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0707-什麼人訪問什麼人：狗屎是養分——李立峯訪譚蕙芸
什麼人訪問什麼人：狗屎是養分——李立峯訪譚蕙芸
2019/7/7
【明報專訊】秋天時節，平日下午，話說消防處新吉祥物任何仁正在網絡爆紅，老餅專用社交媒體傳來視頻，熟悉的大學教室內，屏幕播放着羅蘭和藍衣人的短片，屏幕前，譚蕙芸跟隨片段手舞足蹈，雖說一直知道她的教學風格，心裏還是「吓」了一聲，為了讓學生抖擻精神上課，你可以去到幾盡？有朋友留言慨嘆教師唔易做，也有朋友說，在她身旁要一起跳舞的助教才教人同情。向來，在身邊不少人眼中，譚蕙芸轉數快、不跟規範、扮鬼扮馬、玩得癲、活力充沛近乎過度活躍。「其實我唔係咁癲啫，前排幫港台拍鏗鏘說，編導想我跳k-pop，我都唔制啦。」但對我這位舊同學而言，她的形象由來已久。讀碩士時，助教辦公室裏，同學們認真地討論傳播學理論「沉默的螺旋」，她站起來，垂直雙手，無厘頭自轉360度「以作示範」。學期末，內地同學在白板上寫「圣誕夜去尖沙咀」，她隨即在「圣」字旁加個豎心邊。一位從南京來港、年紀比我們大的同學常被她弄至哭笑不得。20年後，縱使曾患重病，精力仍比別人旺盛。大學裏，她教新聞特寫，會慫恿我為學生搞外地採訪團。大學外，她幫香港電台做節目，幫報章和網媒寫稿，以自由業者身分做自己喜愛的採訪工作，她試過特地飛到台灣訪問房慧真，到南非訪問看守曼德拉的白人獄卒。一晃10年，累積了一系列心血和心得，收錄在中文大學出版社出版的《文字欲──回應時代的特寫新聞》一書中。
1‧入行
還得從讀書時代講起。1993年，Vivian進中大新傳讀本科，我是同屆同學，其實不算熟，主因是我喜歡「摺埋」，但也一起做過group project，同組還有森美。第一個學期完結，她就跟家人移民多倫多。然而，大學畢業後又立即回到中大新傳讀碩士，「喺大時代入面移咗民，但見到香港嘅大學同學讀得咁開心，失去咗，想返嚟彌補」。
「瞌3分鐘先，好悶」
從讀書時的同學們到近年的學生，像她這種風格的人，通常會做非時事類媒體，但她碩士畢業時，又好像很清楚自己要當記者。Vivian說，這應該跟在加拿大讀書時做電台的經歷有關，「咩都做，廣告又做，寫好多廣播劇劇本」。其間，她體驗了媒體工作直接受商業影響所帶來的問題，「細嘅華人電台，搵到廣告就有飯食，試過幫人扭盡六壬sell個樓盤，結果樓盤變咗爛尾樓，都幾創傷」。
我說，加拿大華文媒體可能較為極端，其實做娛樂不等於要直接幫人賣廣告。多年後，她也發現，娛樂圈中有很值得欣賞的人，如她專訪過的蘇玉華，新聞界也有很商業化的地方。不過，「嗰時細個點知？總之以為non-news就要賣爛尾樓囉」。
一心做新聞，入行卻絕非一帆風順。碩士畢業，97金融風暴後遺症未完，又遇科網股爆破，「寄了二三十封信，無人請，日日喺中大泳池游水，𠵱家同啲學生講，學生都唔信」。心儀的傳媒機構說她overqualified。輾轉間，之前在港大電影通識班認識的朱凱廸，介紹她入明報國際版工作，算是踏進媒體機構大門。但香港報章的國際新聞部差不多等同翻譯部門，編輯收到各大通訊社的稿件，「記者」就負責整理翻譯，「可能份工較適合朱凱廸，以佢嘅性格同埋對國際事務嘅興趣，但我覺得好悶，試過做做吓特登走入厠所」──Vivian嘗試在我面前演出那份落寞──「唉，瞌3分鐘先，唉，好悶」。