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0419-趙永佳：解讀港人「人心背離」之謎

趙永佳：解讀港人「人心背離」之謎
22:48 19/4/2016


【明報專訊】最近香港「本土」意識呈「井噴」現象，不少打着「本土」旗號的政治組織相繼成立。「回歸人心未歸」的說法一時間又掛在不少人的嘴邊。其中，本土政團都是以年輕人為主，而且一個比一個激進，甚至有人標榜要「香港獨立」、「自決」。究竟為什麼回歸以後，港人反而對中國產生負面印象，甚至年輕人更有抵制、抗拒的情緒？坊間有不少流行說法，本文希望從長期趨勢入手，嘗試解開「人心背離」之謎。

中大和港大的民調機構都有對身分認同問題作長期追蹤研究。雖然有建制和內地人士對這類調查頗不以為然，認為調查港人是「中國人」還是「香港人」是偽命題，是自設陷阱、自找麻煩，不過，個人認為這些調查，雖然有其局限，但對幫助我們掌握長期趨勢卻有莫大裨益。另一方面，幸好有這些調查數據，我們才有可能解開香港人心與中國漸遠之謎。
首先，我們可以肯定的是，身分認同的「本土化」集中在年輕一代。附圖是根據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社會與政治發展研究中心每年4月與10月的長期調查作成，以「當談到你的身分時，你覺得你是香港人多些，還是中國人多些？」這問題，來量度「香港人」和「中國人」認同（註）。從中我們可以清楚看到，中國身分認同近期的急挫，集中在30歲之下的年輕人（調查對象是18歲或以上成年人）。30歲或之上的中年、老年層，雖然在佔中之後的中國認同都有下降趨勢，但和年輕人「插水」般情况還是不可相提並論。

其次，如果我們細心審視數據長期趨勢，會發覺在回歸後，特別是2006年之後，覺得自己是「中國人」比較多的人數比例是慢慢上升，無論是年輕人還是年紀較大的人士也一樣。現在看起來可能有點匪夷所思，但在2006年到2008年期間，港人對中國，甚至是中央政府的感覺都在不斷改善。在SARS之後，中央政府對香港推行自由行、CEPA等優惠政策，協助香港經濟復蘇，再加上歷任總理的朱鎔基、溫家寶的形象親民，國家經濟也蒸蒸日上，港人的認同感也大增。


港人非「天然獨」 受事件政策媒體影響

轉折點是2008年。在4月份的第一次調查中，有41.5％的年輕受訪者覺得自己是「中國人」，為回歸以來最高，也是自1998年本系列調查開始以來最高。同期認為自己是「香港人」僅僅過半（51％），也是歷年最低。但到了下半年，10月份結果出來，我們見到認同感轉勢向下，大跌至33.8％。雖然2009年下半年曾經反彈，但2010年又再逆轉。自此就拾級下跌，再到了「反國教」（2012年下半年）之後，就更屢見新低。2015年10月最新數據是在30歲以下受訪者當中，「香港人」佔79.1％，「中國人」只有11.3％！不光是中大的數據，港大民調中心的結果也是大致相似。
回顧過去10多年間港人認同感的起落，有一點很清楚，港人並非是「天然獨」，完全不是「必然」地抗拒中國。港人的身分認同，尤其是年輕人，會有相當的波動，並受當時重大事件、中央對港政策，甚至媒體所影響。香港人雖然大多是「炎黃子孫」，與內地華人共同分享中華文化，但因為在殖民時期與內地區隔，而且社會政治制度，以至文化習俗都出現相當差異，因此港人有點本土意識，毫不出奇。在2006至2008年間，港人在多重有利因素之下，加強了對中國的認同，只不過是在2008年後，環境因素逆轉，再在社會運動推波助瀾之下，香港年輕人遂出現「本土」的轉向。
希望說明的是，建制派毋須過分悲觀，本土派也不能過分樂觀，誤認本土思潮會從此在港成為雷打不動的主流，但應該小心尋找身分認同逆轉的原因和條件。如果我們確認了2008年是重要轉折點，有些一向認為是重要的因素就可能變得不太重要。這裏我舉3個例子。

