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0424-明報：什麼人訪問什麼人：人生的下半場：另一條跑道
明報：什麼人訪問什麼人：人生的下半場：另一條跑道
11:46 24/4/2016
■問﹕星期日生活
■答﹕沈旭暉
問：聽說你打算離開香港生活，和香港形勢有關嗎？
答：我是將會轉換工作環境，但沒有想得那麼消極。兩年前結婚時，已是當作farewell party，說和香港形勢有關，我想是宏觀關連，多於微觀政治。我畢竟是研究國際關係的人，在香港，愈來愈難找到和國際接軌的土壤，這和政治無關，但做國際關係的感到窒息，也難免和政局有互動，而這樣的氣氛，令我覺得在海外對人對己對大局都是多贏。先談香港，再分享人生規劃吧。
問：近來由財爺開始，社會興起談昔日本土情懷，記得你和呂大樂曾有筆戰關於「昔日情懷」，若由讀書時代談起，什麼是你心目中的昔日的香港？
答：我們這代人在九十年代初長大，那是人生最快樂的歲月，也是香港最黃金的日子。上星期，我們中學會考二十周年同屆聚餐，說來我們是回歸前最後一屆會考生，最後使用有皇冠校徽的一代人。那晚找回和彭定康合照的古物，當時我是學生會主席，參觀港督府，滄海桑田。我很懷念九十年代的時光和人情味，而沒有遇過一個同代人更喜歡今日「新香港」，真的，一個也沒有。那是為什麼？
除了感情，我想，關鍵是當時英國殖民主義的高壓消失了，中國國家主義那一套未來，社會一切用「自己的方法」解決，香港經濟文化都處於全球領頭地位。那時候互聯網剛出現，還有單純的社區情懷，有類似Head Prefect帶領逃學到百樂戲院看三級電影的集體回憶。我們一代沒有太單一的成功模式，同學固然有醫生律師bankers，也有賭博大師奇人異士，大家互相欣賞，在不同意識形態之上，有共同的認同；像ViuTV那位CEO是同屆學生會的同學、結婚時的兄弟，試映那天我在他身旁，但從沒有互相抽水，我們很珍惜這份brotherhood。社會也應該是那樣的：就像安裕前輩，他在《明報》前做過《蘋果日報》、《大公報》，客氣的說我母親在大公報教導過他，一代精英背後，肯定有超越左中右的身分認同。在舊香港，哪間報館會裁掉他呢。
問：為什麼香港回歸了，就失去了情懷？
答：有些結構是不能改變的，像全球化、中國崛起，但香港究竟發揮什麼功用，卻在最高管治者一念之間。在大歷史，以非黑即白態度演繹國家主權、中央地方關係的，並非常態。在帝國時代，直接管治有限，容許了諸般地方特色，印度是最好例子：英國取代了王公大部分權力，但保留了地方政權和儀式，只為印度文化加添了新元素，到了印度獨立，反而開始打壓地方。港英管治時，香港由精英到民間，都習慣了既不和政權對着幹，又能保持地方特色的身分認同，在北京眼中也有「馬馬虎虎的愛國主義」（鄧小平語），這是夾縫中生存的智慧。但北京不習慣間接管治，只問「為什麼港督那麼大權」，而不會深究英國何以派小量文官就能管治，結果「虛權實化」，寫報告系統還要政出多門，一切水清則無魚。一葉知秋，我們的中學，就是很好的例子﹕作為官校龍頭，回歸前無為而治，大家都做「SAS-SSS」那樣的傻事，卻培養大量精英，現在才崇尚阿媽教仔的micro management。又像以前誰想到大學管理委員會會討論一個lecturer的合約？
問：近年香港愈來愈騷動不安，年輕一代的不滿尤其明顯，你接觸不少學生，覺得他們的絕望能否改變？
答：上一代強調經濟，但新一代更在意認同。讓我分享一個故事﹕上星期在一位總領事家宴，遇上一位內地金融精英，他管理數以百億計的基金，言談間，以自己來了香港25年而不懂一字廣東話、永不看香港新聞、公司只有一個香港畢業生做高級職員為榮，認為改善香港大學水平只能無限制向全國招生，中港矛盾是因為港人喪失優越感。我有很多內地朋友，交流很密，但最受不了這態度。我不斷目視總領事，相信他明白我暗示：聽君一席話，連我老人家也幾乎產生青春的躁動，何况天天被這樣訓話的年輕人？
