有在沒有安排下與街坊接觸。
曾蔭權出任特首7年，市民對他的印象整體還算不錯。但曾蔭權可能做官太久了，也可能是他的性格使然，總與民眾格格不入，給人的印象是看不起市民，更不要說聽取市民的意見。例如2008年，在完全沒有諮詢市民的情况下，政府增加高齡津貼的金額到每月1000元，卻要引入收入和資產審查。結果輿論激烈反彈，批評政府沒有體察民情，曾蔭權只好把方案收回。
梁振英出任特首的5年，與市民的關係可用「惡劣」來形容。梁振英也有自知之明，他知道自己不受市民歡迎，每次出席活動也會引起抗議，所以除非必要，不會公開與市民接觸。這樣遠離群眾的特首，在外國記者眼裏，簡直不可思議。有外國記者對筆者說：「只有在香港，因為行政長官不是由人民選出，才可以這樣毫無顧慮地拒絕走入群眾中聽意見。」
到了林鄭月娥，情况不見有改善。特首在競選時，曾強調與市民「同行」。但兩年過去，特首與市民有緊密的接觸嗎？市民看見的，是林鄭月娥更願與有權有勢的人「同行」。現在特首說「透過不同途徑主動接觸不同背景的年輕人，聆聽他們的心聲」，又說「加強政府整體就不同政策或社會關心的議題，與不同人士溝通……」
約見大學生 犯了「低級」錯誤
酒會致辭後，特首坐言起行，立即透過大學邀約大學生閉門會面。目的是什麼？看來是聽取大學生對逃犯條例修訂的意見。筆者真不知道，特首是怎麼想的？在這風頭火勢的時候，邀約大學生閉門會面，學生不拒絕才奇怪呢！若然學生真的答允，見面後怎向其他同學交代？單是與大學生會面的形式，特首便犯下「低級」的錯誤。真不知在她周邊的官員，有否勸阻特首不要這樣做？如果沒有，特首在接觸年輕人之前，首先便得學習如何與她的親信溝通。
至於特首盼望就不同政策和社會關心的議題與不同人士溝通，幫助她掌握民情。這方面，筆者總算有點經驗，或可供特首參考。從董建華出任特首開始，他每年總有兩三次邀請一些學者與他見面，時間可長達兩小時，學者可隨不同議題發表他們的意見。董建華態度較隨和，聆聽意見後他總有簡短回應，可行的，就說政府會考慮；不可行的，也會解說政府的困難。
單向諮詢 不是真誠溝通
到曾蔭權年代，他仍舊與學者會面，每次時間約一小時。但最使參與者氣餒的是曾蔭權只作選擇性的回應，不合他心意的，有時連多謝一聲也不說。所以到了他任期的最後兩三年，出席的學者寥寥可數。沒有出席的，可能覺得與特首見面一點意思也沒有。
梁振英出任特首後，與學者見面的任務，交給時任政務司長林鄭月娥，她也只限於聆聽學者對施政報告的意見，一般只聽不講，差不多完全沒有回應。林鄭月娥出任特首的兩年，任務同樣交給政務司長張建宗，情况依舊，與會的學者輪流發言幾分鐘，感覺猶如向空氣說話。
溝通是雙向的。有市民表達意見，政府官員作正面回應，這才算得上是溝通；聆聽意見而不作回應，這只可以是蒐集意見，極其量是知道對方的想法，完全沒有互動的效果。這樣的單向溝通，政府不但失去解釋自己立場的機會，更無法改變表達意見人士的想法。為什麼政府與市民的溝通常常是有名無實？最主要的原因，我想是官員總有一種想法：不要給市民知道得太多，恐怕他們知道多了，就會挑戰政府的權威。所以，政府發出的文件，動不動就蓋上「保密」（confidential）兩字。這種「保密」的官僚作風，怎樣可以「加強行政立法溝通」？又怎樣「確保政府內部在制訂政策時審時度勢、反覆推敲……」？
勿用「暴徒」形容示威者
林鄭月娥要「革新」聽取民意的方法，問題並不在主動接觸年輕人，或加強與不同人士溝通；而是官員必須首先有開放的態度，誠摯地與市民分享自己的想法，並認真地聆聽市民的意見。這才是真正的「與民同行」。
最後，筆者再次借用《明報》篇幅，懇請特首不要用「暴徒」來形容曾使用暴力的示威者，特別是年輕人。他們使用暴力是否違法，自有法庭裁決。但「暴徒」一詞，指的是那些目無法紀、但求破壞、危害他人財物和性命的人。我們的年輕示威者是這樣嗎？形容他們為「暴徒」，只會進一步加深政府與年輕人的對立和仇恨。
周永新
香港大學社會工作及社會行政學系榮休教授
2019年7月26日星期五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在7月1日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22周年酒會上致辭說：「近月發生的事……我會汲取教訓，確保政府日後工作更貼近民心民情民意，積極回應社會大眾的所思所想所求。最基本的第一步，是政府的施政風格需要改變，要變得更開放、更包容，聽取民意的工作要革新。」隨後，她提出5點聽取民意的革新方法。
聽取民意 是特首和官員應做的事
特首提出的5點方法，從筆者的角度看，實在很難用「革新」來形容。聽取民意，本該是特首和官員應做的事。政府不聽民意，或逆民意而行，惡果就如今天修訂《逃犯條例》所看見的。所以，政府本該做的，根本沒有「革新」這回事。特首應該承認，過去兩年，她忽視了市民的意願，現在唯有痛改前非，誠心地聽取意見，否則講什麼「革新」都無補於事。
