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0728-周日話題：逆權恐懼：香港的情感共同體
周日話題：逆權恐懼：香港的情感共同體
2019年7月28日
圖1之1 - （資料圖片）
【明報專訊】已退休的牛津大學文化人類學家David Parkin說，集體恐懼分兩種：一種是「敬畏」（reverential fear或respectful fear）；另一種，我試翻譯為「逆權恐懼」（raw fear）。現時香港很合乎「逆權恐懼」的概念。
從恐懼中渴求穩定
「敬畏」是一種政權很想要的恐懼，是權威得以樹立的基礎，可控制人。如果成功製造出使人害怕的影像、輿論或場景，人感到自己的脆弱，便會服從。無數思想家說過恐懼可以治理人民。例如16世紀英國思想家Thomas Hobbes說，人們害怕在戰爭般的自然狀態中死亡，這種人與人之間混亂地互鬥至死的恐懼，會促使人渴求政權帶來穩定。這些恐懼，展現出來的人類行為是一種可知的恐懼（knowable fear），政權感到可以預測，方便管治。
但歷史上還有一種相反的恐懼反應，無論如何也無法被馴服。Parkin認為，此恐懼在制度的受害者身上可見。這些人既感到政權和秩序的壓迫性威脅自己的尊嚴和生命，但又同時展現出變幻莫測的創造力，不斷逃離權力的威嚇與操控。近二十年，人文學者和社會科學家研究恐懼的文化和政治，聚焦於恐懼如何被建構出來，很少關注由恐懼逼出來的創造力，關注Parkin的文章的人也不多。普林斯頓大學的社會學家Robert Wuthnow也是一個罕有地關注這方面的學者。他認為恐懼不一定是使人脆弱無力的負面情緒，因為焦慮和恐懼的處境往往可以刺激人不停想做些事，讓自己感到有能力掌控自身。
從恐共心理進化
執筆之際，網上似乎冒出一種集體情緒：恐懼7‧27的光復元朗會有大事、卻又有必須保護別人的義務，這就是逆權性的恐懼。我想指出的是，不論短期內香港會否遇上災難或「攬炒式」的鎮壓，我相信香港現時的逆權恐懼不會有太大改變。
現時的恐懼，跟過去多年的「恐共心理」截然不同——它最恐懼的是一幅在1989年坦克車的畫面，此痛苦的回憶不斷回來，成為人們的參考去判斷政權的心意和行動；今天上連登和facebook，會發現很多人不是不怕（雖然也有人似乎真的不怕），但會認真從國際關係、經濟、影像技術和地形分析「出動」的可能性和方式是什麼，如何在恐懼下行動、卻又保住安全。此刻，不滿政府的市民正在準備進入元朗買老婆餅和拜祭李鵬，以回應上星期元朗無差別攻擊所帶來的恐慌，希望令元朗再次變得人多興旺，克服恐懼。
此公眾的情緒及其行動形態得以形成，可以從體制的角度去思考。一方面，我們可以說，因為一國兩制，香港既有威權、又有自由的成分，因此既恐懼、又逆權。但社會學家Mabel Berezin曾提及「令人不安的政體」（insecure state）的概念，清楚解說體制如何使民間滋長恐懼。
政體愈安穩 國民愈敬畏
她從政治情緒學的角度出發，考察了現代民族國家形成時的情感結構。一個國家的國民之所以有互相體諒的同情和愛，並非無條件的：前提是先要有一套可以疏導情緒的制度、邊界和定期的儀式去使人感到免於威脅，人感到安全，便感到制度值得敬畏和捍衛。假如人們創造出一套穩定人心的體制，有健康的情緒，那便是使人安穩的政體（secure state）。相反，處於戰爭或沒有自主性的政體，便是令人不安的政體。
Berezin說，當制度無法為人民帶來安全感，民間會出現情感共同體（community of feeling），而且很多時是一群帶着恐懼、憤怒甚至怨恨的人，因為這是人類沒有安全感時、直面威脅時的基本反應。不安的人聚在一起，便會感到安全。情感共同體是政體失效、無法疏理和穩定民間情緒的結果。