問：特首選舉在即，你的世紀婚禮為人津津樂道，應該有候選人接觸過你？換人能解決問題嗎？近日北京對港政策似乎有變，你有何看法？
答：在這議題，我推掉所有瓜田李下的東西，得失了很多前輩。但恕我直言：有沒有一個候選人能解決香港的任何結構性問題？我真的問過，沒有一個敢說「能」，頂多認為自己能令社會紓緩幾個月。那誰當特首，除了對身邊的人有影響，又如何？
回歸以來，存在一系列不能調和的矛盾，本土主義只是回應、是果，「土地問題」也只是權力問題。真正關鍵，像「國家民族資本」和「自由市場資本」的競爭，國內不同集團利用香港處理「財務」的流程，無論誰當特首，利益受損的都一定反撲。反撲方不會大聲說「我要利益」，只會天天打小報告，總有一條線能打通，罪名一定和外國勢力、國家安全有關，這源自北京以香港為「美國重返亞太前哨站」的定位。加上在北京眼中，香港除了人心未回歸，司法機關「過分獨立」等「問題」始終要解決，不會因為換了人，「遠景」就不存在，因為中國需要香港，但是否需要「香港人」，那是另一回事。當矛盾浮面，鬥爭一來，本土主義是必然回應，誰當特首都不可能不處理，假如軟處理，自己卻又會被處理。要改變這些，需要同時具備一套方方面面都能理順的論述、香港內部執行力、中國政壇活動力、國際社會溝通力，我看不到上世代有這樣的人。
問：這情况下，香港本土主義興起，是否不可逆轉？
答：同事李立峰教授調研發現，8％選民自稱「本土派」，比例相信會持續上升；要是「本土派」兼容其他身分，肯定成為一代人的主流。結構性問題已是死結，加上「虛擬國家」興起，本土主義者毋須改變現實，也能感受到存在價值；中國民族主義未來十年只會更強，也要地方主義作對立面。當年輕人成了「既失利益者」，自然不再受制於這一代「不能談港獨」的潛規則，而在可見將來，他們不可能忽然變成持份者，思潮只會延續。從前社會精英能限制這類思想，因為政府通過他們間接管治，但他們的能量，卻在時刻表態的新香港被消耗殆盡，社會怎會有buffer zone？
問：你認為港獨可行嗎？本土主義走下去會怎樣？
答：我常說自己是國際關係的半個realist、半個constructivist。根據現實主義，怎樣計算，港獨的可行性都無限接近零，任何一個主流國關學者都會這樣答，而我不嚮往任何形式的狹隘民族主義。但代入constructivist身分，我卻要問：難道本土派不明白？當然不是。即使一個運動達不到本身綱領，卻往往有想像之外的效果，「change」，才是本土主義真正momentum所在。我認識好些高度理性的教徒，心底裏不信神，也不在乎天堂，但相信跟教義走，總會achieve something，這種不可測性，不是能計算的──這是metaphor，明白的就會明。因此，高高在上說《基本法》、博弈論，教訓不要這樣、不要那樣，自以為看破世情，大是不必。任何能幫助香港identity在世界長存的事，溫和、激進、建制、本土，都是有價值的，唯一沒有價值的，只是在舊遊戲被屈機。我相信物極必反，根據東歐案例，所有抗爭都嘗試過後，要麼成功，要麼失敗；只要不成功，也得如常生活，保持自身核心價值，靜待時機，才是王道。香港人有多少韌力，怎樣在元氣耗盡後復元，才是考驗。
問：你最愛的「本土價值」是什麼？