特首說：「我會安排更多時間，親自會見不同黨派、不同階層、不同背景的人士，讓我保持政治觸覺，掌握社會脈搏……」特首這樣說，可見她也知道，過去沒有太多時間與民眾會面。而市民看到的，是她一天連跑幾場出席大大小小的典禮，並作為主禮嘉賓講幾句客套話。說得俗套一點，這些場合只是「畀面」派對，並非接觸市民，也不會增加市民對政府政策的認識。特首出席這些典禮，簡直是浪費自己的時間。
幾屆特首皆害怕與市民公開接觸
不知怎的，回歸以來的幾任特首，似乎都不太願意，甚至害怕與市民面對面地交談，聽取意見。董建華上任特首後，最初一兩年曾「微服出巡」，直接與街坊接觸，市民也樂意向他表達意見。後來，香港經濟轉壞、失業率上升。有次董建華外出訪問，途中遇見一名與他年齡相若的男士，董建華意欲伸手打招呼，但這名男士不識趣地請特首「食檸檬」，不屑與他握手。當時董建華不知如何回應，尷尬地說「不要緊」。從此，董建華鮮有在沒有安排下與街坊接觸。
曾蔭權出任特首7年，市民對他的印象整體還算不錯。但曾蔭權可能做官太久了，也可能是他的性格使然，總與民眾格格不入，給人的印象是看不起市民，更不要說聽取市民的意見。例如2008年，在完全沒有諮詢市民的情况下，政府增加高齡津貼的金額到每月1000元，卻要引入收入和資產審查。結果輿論激烈反彈，批評政府沒有體察民情，曾蔭權只好把方案收回。
梁振英出任特首的5年，與市民的關係可用「惡劣」來形容。梁振英也有自知之明，他知道自己不受市民歡迎，每次出席活動也會引起抗議，所以除非必要，不會公開與市民接觸。這樣遠離群眾的特首，在外國記者眼裏，簡直不可思議。有外國記者對筆者說：「只有在香港，因為行政長官不是由人民選出，才可以這樣毫無顧慮地拒絕走入群眾中聽意見。」
到了林鄭月娥，情况不見有改善。特首在競選時，曾強調與市民「同行」。但兩年過去，特首與市民有緊密的接觸嗎？市民看見的，是林鄭月娥更願與有權有勢的人「同行」。現在特首說「透過不同途徑主動接觸不同背景的年輕人，聆聽他們的心聲」，又說「加強政府整體就不同政策或社會關心的議題，與不同人士溝通……」
約見大學生 犯了「低級」錯誤
酒會致辭後，特首坐言起行，立即透過大學邀約大學生閉門會面。目的是什麼？看來是聽取大學生對逃犯條例修訂的意見。筆者真不知道，特首是怎麼想的？在這風頭火勢的時候，邀約大學生閉門會面，學生不拒絕才奇怪呢！若然學生真的答允，見面後怎向其他同學交代？單是與大學生會面的形式，特首便犯下「低級」的錯誤。真不知在她周邊的官員，有否勸阻特首不要這樣做？如果沒有，特首在接觸年輕人之前，首先便得學習如何與她的親信溝通。
至於特首盼望就不同政策和社會關心的議題與不同人士溝通，幫助她掌握民情。這方面，筆者總算有點經驗，或可供特首參考。從董建華出任特首開始，他每年總有兩三次邀請一些學者與他見面，時間可長達兩小時，學者可隨不同議題發表他們的意見。董建華態度較隨和，聆聽意見後他總有簡短回應，可行的，就說政府會考慮；不可行的，也會解說政府的困難。
單向諮詢 不是真誠溝通
到曾蔭權年代，他仍舊與學者會面，每次時間約一小時。但最使參與者氣餒的是曾蔭權只作選擇性的回應，不合他心意的，有時連多謝一聲也不說。所以到了他任期的最後兩三年，出席的學者寥寥可數。沒有出席的，可能覺得與特首見面一點意思也沒有。
梁振英出任特首後，與學者見面的任務，交給時任政務司長林鄭月娥，她也只限於聆聽學者對施政報告的意見，一般只聽不講，差不多完全沒有回應。林鄭月娥出任特首的兩年，任務同樣交給政務司長張建宗，情况依舊，與會的學者輪流發言幾分鐘，感覺猶如向空氣說話。
溝通是雙向的。有市民表達意見，政府官員作正面回應，這才算得上是溝通；聆聽意見而不作回應，這只可以是蒐集意見，極其量是知道對方的想法，完全沒有互動的效果。這樣的單向溝通，政府不但失去解釋自己立場的機會，更無法改變表達意見人士的想法。為什麼政府與市民的溝通常常是有名無實？最主要的原因，我想是官員總有一種想法：不要給市民知道得太多，恐怕他們知道多了，就會挑戰政府的權威。所以，政府發出的文件，動不動就蓋上「保密」（confidential）兩字。這種「保密」的官僚作風，怎樣可以「加強行政立法溝通」？又怎樣「確保政府內部在制訂政策時審時度勢、反覆推敲……」？
勿用「暴徒」形容示威者
林鄭月娥要「革新」聽取民意的方法，問題並不在主動接觸年輕人，或加強與不同人士溝通；而是官員必須首先有開放的態度，誠摯地與市民分享自己的想法，並認真地聆聽市民的意見。這才是真正的「與民同行」。
最後，筆者再次借用《明報》篇幅，懇請特首不要用「暴徒」來形容曾使用暴力的示威者，特別是年輕人。他們使用暴力是否違法，自有法庭裁決。但「暴徒」一詞，指的是那些目無法紀、但求破壞、危害他人財物和性命的人。我們的年輕示威者是這樣嗎？形容他們為「暴徒」，只會進一步加深政府與年輕人的對立和仇恨。
周永新
香港大學社會工作及社會行政學系榮休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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