首先是新高中學制和通識，在2009年才開始推行，而且認同調查對象是18歲或以上的成年人，應已完成中學教育，通識科「教壞」青年人，令其背離中國明顯不是事實。
第二，互聯網或網上新媒體的影響，在今天可能是為本土意識推波助瀾的重要背景，但我們不要忘記2008年不但沒有網媒，連臉書都還未在港流行。大部分青年人的中國信息，當時還是主要從主流媒體，尤其是相對保守、中庸的電子媒體取得。因此香港的「本土轉向」，並不能算到互聯網或社交網絡的帳上。
第三就是自由行、水貨客橫行的問題，在2008年都還未成為社會焦點。擴大自由行（一簽多行）也只是2009年才實行，因此說「自由行是本土意識的觸媒」，在現在看來是理所當然，當時也未必是重要因素。

為何2008年是轉折點？

因此，我們應該對現在很多有關青年人「本土轉向」的流行論述再加驗證、討論，因為未能「對症」，就不能「下藥」。我無意否定任何解釋，但在這裏希望提出一個比較少人談及的假設。毋庸置疑，香港從回歸以後，大力在學校推動各種形式的國民教育，也在社會上不斷宣傳愛國意識，因此，在港人心目中，「中國」的分量都比殖民時代重了很多。在回歸後首個10年，可以見到港人，甚至是年輕人，中國認同都比殖民時代有所加強。正因為回歸後國民教育的力度很猛，也頗有成效，令年輕一代普遍對中國的印象不錯，更重要的是和接受殖民地教育的上一代比較，他們更關心、留意有關中國的信息。

不過，歷史往往是「辯證」地前進。社會在這段時間，卻很可惜地只是片面地宣傳中國光明進步的一面，而沒有為年輕人提供一個可以知道、理解、接受中國其他面向的分析框架。就正如性問題一樣，「成年人」對一些禁忌愈避而不談，年輕人愈好奇，而當我們不能控制、封鎖資訊的時候，他們就更加會主動搜尋（如色情網站）。在中國問題上，因為他們所接受的國民教育當中，只有光明的中國，而沒有陰暗面，當他們接觸到「另一面」的中國的時候，除了感到受騙之外，還會覺得混亂，而不知如何解讀在他們面前充滿矛盾的信息。這也解釋了為何在殖民時代成長的港人，反而會有較為穩定的中國認同感，因為我們大都有一個「落後」中國的印象，來和現在比較。
依此思路，我們也可理解為何2008年是重要的轉折點。大家可能還記得那一年是北京奧運年，在8月份，全港都在為中國（和香港）的健兒打氣。而在同年5月份，四川發生大地震，也觸動了很多港人的感情，我們也捐助了一筆頗大的款項到災區。就算是當年的「六四」晚會，參加人數也達高峰。但正當港人的注意力都被吸引到中國的時候，卻又爆出了多件在香港被廣泛報道的負面新聞，如因「豆腐渣」工程引起的傷亡，和救災過程的一連串醜聞事件。更矛盾的可能是中國在奧運首次奪得最多金牌之後，立刻又爆出了毒奶粉事件，當時就有評論將兩者相提並論，指「體育大國」卻不能令下一代健康成長是如何的諷刺。


國民教育走錯了方向

所以，香港青年人抗拒中國，其中一個深層次因素，應該是我們的國民教育走錯了方向。要知道香港的資訊自由流通，不可能令年輕人只知道中國好的一面。中國是發展中社會，必然充斥着各種的不足，就算主流媒體沒有「加鹽加醋」，中國也必然是一個矛盾的綜合體。正因我們沒有「準備」青年人去理解中國的種種不足，當他們接觸那些負面因素，取得一個負面印象，再加上互聯網的興起，和幾次社會運動的詮釋，中國甚至就在一些青年人心目中變成了「邪惡帝國」，對她愈離愈遠。
全面、正確地了解年輕人轉向本土的心路歷程，我們才有機會令他們，或更年輕的一代發展出一種健康的中國想像來面對中國。如何令他們立體、冷靜地理解中國的方方面面，而不光是向他們單向宣傳中國的光明面和情感認同，不單是未來香港國民教育的重點，甚至可能是維持一國兩制的關鍵。

註：透過結構性問卷量度香港居民身分認同，必須留意問題設計對受訪者回應的重大影響，詳細分析可參考尹寶珊、鄭宏泰〈身分認同：對中國的「重新想像」〉，刊於趙永佳、葉仲茵、李鏗編（2016）《躁動青春：香港新世代處境觀察》，中華書局，127至142頁（www.chunghwabook.com.hk/Index/book_detail?id=1683，試讀）

作者是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聯席所長、社會學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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