答：我珍惜的香港，有一種吸納其他文化的底蘊，把西方的、東方的、古代的、現代的，全部融在大熔爐之內，產生了金庸武俠小說、衛斯理科幻小說、亦舒愛情小說、Canton Pop，這些都是很特別的fusion，足以在人類史佔一席位。曾俊華關於本土主義的話，我完全認同﹕「香港作為一個移民城市，像我這種因着人生偶然，在香港出生、成長，然後往返於世界各處的例子實在多不勝數，甚至可說是一種香港常態。所謂『香港人』這個身分，亦因着這個背景而成為一個流動而立體的概念。今天社會上有一種聲音，嘗試將『香港人』這個身分作出教條式的定義，強要辨別誰『是/不是香港人』，忽略了香港社會長久以來的多元本質，實在令我摸不着頭腦，而這種爭論，最後肯定不會得到實在的結論，相反只會挑起永無休止的矛盾和爭拗，實在毫無意義。」香港的價值，正是一塊把不同文化體系吸納再造的海綿體；把彈性掠乾，香港就不是香港了。即使一國兩制保不了，也不能令香港文化在全球消失。
問：你假如不在香港工作，又怎樣看待移民？
答：我十多歲時，也說過本土派年輕人常說的話。那時候家人想移民，我說我不走，要移情願靠自己的能力；我畢業時放棄留在海外，覺得拿了獎學金就應該回來，黃金歲月已給了最愛的地方，我覺得無愧於心。但說移民等同「不負責任」，難道不狹隘？流散各地的亞美尼亞人，多過今天亞美尼亞國家內部的總和，對維繫認同，貢獻極大；庫爾德人沒有在西方的精英，不可能保持國際注視；Edward Said或孔誥烽不在美國教書，怎能為巴勒斯坦和香港著書立說？八十年代到現在，移居海外的港人和後裔已過百萬，我大量親戚朋友定居海外，他們不但是香港身分認同的持份者，也是團結對象，世界不是非黑即白的。
問：那離開香港主要是什麼原因？既然有能力團結各方，為什麼逃避？
答：我想，研究國際關係的人躲在香港，才是逃避吧。當年回港只有一個目標，就是普及國際關係這學科，這也是中學開始的情意結；別人眼中的政治機會，對我反而是負累。我有同理心，懂得製造大家庭的工作環境，可以發掘人的優點，observant而不會micro manage，這些我不會妄自菲薄，但我不要「政治潛能」：除了不希望國際關係身分本末倒置，我對社交生活、政治操作的強烈厭惡，超乎你們想像。而在一個不重視國際關係的地方，無所不用其極推廣國際關係，也是有限度的，再做下去，就出現marginal diminishing returns了。加上香港和新加坡、台灣相比，沒有國際研究的critical mass，以此為基地，很快塘水滾塘魚。為什麼你訪問我？因為坊間對我的興趣，在於社會網絡、家庭生活、月入多少、Facebook抽水、根據網典和某女神是否有一手、和健吾能否組成hehe組合，下刪一萬字，說到狗和外星人，也未到國際關係，我覺得，OK，但夠了。香港是否還需要我住在這裏呢？起碼在未來十年，也不需要吧。
但我很看重香港認同，我今天的一切，沒有香港身分，什麼也沒有。在別的崗位、別的地方，自己固然海闊天空，對香港何嘗不是創造其他可能？即使過去十年我住在香港，也幾乎有一半時間在世界各地，演講開會從不忘記弘揚香港這品牌，不是忽然一趟全球演講那種。離開影響因子遊戲後，也希望做一些和「全球文化香港」有關的研究，關於香港paradiplomacy的學術論文，我相信我是寫得最多的人之一。其實香港身分認同可以建構更多同心圓，像數十年前，香港認同和南洋說廣東話的互通，這個「全球嶺南文化區」概念，也許才是香港的未來。我覺得，我們也有責任extend下一代的地理想像，禮失求諸野，才是保全元氣之道。我們有自己的專長、自己的方法、自己的舞台，但心底深處，其實有共同目標，假如香港就這樣消亡，誰都不甘心。只是我不認為存亡的定義，只是1100平方公里罷了。
問：那會否繼續在中文大學工作？會不捨嗎？
答：我明白任何職位改變，都容易有無謂忖測，我和校方都希望清楚分享，所以以下這段和他們溝通過，很官方：第一，我剛做完的appraisal，研究、教學、行政都是最高excellent等級，學校希望我留下；第二，我對我不同單位的領導觀感也是excellent，沒有任何不高興；第三，有不少大學、head-hunters找我做其他工作，我沒有考慮，因為我不是要轉工，而是要換跑道；第四，我希望離開香港工作，而校方希望我保留目前職位，所以我提出了辭職，而校方建議先放一年假到別的地方，保留所有directors的titles，充電後再決定是否回來；第五，校方說歡迎隨時回來，而即使決定不回港，也依然是中大客席教授。我很感激他們的善意，所以必須表白：我是中大人。