Vivian向上司建議，讓她就着新聞內容，電話越洋訪問一些人物，或者在香港找相關人士或專家做補充訪問。前陣子，在明報六十周年酒會上，中大榮休教授陳韜文向她提起這事。她覺得奇怪：「點解你哋會記得啲咁嘅嘢？」我解釋，在學者眼中，這叫做agency v.s. structure。她的做法，令日常的國際新聞內容有了第一手材料，有了香港角度。「我無咁諗，邊有咁偉大，真係因為悶㗎咋。」很快，Vivian不用羡慕港聞同事可以不停通街跑，因她自己也轉到港聞，「開心，好開心，超開心，好鍾意！我覺得我之後做特寫嘅養分，首先就係嚟自當年跑daily news」。
「廢到無倫」採訪見市井百態
不覺得daily news有很大限制嗎？「我話養分喎。狗屎垃圾都要做，the point is，一定要狗屎垃圾，愈無謂，愈無聊愈做得多。」重點不是新聞是否轟動，而是從各種採訪場合中窺見人生百態。「個magic moment係，你坐喺一個廢到無倫嘅記者招待會度，個議員辦事處，三個議員行出嚟煞有介事講公屋啲燈惹蚊，又或者某議員帶你去後巷捉老鼠嗰啲呢，我覺得好有以前歡樂今宵嗰種市井味。」
「生命對我好好，廿幾歲人，想做鏗鏘集，想做專題，好彩個天知道咁樣對我唔好，廿幾歲一出嚟要煲專題，無基礎去理解世界，但做啲狗屎垃圾，去深水埗，『我哋𠵱家一齊帶記者上去參觀劏房』，然後個阿伯爬畀你睇，有啲記者會心理不平衡，『我嚟做大事，點解會做埋咁多不知所謂嘅新聞』，但我嗰時好開心，我覺得個世界光怪陸離。」
Vivian認為，記者見得這些場面多，多點思考，才不會容易受騙，對如何達至真實也有多些想法。「你會諗，啲人做咩要搞呢啲大龍鳳，有幾真有幾假呢？譬如有啲人coach啲弱勢社群出嚟，佢真喊定假喊呢？初初畀人呃吓，但漸漸你睇到人性嘅多面，黑白嘅唔分明，會令我後來做專題嘅時候諗，點樣去切入題目，咁樣呈現係咪真呢？合唔合乎人性呢？」
看到「黑白嘅唔分明」
縱使有觀察有想法，有機會寫出來嗎？「梗係唔會一開始就畀一版你玩，要逐步建立信任。」Vivian回憶，那年代的媒體較有空間，明報的上司也很好。她講了兩個「數車」例子，有一次，天水圍有位婦人踩單車去流浮山上班，途中被貨櫃車輾斃，她覺得村路不應該出現那麼多貨櫃車，她主動建議去數貨櫃車，數了3個鐘，最後編輯容許她寫一篇五六百字的配稿。
另一次，小巴衝燈的報道，「老細好開心，張波（時任明報總編輯張健波）走出嚟讚我。」一輛小巴在英皇道衝燈反車，十幾人死傷。「我放工，凌晨一點鐘唔返屋企，去返條路度，搵咗個攝記陪我，我仲餵佢食薯片，數吓數吓四五點。好彩明報啲攝記肯陪我癲。」結果影到好幾架小巴在奪命意外發生後繼續衝燈，報道上了頭版。「不過呢單唔係為基層，係為我自己，因為我成日搭嗰架車，我唔想死呀！」
老土點說，初入行，不可能沒有受過教訓。我跟她提起，忘了是某年財政預算案還是某政策出爐，她訪問了兩個家庭，一個基層，一個中產──說到這裏，她已經嚇得慘叫：「點解你會記得㗎！哎，好恐怖呀！」呼叫完畢，我繼續說，那一次，兩個家庭喜孜孜地受訪，但報道出街時把兩個家庭並列，於是中產家庭顯得很離地，不識民間疾苦。對因為信任記者而願意接受訪問的人，報道多多少少造成傷害。
「一出嚟就知衰咗，最慘係個15、16歲嘅女仔。教訓係，要講清楚畀被訪者知個古仔會點出街。當然，佢好可能就唔會接受訪問，而今日嘅我就會反問，點解要咁做？我而家好着重，究竟要表達咩信息先？要表達貧富懸殊，點解要搵一個有錢家庭一個窮家庭去做呢？」
