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0602-沈旭暉：耶魯十年一夢
沈旭暉：耶魯十年一夢
2010年6月2日
十年前，我是一個大學生。十年來，從沒有回到耶魯校園，直到在華盛頓短居，才有空周末一行。這一行，像當上獨立導演Jim Jarmusch 的角色，每遇上、或遇不上一個人，都是一段故事。
再見老師老師，再見
這些年來，重回舊地最大願望之一，原是探望國際關係理論的啟蒙老師Bradford Westerfield。他五十年代開始任教耶魯，長期參與中情局工作，講義由陳年打字機改了又改，本身就是集體回憶。我趕上他榮休之年，連修了他兩科研究生課，大概因為我是本科生的年紀，他老邁之年對年輕人頗有好感，度身訂做的推薦書幫了我很大忙。校園流傳不少關於他的傳說，像說他如何當特務，又如何培訓兩大門徒布殊和切尼——特別是切尼，常說自己的鷹派二元對立世界觀出自Westerfield，一時令他被稱「外交國師」。
他年輕時確是保守的，特別是對蘇聯、對越南，但和我遇上時，已是慈祥長者，觀點也改變了很多，曾跟我說，要是美國再用冷戰方式投射中國當敵人，就是最危險的思維，可見美國大老與時並進，不愛自居保守，無懼自我打倒。其實，布殊和切尼一位平均分C+、一位輟學，不大可能得到國際關係理論的深邃。退休後，老教授說二人外交政策一塌糊塗，暗示切尼「抽水」，對別人眼中的國師尊榮，竟不屑一顧。我想，他是魔術師。什麼是魔術師？黃興桂告訴我們： 「正如一個魔術師，玩到完晒喇！差唔多俾人除晒衫喇！都能夠喺頂帽度，抽隻白兔出嚟㗎！你話係咪魔術師呢？」初回港時，出版了一本關於耶魯的小品談到他，隱晦預言以他的帕金遜病情，恐怕畢業就是永別。魔術師因帕金遜併發症於前年病逝，享年七十九。
Westerfield 辭世並不意外，但亦師亦友的女教授Fiona McGillivray 同樣永別，則實在意外。她是我接觸國際政治經濟的橋樑，年前在中文大學設計的全球政治經濟碩士課程，脈絡就是啟發自她，原希望在課程成熟後請她客串授課的。她到耶魯時十分年輕，初時表現緊張，但緊張過後的急才，比教科書的理論更有可塑性，她後來將之深化為個人框架，這就是功力了。她年資淺，被迫承擔好些行政工作，因此和學生相熟。十年間，她多次在我事業受挫時為我打氣，知道這些的從來不多，也許定義不同，明白的人已不多。近年她轉到紐約大學，我們原有兩次機會見面，一次在紐約開會未能配合，一次在附近，她說很病，後來聽說那是一種非常罕見的怪病。月前發了一封長電郵給她，自動退回，在網上找她的動態，找到的是訃聞，享年四十。
有這些前科，我頗為忐忑地找另一研究範疇——非洲外交的老師William Foltz，也七十多歲了，做過情報官，任教始於1963 年。幸好，很快有回覆，而且是本人。修讀非洲政治原是玩票性質，但從集郵開始，我對非洲興趣甚濃，上他的課特別用功，對非洲政治經濟的基本了解，多源自那時。近年我走進中非關係研究，得到一些經費，去年到東非，這月也打算偷走到西非一趟。有學界朋友認定這是投機，眼見中非關係熱才鑽營，不相信從非洲到私人企業都可兼顧，頗不以為然外人能迅速在這領域頂尖期刊發文章。說來，我大學時代拿過中非關係論文的獎，提名人就是他，入行很久了。從前老師都是有實踐經驗的明白人，兼顧工作多不勝數，並非活在空中樓閣的空想家，常提點說，旁人不會深究寒窗下的苦功，只喜歡月旦羽扇綸巾的一刻，確為至理。在校園重逢老教授，感受歷史和現世藕斷絲連，但眼見當年留著八字鬍、型格活像奇勒基寶的他，成了走路蹣跚的榮休老人，說話速度特慢，未免於心不忍，也許偶像形象，更應長存心中？他跟我乘電梯到二樓吃飯，再乘電梯回地下，走了數步，忽然停下來大力喘息，說自己從高處下來就會頭暈，活像剛從高原走下山。那一刻，很茫然，也害怕。