但坦白說，人是要知所進退的。感謝沈祖堯校長和社科院兩任院長的信任，我知道以我的年紀和副教授級別，當目前幾個programs的director已是極限，即使多做十年，也不會做得更多。我享受由零開始策劃新programme，很喜歡我的同事和學生，對他們每年的拜年唱K感到很warm，也對我們比「一帶一路」先到哈薩克、蒙古、以色列感自豪。但正因為這樣，才應該選擇離開的時候，保留美好的回憶。我做全球研究課程主任4年、全球政治經濟碩士主任7年，還有研究中心也是創立人，是時候交棒，追求在大學以外的夢。誰想一生人做一份工？
問：你之後做什麼工作？怎樣才是你的理想生活？
答：我的座右銘一是「隨緣」，二是「知所進退」，看似互相衝突，其實不知進退，又怎會有緣？我已三十多歲，不年輕了，希望遠離公眾視線，加上過去十年我努力做幾份工作，已做了退休前的正事，是時候贖回自由。我的夢想除了剛才說的「全球香港」，在個人層面是建立一些公司和品牌，curate國際關係和glocalization概念，專注幕後，而不是無休止在象牙塔追求影響因子、或在公共空間飾演青年才俊。具體而言，excel內有六樣目標，包括籌備各地一籃子的國際關係研究所、將它們結成網絡；開一間國際關係顧問公司；研發國際關係的教育產業；催生深度旅遊、咖啡店、多媒體等產業；繼續當媒體的國際主筆；同時如前述，在大學保持客席角色，而且希望接觸不同學生，例如明年會開始教EMBA課程。這些規劃不少已找到投資者和partners，只差走出來那一步。
問：你打算什麼時候離開香港？未來住在什麼地方？
答：夏天後，我會在新加坡國立大學，希望用一年時間過渡，在新加坡、台灣、香港、一個歐洲地方、一個國內地方，催生前述那些國際關係機構。假如一切順利，之後每年會花不同時間，在這幾個地方工作居住，多和家人相處。早前訪問過謝安琪，聽她說捲入政治的無奈、暫別樂壇的決定、照顧家人的心願，當然我們的公眾程度很不同，但出奇地有共鳴。
問：這樣說，是否因為出道十年後，感到中年危機？
答：大概是的。數個月前，我寫了一篇「三十五歲的太平天國」，有不少迴響，我想同代人都有差不多的心態。不少人為了事業，放棄興趣，到了女兒出世前，我很強烈意識到必須重拾人生，但又擔心沒有年輕時的毅力。於是忽然希望減肥，一個月內減掉三十多磅，包括戒掉五歲開始每天兩包的薯片和檸檬茶。然後我覺得，ok，應該還行。
問：最後，會否擔心後悔所作的決定，例如放棄政治機會，或目前的工作？
答：還是那句話，知所進退吧。像過去幾年，我發現不應再做《光明頂》，然後應離開Roundtable，然後對媒體訪問和專欄應可推則推，然後Facebook專頁必須抽身交給團隊（那是有幾十個朋友參與運作的），否則社會不會流動，自己也不會進步。交班後，感到無比暢快。若能選擇退場的時候，必會有緣再聚；凡事太盡，緣分定必早盡。我們是時候think out of the box，不要被單一工作、單一樓宇、單一地方，綑綁一生。認識很多前輩，每天有很強的不安全感，到了50歲理應安穩，卻又重新開始找工作，因為要延長退休，豈不是終生長憂？不少家長以為子女沒有了自己照顧不行，其實是自己沒有了子女當寄託不行；那些政治老人天天說為香港好，其實是否只是需要這遊戲chok存在感，你我心知。當社會不質疑你的能力和地位，就是時候尋回自己。假如在三十多歲、有價有市、有理想有現實的時候不改變，十年後，再也沒有改變的空間，人生就白過了。
編輯：曾祥泰
星期日明報 2016年4月24日