即是不做這單新聞？「又唔係一定唔做，後來有啲老細都教我，唔一定要集中喺人身上，譬如影兩個雪櫃，攞晒雪櫃啲嘢出嚟影，其實可能仲有趣，淨係影雪櫃，被訪者又未必唔制。」
Vivian讀碩士時，論文指導老師是馬傑偉。她肯定地說那幾年對她有很大影響。「好多記者問問題好資訊性，審犯一樣，言談之間好似假定被訪者一定會向你交代心裏諗咩。我讀書時跟住馬傑偉做訪問，我覺得，吹水唔抹嘴咁嘅？你唔係好感覺到有條線喺度。但一次又一次跟住佢做訪問，又覺得有啲嘢喺後面，佢有個結構，但係佢好fluid，對方點，你就點反應，我見過佢用激將法，我後來訪問黃之鋒都試過用激將法，但面對一個insecure嘅被訪者，佢又會好溫柔，你會見到佢點樣通過emotions同人connect，呢樣嘢好洗腦。」
2‧情感
情感，在新聞中有微妙的位置。一方面，新聞報道不可能完全不帶情感，如果今天某地方發生大災難，電視新聞報道員不會穿上紅色大衣面帶笑容，新聞報道需要有恰當的情感描述和表達。但另一方面，新聞工作又的確強調客觀、理性、事實，一般情况下，新聞工作者在報道時多多少少要壓抑情感。不過，若處理得宜，情感其實可以是通往真實的大門。
Vivian自己很深刻的一次採訪經歷，是2013年港視發牌爭議時訪問廖啟智。「我成日聽港台自由風，自由風就收費電視發牌問題訪問過廖啟智。後來政府唔發牌畀港視，我立刻諗到搵佢。」到處問路，香港電台的朋友教她接觸廖啟智的方法，「真係佢自己接電話，佢沉吟一輪，最後願意接受訪問，但問佢攞手機號碼，佢唔肯畀，咁你已經感覺到佢性格。佢唔會信晒你，又唔會閂晒門」。見面時，廖啟智跟Vivian握手，親切得來不算有力，言談間，廖啟智話不太多，說話斷斷續續，語調不激昂，有些位置，再三追問也不多談下去，「但你又覺得佢對你有善意」。如此種種，令Vivian苦思，如何呈現面前這個被訪者？
她在《文字欲》一書的自序中也記下了這個故事：
我還記得當日在電腦裏敲打鍵盤寫好了第一段，看來看去都不對勁。最初的導言大概是這樣的：「廖啟智說，雖然港視不獲發牌，但一場抗爭的價值正是因為知道不一定贏，知道一定贏才爭取便沒有意思了。」我記得寫了這個導言後渾身不舒服，那種不舒服源自覺得這段話並不忠實反映廖啟智整個人。
她洗了熱水澡，然後重新書寫：
改成了我採訪中真實經歷的智叔，是一個「陰暗」、「滄桑」的人物，還用他的話起了一個題目：「死水翻不了波濤」，回應電視業界的絕望景况。
文章被瘋傳，但也惹來質疑，有聲音認為她對智叔加上了不少自己的主觀詮釋，她自己也不免忐忑，幸好後來在一個公開場合見到廖啟智和太太陳敏兒，兩人均對報道表示讚賞，陳敏兒更說，她筆下的就是真實的智叔。我對Vivian說，其實這案例中並沒有「詮釋」和「不詮釋」之分。如果把廖啟智寫成慷慨激昂的抗爭者，也是一種詮釋，是當時社會氣氛之下較主流的詮釋，所以若記者跟着主流觀點寫，也許讀者不會覺得記者主觀，但內容是否真實客觀，其實是另一回事。
「記者要在場」 七一死線才走