此刻，我們很可能正在見證一個「使人不安的政體」如何使一個「情感共同體」快速形成。香港本來就是潛藏不安的制度。晚期的殖民地制度被所有人（包括中國）共同認為是一套成功的規範，所以它延續五十年，好像是一種安全感的保障。但五十年的年份，其實也在提示了你保障有限期。官方又可以忽然說，原來國際性的契約沒有現實意義和約束力。上街會面對不公平的暴力對待。去參選，選舉主任可以DQ異見者，使很大群人無法在本來約定俗成的體制內找到自己。當所有晚期殖民地時期使人感到安穩的條件都失去，不同人努力尋找共同感受者，便會形成分享共同情感的共同體。
德國思想家Hannah Arendt說，一個政權要生產恐懼來使人屈服，是要把人孤立（isolation）和使人感到精神上孤獨（loneliness）。意志再強的人，也很難活在一個疏離和陌生的空間：周邊沒有活生生地跟他平等交流的人類，只有像機械般重複口令地執行任務的人員，四周的環境本來承載自己的記憶，則被強行鏟除來牟利，成為毫無意義的空間。這些因為意義體系崩潰而帶來的恐懼，如何應對？
連結溝通 共同體齊上齊落
社會上常常流傳一句著名的話：「最需要恐懼的是恐懼本身」，我其實不喜歡，因為它太有自信了，好像恐懼只不過是自己嚇自己的幻覺。但恐懼不一定是假象，威嚇可以非常真實地存在。真正可以有力回應恐懼的，是共同體成員之間的互相連結和溝通，以如常生活的方法保持周邊的熟悉感（和對抗陌生感），着緊別人、避免出現孤立和孤獨的人。共同體不是抽象的人口數字和利益集團，而是一群真實地願意齊上齊落、各自爬山不割席的人。
文//Josef
編輯//王翠麗
fb﹕http://www.facebook.com/SundayMingpao
2019年7月28日
圖1之1 - （資料圖片）
【明報專訊】已退休的牛津大學文化人類學家David Parkin說，集體恐懼分兩種：一種是「敬畏」（reverential fear或respectful fear）；另一種，我試翻譯為「逆權恐懼」（raw fear）。現時香港很合乎「逆權恐懼」的概念。
從恐懼中渴求穩定
「敬畏」是一種政權很想要的恐懼，是權威得以樹立的基礎，可控制人。如果成功製造出使人害怕的影像、輿論或場景，人感到自己的脆弱，便會服從。無數思想家說過恐懼可以治理人民。例如16世紀英國思想家Thomas Hobbes說，人們害怕在戰爭般的自然狀態中死亡，這種人與人之間混亂地互鬥至死的恐懼，會促使人渴求政權帶來穩定。這些恐懼，展現出來的人類行為是一種可知的恐懼（knowable fear），政權感到可以預測，方便管治。
但歷史上還有一種相反的恐懼反應，無論如何也無法被馴服。Parkin認為，此恐懼在制度的受害者身上可見。這些人既感到政權和秩序的壓迫性威脅自己的尊嚴和生命，但又同時展現出變幻莫測的創造力，不斷逃離權力的威嚇與操控。近二十年，人文學者和社會科學家研究恐懼的文化和政治，聚焦於恐懼如何被建構出來，很少關注由恐懼逼出來的創造力，關注Parkin的文章的人也不多。普林斯頓大學的社會學家Robert Wuthnow也是一個罕有地關注這方面的學者。他認為恐懼不一定是使人脆弱無力的負面情緒，因為焦慮和恐懼的處境往往可以刺激人不停想做些事，讓自己感到有能力掌控自身。
從恐共心理進化
執筆之際，網上似乎冒出一種集體情緒：恐懼7‧27的光復元朗會有大事、卻又有必須保護別人的義務，這就是逆權性的恐懼。我想指出的是，不論短期內香港會否遇上災難或「攬炒式」的鎮壓，我相信香港現時的逆權恐懼不會有太大改變。