11:46 24/4/2016
■問﹕星期日生活
■答﹕沈旭暉
問：聽說你打算離開香港生活，和香港形勢有關嗎？
答：我是將會轉換工作環境，但沒有想得那麼消極。兩年前結婚時，已是當作farewell party，說和香港形勢有關，我想是宏觀關連，多於微觀政治。我畢竟是研究國際關係的人，在香港，愈來愈難找到和國際接軌的土壤，這和政治無關，但做國際關係的感到窒息，也難免和政局有互動，而這樣的氣氛，令我覺得在海外對人對己對大局都是多贏。先談香港，再分享人生規劃吧。
問：近來由財爺開始，社會興起談昔日本土情懷，記得你和呂大樂曾有筆戰關於「昔日情懷」，若由讀書時代談起，什麼是你心目中的昔日的香港？
答：我們這代人在九十年代初長大，那是人生最快樂的歲月，也是香港最黃金的日子。上星期，我們中學會考二十周年同屆聚餐，說來我們是回歸前最後一屆會考生，最後使用有皇冠校徽的一代人。那晚找回和彭定康合照的古物，當時我是學生會主席，參觀港督府，滄海桑田。我很懷念九十年代的時光和人情味，而沒有遇過一個同代人更喜歡今日「新香港」，真的，一個也沒有。那是為什麼？
除了感情，我想，關鍵是當時英國殖民主義的高壓消失了，中國國家主義那一套未來，社會一切用「自己的方法」解決，香港經濟文化都處於全球領頭地位。那時候互聯網剛出現，還有單純的社區情懷，有類似Head Prefect帶領逃學到百樂戲院看三級電影的集體回憶。我們一代沒有太單一的成功模式，同學固然有醫生律師bankers，也有賭博大師奇人異士，大家互相欣賞，在不同意識形態之上，有共同的認同；像ViuTV那位CEO是同屆學生會的同學、結婚時的兄弟，試映那天我在他身旁，但從沒有互相抽水，我們很珍惜這份brotherhood。社會也應該是那樣的：就像安裕前輩，他在《明報》前做過《蘋果日報》、《大公報》，客氣的說我母親在大公報教導過他，一代精英背後，肯定有超越左中右的身分認同。在舊香港，哪間報館會裁掉他呢。
問：為什麼香港回歸了，就失去了情懷？
答：有些結構是不能改變的，像全球化、中國崛起，但香港究竟發揮什麼功用，卻在最高管治者一念之間。在大歷史，以非黑即白態度演繹國家主權、中央地方關係的，並非常態。在帝國時代，直接管治有限，容許了諸般地方特色，印度是最好例子：英國取代了王公大部分權力，但保留了地方政權和儀式，只為印度文化加添了新元素，到了印度獨立，反而開始打壓地方。港英管治時，香港由精英到民間，都習慣了既不和政權對着幹，又能保持地方特色的身分認同，在北京眼中也有「馬馬虎虎的愛國主義」（鄧小平語），這是夾縫中生存的智慧。但北京不習慣間接管治，只問「為什麼港督那麼大權」，而不會深究英國何以派小量文官就能管治，結果「虛權實化」，寫報告系統還要政出多門，一切水清則無魚。一葉知秋，我們的中學，就是很好的例子﹕作為官校龍頭，回歸前無為而治，大家都做「SAS-SSS」那樣的傻事，卻培養大量精英，現在才崇尚阿媽教仔的micro management。又像以前誰想到大學管理委員會會討論一個lecturer的合約？
問：近年香港愈來愈騷動不安，年輕一代的不滿尤其明顯，你接觸不少學生，覺得他們的絕望能否改變？
答：上一代強調經濟，但新一代更在意認同。讓我分享一個故事﹕上星期在一位總領事家宴，遇上一位內地金融精英，他管理數以百億計的基金，言談間，以自己來了香港25年而不懂一字廣東話、永不看香港新聞、公司只有一個香港畢業生做高級職員為榮，認為改善香港大學水平只能無限制向全國招生，中港矛盾是因為港人喪失優越感。我有很多內地朋友，交流很密，但最受不了這態度。我不斷目視總領事，相信他明白我暗示：聽君一席話，連我老人家也幾乎產生青春的躁動，何况天天被這樣訓話的年輕人？
問：特首選舉在即，你的世紀婚禮為人津津樂道，應該有候選人接觸過你？換人能解決問題嗎？近日北京對港政策似乎有變，你有何看法？