判斷真實很難，有時難免犯錯，而判斷真實的能力，建基於人對他人、對社會，和對世界的複雜性的了解，建基於長年累積的人生經驗和知識。Vivian說，初出道時有人教，現在無人教，完全靠自己如何繼續不停在生活中吸收新養分，她強調記者要「在場」，所有東西最好親眼看。的確，印象中，重要的新聞事件現場，只要是對公眾開放的話，無論她有沒有需要做專題報道也好，都可能見到她的身影。這陣子反修例運動熱血沸騰，但6月初至6月中旬她一直在加拿大探望家人，在facebook聊天，她說自己「好唔開心，想立刻回港」。後來真的取消部分假期提前回港。七一當晚，我跟她分別都在金鐘，我晚上11時離開，她12時才走。
林林總總加起來，成為一樣可以叫做「歷練」的東西，「我之前接受媒體訪問也講過，我20歲用體力做記者，30歲用聰明做記者，40歲用歷練做記者」。歷練離不開人生際遇，在我跟她的訪談中，Vivian很強調自己的幸運。讀書遇上馬傑偉，在明報遇到好上司，在有線電視遇上被她視為另一恩師的馮德雄，她在傳媒前線的十年八載，媒體在政治和經濟的壓力沒有現時般大，媒體機構的流水作業沒有現時嚴重，初入行的記者可以學到較多東西。後來一場大病，迫使她離開前線，休養一段時間後，到了上下班時間相對穩定的大學任助教，後來轉為講師。但整體上仍然是個很大的打擊，因為自覺對記者來說，三十出頭應該仍然是在外面橫衝直撞的黃金歲月，卻被迫重返校園。
2011年左右，有媒體找她出山，有的因各種原因最後沒有成事，有的婉拒了。身體狀况固然是顧慮之一。本來，這個決定對她來說，意味着少了機會做新聞。她指出，在那個年頭，傳媒機構沒有多採用自由業者的作品，傳統上，傳媒機構始終希望由員工負責製作內容。但幾年過後，隨着傳媒環境愈來愈艱難和「散工化」這全球趨勢，有經驗的自由業者多了機會，她有了發揮空間，同時又在大學裏有穩定的工作。「我知我真係好好彩，呢句你一定要寫呀！」
文//李立峯
圖//馮凱鍵
編輯//何敏慧
fb﹕http://www.facebook.com/SundayMingpao
2019/7/7
【明報專訊】秋天時節，平日下午，話說消防處新吉祥物任何仁正在網絡爆紅，老餅專用社交媒體傳來視頻，熟悉的大學教室內，屏幕播放着羅蘭和藍衣人的短片，屏幕前，譚蕙芸跟隨片段手舞足蹈，雖說一直知道她的教學風格，心裏還是「吓」了一聲，為了讓學生抖擻精神上課，你可以去到幾盡？有朋友留言慨嘆教師唔易做，也有朋友說，在她身旁要一起跳舞的助教才教人同情。向來，在身邊不少人眼中，譚蕙芸轉數快、不跟規範、扮鬼扮馬、玩得癲、活力充沛近乎過度活躍。「其實我唔係咁癲啫，前排幫港台拍鏗鏘說，編導想我跳k-pop，我都唔制啦。」但對我這位舊同學而言，她的形象由來已久。讀碩士時，助教辦公室裏，同學們認真地討論傳播學理論「沉默的螺旋」，她站起來，垂直雙手，無厘頭自轉360度「以作示範」。學期末，內地同學在白板上寫「圣誕夜去尖沙咀」，她隨即在「圣」字旁加個豎心邊。一位從南京來港、年紀比我們大的同學常被她弄至哭笑不得。20年後，縱使曾患重病，精力仍比別人旺盛。大學裏，她教新聞特寫，會慫恿我為學生搞外地採訪團。大學外，她幫香港電台做節目，幫報章和網媒寫稿，以自由業者身分做自己喜愛的採訪工作，她試過特地飛到台灣訪問房慧真，到南非訪問看守曼德拉的白人獄卒。一晃10年，累積了一系列心血和心得，收錄在中文大學出版社出版的《文字欲──回應時代的特寫新聞》一書中。
1‧入行
還得從讀書時代講起。1993年，Vivian進中大新傳讀本科，我是同屆同學，其實不算熟，主因是我喜歡「摺埋」，但也一起做過group project，同組還有森美。第一個學期完結，她就跟家人移民多倫多。然而，大學畢業後又立即回到中大新傳讀碩士，「喺大時代入面移咗民，但見到香港嘅大學同學讀得咁開心，失去咗，想返嚟彌補」。