現時的恐懼，跟過去多年的「恐共心理」截然不同——它最恐懼的是一幅在1989年坦克車的畫面，此痛苦的回憶不斷回來，成為人們的參考去判斷政權的心意和行動；今天上連登和facebook，會發現很多人不是不怕（雖然也有人似乎真的不怕），但會認真從國際關係、經濟、影像技術和地形分析「出動」的可能性和方式是什麼，如何在恐懼下行動、卻又保住安全。此刻，不滿政府的市民正在準備進入元朗買老婆餅和拜祭李鵬，以回應上星期元朗無差別攻擊所帶來的恐慌，希望令元朗再次變得人多興旺，克服恐懼。
此公眾的情緒及其行動形態得以形成，可以從體制的角度去思考。一方面，我們可以說，因為一國兩制，香港既有威權、又有自由的成分，因此既恐懼、又逆權。但社會學家Mabel Berezin曾提及「令人不安的政體」（insecure state）的概念，清楚解說體制如何使民間滋長恐懼。
政體愈安穩 國民愈敬畏
她從政治情緒學的角度出發，考察了現代民族國家形成時的情感結構。一個國家的國民之所以有互相體諒的同情和愛，並非無條件的：前提是先要有一套可以疏導情緒的制度、邊界和定期的儀式去使人感到免於威脅，人感到安全，便感到制度值得敬畏和捍衛。假如人們創造出一套穩定人心的體制，有健康的情緒，那便是使人安穩的政體（secure state）。相反，處於戰爭或沒有自主性的政體，便是令人不安的政體。
Berezin說，當制度無法為人民帶來安全感，民間會出現情感共同體（community of feeling），而且很多時是一群帶着恐懼、憤怒甚至怨恨的人，因為這是人類沒有安全感時、直面威脅時的基本反應。不安的人聚在一起，便會感到安全。情感共同體是政體失效、無法疏理和穩定民間情緒的結果。
此刻，我們很可能正在見證一個「使人不安的政體」如何使一個「情感共同體」快速形成。香港本來就是潛藏不安的制度。晚期的殖民地制度被所有人（包括中國）共同認為是一套成功的規範，所以它延續五十年，好像是一種安全感的保障。但五十年的年份，其實也在提示了你保障有限期。官方又可以忽然說，原來國際性的契約沒有現實意義和約束力。上街會面對不公平的暴力對待。去參選，選舉主任可以DQ異見者，使很大群人無法在本來約定俗成的體制內找到自己。當所有晚期殖民地時期使人感到安穩的條件都失去，不同人努力尋找共同感受者，便會形成分享共同情感的共同體。
德國思想家Hannah Arendt說，一個政權要生產恐懼來使人屈服，是要把人孤立（isolation）和使人感到精神上孤獨（loneliness）。意志再強的人，也很難活在一個疏離和陌生的空間：周邊沒有活生生地跟他平等交流的人類，只有像機械般重複口令地執行任務的人員，四周的環境本來承載自己的記憶，則被強行鏟除來牟利，成為毫無意義的空間。這些因為意義體系崩潰而帶來的恐懼，如何應對？
連結溝通 共同體齊上齊落
社會上常常流傳一句著名的話：「最需要恐懼的是恐懼本身」，我其實不喜歡，因為它太有自信了，好像恐懼只不過是自己嚇自己的幻覺。但恐懼不一定是假象，威嚇可以非常真實地存在。真正可以有力回應恐懼的，是共同體成員之間的互相連結和溝通，以如常生活的方法保持周邊的熟悉感（和對抗陌生感），着緊別人、避免出現孤立和孤獨的人。共同體不是抽象的人口數字和利益集團，而是一群真實地願意齊上齊落、各自爬山不割席的人。
文//Josef
編輯//王翠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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