答：在這議題，我推掉所有瓜田李下的東西，得失了很多前輩。但恕我直言：有沒有一個候選人能解決香港的任何結構性問題？我真的問過，沒有一個敢說「能」，頂多認為自己能令社會紓緩幾個月。那誰當特首，除了對身邊的人有影響，又如何？
回歸以來，存在一系列不能調和的矛盾，本土主義只是回應、是果，「土地問題」也只是權力問題。真正關鍵，像「國家民族資本」和「自由市場資本」的競爭，國內不同集團利用香港處理「財務」的流程，無論誰當特首，利益受損的都一定反撲。反撲方不會大聲說「我要利益」，只會天天打小報告，總有一條線能打通，罪名一定和外國勢力、國家安全有關，這源自北京以香港為「美國重返亞太前哨站」的定位。加上在北京眼中，香港除了人心未回歸，司法機關「過分獨立」等「問題」始終要解決，不會因為換了人，「遠景」就不存在，因為中國需要香港，但是否需要「香港人」，那是另一回事。當矛盾浮面，鬥爭一來，本土主義是必然回應，誰當特首都不可能不處理，假如軟處理，自己卻又會被處理。要改變這些，需要同時具備一套方方面面都能理順的論述、香港內部執行力、中國政壇活動力、國際社會溝通力，我看不到上世代有這樣的人。
問：這情况下，香港本土主義興起，是否不可逆轉？
答：同事李立峰教授調研發現，8％選民自稱「本土派」，比例相信會持續上升；要是「本土派」兼容其他身分，肯定成為一代人的主流。結構性問題已是死結，加上「虛擬國家」興起，本土主義者毋須改變現實，也能感受到存在價值；中國民族主義未來十年只會更強，也要地方主義作對立面。當年輕人成了「既失利益者」，自然不再受制於這一代「不能談港獨」的潛規則，而在可見將來，他們不可能忽然變成持份者，思潮只會延續。從前社會精英能限制這類思想，因為政府通過他們間接管治，但他們的能量，卻在時刻表態的新香港被消耗殆盡，社會怎會有buffer zone？
問：你認為港獨可行嗎？本土主義走下去會怎樣？
答：我常說自己是國際關係的半個realist、半個constructivist。根據現實主義，怎樣計算，港獨的可行性都無限接近零，任何一個主流國關學者都會這樣答，而我不嚮往任何形式的狹隘民族主義。但代入constructivist身分，我卻要問：難道本土派不明白？當然不是。即使一個運動達不到本身綱領，卻往往有想像之外的效果，「change」，才是本土主義真正momentum所在。我認識好些高度理性的教徒，心底裏不信神，也不在乎天堂，但相信跟教義走，總會achieve something，這種不可測性，不是能計算的──這是metaphor，明白的就會明。因此，高高在上說《基本法》、博弈論，教訓不要這樣、不要那樣，自以為看破世情，大是不必。任何能幫助香港identity在世界長存的事，溫和、激進、建制、本土，都是有價值的，唯一沒有價值的，只是在舊遊戲被屈機。我相信物極必反，根據東歐案例，所有抗爭都嘗試過後，要麼成功，要麼失敗；只要不成功，也得如常生活，保持自身核心價值，靜待時機，才是王道。香港人有多少韌力，怎樣在元氣耗盡後復元，才是考驗。
問：你最愛的「本土價值」是什麼？
答：我珍惜的香港，有一種吸納其他文化的底蘊，把西方的、東方的、古代的、現代的，全部融在大熔爐之內，產生了金庸武俠小說、衛斯理科幻小說、亦舒愛情小說、Canton Pop，這些都是很特別的fusion，足以在人類史佔一席位。曾俊華關於本土主義的話，我完全認同﹕「香港作為一個移民城市，像我這種因着人生偶然，在香港出生、成長，然後往返於世界各處的例子實在多不勝數，甚至可說是一種香港常態。所謂『香港人』這個身分，亦因着這個背景而成為一個流動而立體的概念。今天社會上有一種聲音，嘗試將『香港人』這個身分作出教條式的定義，強要辨別誰『是/不是香港人』，忽略了香港社會長久以來的多元本質，實在令我摸不着頭腦，而這種爭論，最後肯定不會得到實在的結論，相反只會挑起永無休止的矛盾和爭拗，實在毫無意義。」香港的價值，正是一塊把不同文化體系吸納再造的海綿體；把彈性掠乾，香港就不是香港了。即使一國兩制保不了，也不能令香港文化在全球消失。