「瞌3分鐘先，好悶」
從讀書時的同學們到近年的學生，像她這種風格的人，通常會做非時事類媒體，但她碩士畢業時，又好像很清楚自己要當記者。Vivian說，這應該跟在加拿大讀書時做電台的經歷有關，「咩都做，廣告又做，寫好多廣播劇劇本」。其間，她體驗了媒體工作直接受商業影響所帶來的問題，「細嘅華人電台，搵到廣告就有飯食，試過幫人扭盡六壬sell個樓盤，結果樓盤變咗爛尾樓，都幾創傷」。
我說，加拿大華文媒體可能較為極端，其實做娛樂不等於要直接幫人賣廣告。多年後，她也發現，娛樂圈中有很值得欣賞的人，如她專訪過的蘇玉華，新聞界也有很商業化的地方。不過，「嗰時細個點知？總之以為non-news就要賣爛尾樓囉」。
一心做新聞，入行卻絕非一帆風順。碩士畢業，97金融風暴後遺症未完，又遇科網股爆破，「寄了二三十封信，無人請，日日喺中大泳池游水，𠵱家同啲學生講，學生都唔信」。心儀的傳媒機構說她overqualified。輾轉間，之前在港大電影通識班認識的朱凱廸，介紹她入明報國際版工作，算是踏進媒體機構大門。但香港報章的國際新聞部差不多等同翻譯部門，編輯收到各大通訊社的稿件，「記者」就負責整理翻譯，「可能份工較適合朱凱廸，以佢嘅性格同埋對國際事務嘅興趣，但我覺得好悶，試過做做吓特登走入厠所」──Vivian嘗試在我面前演出那份落寞──「唉，瞌3分鐘先，唉，好悶」。Vivian向上司建議，讓她就着新聞內容，電話越洋訪問一些人物，或者在香港找相關人士或專家做補充訪問。前陣子，在明報六十周年酒會上，中大榮休教授陳韜文向她提起這事。她覺得奇怪：「點解你哋會記得啲咁嘅嘢？」我解釋，在學者眼中，這叫做agency v.s. structure。她的做法，令日常的國際新聞內容有了第一手材料，有了香港角度。「我無咁諗，邊有咁偉大，真係因為悶㗎咋。」很快，Vivian不用羡慕港聞同事可以不停通街跑，因她自己也轉到港聞，「開心，好開心，超開心，好鍾意！我覺得我之後做特寫嘅養分，首先就係嚟自當年跑daily news」。
「廢到無倫」採訪見市井百態
不覺得daily news有很大限制嗎？「我話養分喎。狗屎垃圾都要做，the point is，一定要狗屎垃圾，愈無謂，愈無聊愈做得多。」重點不是新聞是否轟動，而是從各種採訪場合中窺見人生百態。「個magic moment係，你坐喺一個廢到無倫嘅記者招待會度，個議員辦事處，三個議員行出嚟煞有介事講公屋啲燈惹蚊，又或者某議員帶你去後巷捉老鼠嗰啲呢，我覺得好有以前歡樂今宵嗰種市井味。」
「生命對我好好，廿幾歲人，想做鏗鏘集，想做專題，好彩個天知道咁樣對我唔好，廿幾歲一出嚟要煲專題，無基礎去理解世界，但做啲狗屎垃圾，去深水埗，『我哋𠵱家一齊帶記者上去參觀劏房』，然後個阿伯爬畀你睇，有啲記者會心理不平衡，『我嚟做大事，點解會做埋咁多不知所謂嘅新聞』，但我嗰時好開心，我覺得個世界光怪陸離。」
Vivian認為，記者見得這些場面多，多點思考，才不會容易受騙，對如何達至真實也有多些想法。「你會諗，啲人做咩要搞呢啲大龍鳳，有幾真有幾假呢？譬如有啲人coach啲弱勢社群出嚟，佢真喊定假喊呢？初初畀人呃吓，但漸漸你睇到人性嘅多面，黑白嘅唔分明，會令我後來做專題嘅時候諗，點樣去切入題目，咁樣呈現係咪真呢？合唔合乎人性呢？」
看到「黑白嘅唔分明」
縱使有觀察有想法，有機會寫出來嗎？「梗係唔會一開始就畀一版你玩，要逐步建立信任。」Vivian回憶，那年代的媒體較有空間，明報的上司也很好。她講了兩個「數車」例子，有一次，天水圍有位婦人踩單車去流浮山上班，途中被貨櫃車輾斃，她覺得村路不應該出現那麼多貨櫃車，她主動建議去數貨櫃車，數了3個鐘，最後編輯容許她寫一篇五六百字的配稿。
另一次，小巴衝燈的報道，「老細好開心，張波（時任明報總編輯張健波）走出嚟讚我。」一輛小巴在英皇道衝燈反車，十幾人死傷。「我放工，凌晨一點鐘唔返屋企，去返條路度，搵咗個攝記陪我，我仲餵佢食薯片，數吓數吓四五點。好彩明報啲攝記肯陪我癲。」結果影到好幾架小巴在奪命意外發生後繼續衝燈，報道上了頭版。「不過呢單唔係為基層，係為我自己，因為我成日搭嗰架車，我唔想死呀！」
老土點說，初入行，不可能沒有受過教訓。我跟她提起，忘了是某年財政預算案還是某政策出爐，她訪問了兩個家庭，一個基層，一個中產──說到這裏，她已經嚇得慘叫：「點解你會記得㗎！哎，好恐怖呀！」呼叫完畢，我繼續說，那一次，兩個家庭喜孜孜地受訪，但報道出街時把兩個家庭並列，於是中產家庭顯得很離地，不識民間疾苦。對因為信任記者而願意接受訪問的人，報道多多少少造成傷害。
「一出嚟就知衰咗，最慘係個15、16歲嘅女仔。教訓係，要講清楚畀被訪者知個古仔會點出街。當然，佢好可能就唔會接受訪問，而今日嘅我就會反問，點解要咁做？我而家好着重，究竟要表達咩信息先？要表達貧富懸殊，點解要搵一個有錢家庭一個窮家庭去做呢？」
即是不做這單新聞？「又唔係一定唔做，後來有啲老細都教我，唔一定要集中喺人身上，譬如影兩個雪櫃，攞晒雪櫃啲嘢出嚟影，其實可能仲有趣，淨係影雪櫃，被訪者又未必唔制。」
Vivian讀碩士時，論文指導老師是馬傑偉。她肯定地說那幾年對她有很大影響。「好多記者問問題好資訊性，審犯一樣，言談之間好似假定被訪者一定會向你交代心裏諗咩。我讀書時跟住馬傑偉做訪問，我覺得，吹水唔抹嘴咁嘅？你唔係好感覺到有條線喺度。但一次又一次跟住佢做訪問，又覺得有啲嘢喺後面，佢有個結構，但係佢好fluid，對方點，你就點反應，我見過佢用激將法，我後來訪問黃之鋒都試過用激將法，但面對一個insecure嘅被訪者，佢又會好溫柔，你會見到佢點樣通過emotions同人connect，呢樣嘢好洗腦。」
2‧情感
情感，在新聞中有微妙的位置。一方面，新聞報道不可能完全不帶情感，如果今天某地方發生大災難，電視新聞報道員不會穿上紅色大衣面帶笑容，新聞報道需要有恰當的情感描述和表達。但另一方面，新聞工作又的確強調客觀、理性、事實，一般情况下，新聞工作者在報道時多多少少要壓抑情感。不過，若處理得宜，情感其實可以是通往真實的大門。
Vivian自己很深刻的一次採訪經歷，是2013年港視發牌爭議時訪問廖啟智。「我成日聽港台自由風，自由風就收費電視發牌問題訪問過廖啟智。後來政府唔發牌畀港視，我立刻諗到搵佢。」到處問路，香港電台的朋友教她接觸廖啟智的方法，「真係佢自己接電話，佢沉吟一輪，最後願意接受訪問，但問佢攞手機號碼，佢唔肯畀，咁你已經感覺到佢性格。佢唔會信晒你，又唔會閂晒門」。見面時，廖啟智跟Vivian握手，親切得來不算有力，言談間，廖啟智話不太多，說話斷斷續續，語調不激昂，有些位置，再三追問也不多談下去，「但你又覺得佢對你有善意」。如此種種，令Vivian苦思，如何呈現面前這個被訪者？