問：你假如不在香港工作，又怎樣看待移民？
答：我十多歲時，也說過本土派年輕人常說的話。那時候家人想移民，我說我不走，要移情願靠自己的能力；我畢業時放棄留在海外，覺得拿了獎學金就應該回來，黃金歲月已給了最愛的地方，我覺得無愧於心。但說移民等同「不負責任」，難道不狹隘？流散各地的亞美尼亞人，多過今天亞美尼亞國家內部的總和，對維繫認同，貢獻極大；庫爾德人沒有在西方的精英，不可能保持國際注視；Edward Said或孔誥烽不在美國教書，怎能為巴勒斯坦和香港著書立說？八十年代到現在，移居海外的港人和後裔已過百萬，我大量親戚朋友定居海外，他們不但是香港身分認同的持份者，也是團結對象，世界不是非黑即白的。
問：那離開香港主要是什麼原因？既然有能力團結各方，為什麼逃避？
答：我想，研究國際關係的人躲在香港，才是逃避吧。當年回港只有一個目標，就是普及國際關係這學科，這也是中學開始的情意結；別人眼中的政治機會，對我反而是負累。我有同理心，懂得製造大家庭的工作環境，可以發掘人的優點，observant而不會micro manage，這些我不會妄自菲薄，但我不要「政治潛能」：除了不希望國際關係身分本末倒置，我對社交生活、政治操作的強烈厭惡，超乎你們想像。而在一個不重視國際關係的地方，無所不用其極推廣國際關係，也是有限度的，再做下去，就出現marginal diminishing returns了。加上香港和新加坡、台灣相比，沒有國際研究的critical mass，以此為基地，很快塘水滾塘魚。為什麼你訪問我？因為坊間對我的興趣，在於社會網絡、家庭生活、月入多少、Facebook抽水、根據網典和某女神是否有一手、和健吾能否組成hehe組合，下刪一萬字，說到狗和外星人，也未到國際關係，我覺得，OK，但夠了。香港是否還需要我住在這裏呢？起碼在未來十年，也不需要吧。
但我很看重香港認同，我今天的一切，沒有香港身分，什麼也沒有。在別的崗位、別的地方，自己固然海闊天空，對香港何嘗不是創造其他可能？即使過去十年我住在香港，也幾乎有一半時間在世界各地，演講開會從不忘記弘揚香港這品牌，不是忽然一趟全球演講那種。離開影響因子遊戲後，也希望做一些和「全球文化香港」有關的研究，關於香港paradiplomacy的學術論文，我相信我是寫得最多的人之一。其實香港身分認同可以建構更多同心圓，像數十年前，香港認同和南洋說廣東話的互通，這個「全球嶺南文化區」概念，也許才是香港的未來。我覺得，我們也有責任extend下一代的地理想像，禮失求諸野，才是保全元氣之道。我們有自己的專長、自己的方法、自己的舞台，但心底深處，其實有共同目標，假如香港就這樣消亡，誰都不甘心。只是我不認為存亡的定義，只是1100平方公里罷了。
問：那會否繼續在中文大學工作？會不捨嗎？
答：我明白任何職位改變，都容易有無謂忖測，我和校方都希望清楚分享，所以以下這段和他們溝通過，很官方：第一，我剛做完的appraisal，研究、教學、行政都是最高excellent等級，學校希望我留下；第二，我對我不同單位的領導觀感也是excellent，沒有任何不高興；第三，有不少大學、head-hunters找我做其他工作，我沒有考慮，因為我不是要轉工，而是要換跑道；第四，我希望離開香港工作，而校方希望我保留目前職位，所以我提出了辭職，而校方建議先放一年假到別的地方，保留所有directors的titles，充電後再決定是否回來；第五，校方說歡迎隨時回來，而即使決定不回港，也依然是中大客席教授。我很感激他們的善意，所以必須表白：我是中大人。
但坦白說，人是要知所進退的。感謝沈祖堯校長和社科院兩任院長的信任，我知道以我的年紀和副教授級別，當目前幾個programs的director已是極限，即使多做十年，也不會做得更多。我享受由零開始策劃新programme，很喜歡我的同事和學生，對他們每年的拜年唱K感到很warm，也對我們比「一帶一路」先到哈薩克、蒙古、以色列感自豪。但正因為這樣，才應該選擇離開的時候，保留美好的回憶。我做全球研究課程主任4年、全球政治經濟碩士主任7年，還有研究中心也是創立人，是時候交棒，追求在大學以外的夢。誰想一生人做一份工？
問：你之後做什麼工作？怎樣才是你的理想生活？
答：我的座右銘一是「隨緣」，二是「知所進退」，看似互相衝突，其實不知進退，又怎會有緣？我已三十多歲，不年輕了，希望遠離公眾視線，加上過去十年我努力做幾份工作，已做了退休前的正事，是時候贖回自由。我的夢想除了剛才說的「全球香港」，在個人層面是建立一些公司和品牌，curate國際關係和glocalization概念，專注幕後，而不是無休止在象牙塔追求影響因子、或在公共空間飾演青年才俊。具體而言，excel內有六樣目標，包括籌備各地一籃子的國際關係研究所、將它們結成網絡；開一間國際關係顧問公司；研發國際關係的教育產業；催生深度旅遊、咖啡店、多媒體等產業；繼續當媒體的國際主筆；同時如前述，在大學保持客席角色，而且希望接觸不同學生，例如明年會開始教EMBA課程。這些規劃不少已找到投資者和partners，只差走出來那一步。
問：你打算什麼時候離開香港？未來住在什麼地方？
答：夏天後，我會在新加坡國立大學，希望用一年時間過渡，在新加坡、台灣、香港、一個歐洲地方、一個國內地方，催生前述那些國際關係機構。假如一切順利，之後每年會花不同時間，在這幾個地方工作居住，多和家人相處。早前訪問過謝安琪，聽她說捲入政治的無奈、暫別樂壇的決定、照顧家人的心願，當然我們的公眾程度很不同，但出奇地有共鳴。
問：這樣說，是否因為出道十年後，感到中年危機？
答：大概是的。數個月前，我寫了一篇「三十五歲的太平天國」，有不少迴響，我想同代人都有差不多的心態。不少人為了事業，放棄興趣，到了女兒出世前，我很強烈意識到必須重拾人生，但又擔心沒有年輕時的毅力。於是忽然希望減肥，一個月內減掉三十多磅，包括戒掉五歲開始每天兩包的薯片和檸檬茶。然後我覺得，ok，應該還行。
問：最後，會否擔心後悔所作的決定，例如放棄政治機會，或目前的工作？
答：還是那句話，知所進退吧。像過去幾年，我發現不應再做《光明頂》，然後應離開Roundtable，然後對媒體訪問和專欄應可推則推，然後Facebook專頁必須抽身交給團隊（那是有幾十個朋友參與運作的），否則社會不會流動，自己也不會進步。交班後，感到無比暢快。若能選擇退場的時候，必會有緣再聚；凡事太盡，緣分定必早盡。我們是時候think out of the box，不要被單一工作、單一樓宇、單一地方，綑綁一生。認識很多前輩，每天有很強的不安全感，到了50歲理應安穩，卻又重新開始找工作，因為要延長退休，豈不是終生長憂？不少家長以為子女沒有了自己照顧不行，其實是自己沒有了子女當寄託不行；那些政治老人天天說為香港好，其實是否只是需要這遊戲chok存在感，你我心知。當社會不質疑你的能力和地位，就是時候尋回自己。假如在三十多歲、有價有市、有理想有現實的時候不改變，十年後，再也沒有改變的空間，人生就白過了。
編輯：曾祥泰
星期日明報 2016年4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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