她在《文字欲》一書的自序中也記下了這個故事：
我還記得當日在電腦裏敲打鍵盤寫好了第一段，看來看去都不對勁。最初的導言大概是這樣的：「廖啟智說，雖然港視不獲發牌，但一場抗爭的價值正是因為知道不一定贏，知道一定贏才爭取便沒有意思了。」我記得寫了這個導言後渾身不舒服，那種不舒服源自覺得這段話並不忠實反映廖啟智整個人。
她洗了熱水澡，然後重新書寫：
改成了我採訪中真實經歷的智叔，是一個「陰暗」、「滄桑」的人物，還用他的話起了一個題目：「死水翻不了波濤」，回應電視業界的絕望景况。
文章被瘋傳，但也惹來質疑，有聲音認為她對智叔加上了不少自己的主觀詮釋，她自己也不免忐忑，幸好後來在一個公開場合見到廖啟智和太太陳敏兒，兩人均對報道表示讚賞，陳敏兒更說，她筆下的就是真實的智叔。我對Vivian說，其實這案例中並沒有「詮釋」和「不詮釋」之分。如果把廖啟智寫成慷慨激昂的抗爭者，也是一種詮釋，是當時社會氣氛之下較主流的詮釋，所以若記者跟着主流觀點寫，也許讀者不會覺得記者主觀，但內容是否真實客觀，其實是另一回事。
「記者要在場」 七一死線才走
判斷真實很難，有時難免犯錯，而判斷真實的能力，建基於人對他人、對社會，和對世界的複雜性的了解，建基於長年累積的人生經驗和知識。Vivian說，初出道時有人教，現在無人教，完全靠自己如何繼續不停在生活中吸收新養分，她強調記者要「在場」，所有東西最好親眼看。的確，印象中，重要的新聞事件現場，只要是對公眾開放的話，無論她有沒有需要做專題報道也好，都可能見到她的身影。這陣子反修例運動熱血沸騰，但6月初至6月中旬她一直在加拿大探望家人，在facebook聊天，她說自己「好唔開心，想立刻回港」。後來真的取消部分假期提前回港。七一當晚，我跟她分別都在金鐘，我晚上11時離開，她12時才走。
林林總總加起來，成為一樣可以叫做「歷練」的東西，「我之前接受媒體訪問也講過，我20歲用體力做記者，30歲用聰明做記者，40歲用歷練做記者」。歷練離不開人生際遇，在我跟她的訪談中，Vivian很強調自己的幸運。讀書遇上馬傑偉，在明報遇到好上司，在有線電視遇上被她視為另一恩師的馮德雄，她在傳媒前線的十年八載，媒體在政治和經濟的壓力沒有現時般大，媒體機構的流水作業沒有現時嚴重，初入行的記者可以學到較多東西。後來一場大病，迫使她離開前線，休養一段時間後，到了上下班時間相對穩定的大學任助教，後來轉為講師。但整體上仍然是個很大的打擊，因為自覺對記者來說，三十出頭應該仍然是在外面橫衝直撞的黃金歲月，卻被迫重返校園。
2011年左右，有媒體找她出山，有的因各種原因最後沒有成事，有的婉拒了。身體狀况固然是顧慮之一。本來，這個決定對她來說，意味着少了機會做新聞。她指出，在那個年頭，傳媒機構沒有多採用自由業者的作品，傳統上，傳媒機構始終希望由員工負責製作內容。但幾年過後，隨着傳媒環境愈來愈艱難和「散工化」這全球趨勢，有經驗的自由業者多了機會，她有了發揮空間，同時又在大學裏有穩定的工作。「我知我真係好好彩，呢句你一定要寫呀！」
文//李立峯
圖//馮凱鍵
編輯//何敏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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