越不喜歡越要做好
政治系舊大樓拆卸了，某富翁捐錢蓋了一座新的。走著走著，抬頭一望，赫然發現Westerfield 微笑看過來，是的，確然是他，原來，他已變成一幅油畫。這座新大樓不同房間，畫有政治系殿堂級教授肖像，像和非洲教授午飯的地方，背後是民主化理論大師 JuanLinz 吸著煙斗的招牌造型。Linz 也死了嗎？他笑說：not yet。更不敢問他有沒有畫這尷尬問題了。其實，在耶魯制度下， 教授極難長期留守校園，Westerfield、Foltz 等的五十年歷史，乃異數，各有前因；另一例子是有鎮校之寶之稱的漢學家史景遷（Jonathan Spence），我本科也主修歷史，批改畢業論文的乃此翁，去年也退休了。這些年來，每想到做好自己的國際關係研究和拓展，才是涌泉相報之道，常慚愧做得不夠好，是否浪費了太多時間在香港？起碼他們這樣看，我知道。
是的，從前覺得這地方精英味特濃，不很講人情味；慢慢才發現，社會就是這樣，他們的人情味需要歲月滲出來，首次見面熱情如火的，就不是人情了。特例以外，耶魯反對教授長期留教本校，無論多傑出的人才，都鼓勵、強迫他們到不同地方走走，既防止資源壟斷，也促進社會資本流動。社會資本和金錢一樣，只要掌握技術，應有M1、M2、M3的增長，長期停滯在一個環境， 好比把錢放在床下錢罐，自己零增長，社會也沒有進步。香港學術圈子閉塞，教育界視野極微觀，求仁得仁而已。繼而拜訪任教中國外交和非洲政治的新晉，均是素未謀面，電郵聯絡自報家門的；他們比我晚出道，頂尖大學整個大範疇就由他們自由發揮，反而比他們資深十多年的被送走，看來長春藤的某些哲學，還在堅持。當年得知王紹光教授離開耶魯到香港，和一群內地生都對校方頗不滿，現在回看，也是哲學問題而已。這學校也灌輸了一種理念，就是越是不喜歡做的、不擅長的，越是要做得比人好，否則更不可能改變現狀。這些，成了我對人對己的指導思想。
時光民主同步凝固
出發前，看了多遍Google Map，深怕變成迷路的路人甲求之糜途。原來，當人身歷其境，塵封十年的回憶自然湧現，連到哪裡填肚子，也會不假思索的條件反射。是的，人或多變，但總有無數不變的景致，包括學生時代覺得口味特佳的食肆。像「武士」日本菜館的三文魚「忍者二號」手卷，漢城韓燒的Kalbi，用我唯一懂的食評術語，都比香港的「有質感」；名叫Lalibela 的埃塞俄比亞餐廳口味不合港人，但咖啡一流，去年到達埃塞Lalibela 地下教堂，也是圓心願；某唐餐館的水煮牛肉，辣得恰到好處，足以與紐約鹿鳴春蟹粉小籠飽並列；自然還有贊助競食大賽的戰前一元即製漢堡包小店。這些餐廳一概還在，格局依舊，食物依舊，店員依舊，連面孔也像食物一樣，用了防腐劑一般，時光凝固恍如永恆，像我們的民主化進程，更像我們的民主化時事評論，十年不見，差之不見毫釐。也許，平淡守恆的足以細水長流，追求不平凡的必須接受時刻白雲蒼狗？忽然想起，所在大街名叫Prospect Street，旁邊那條叫Grove Street，耶魯小叢林墳場所在地，又名「Grave Street」。從前天天路過，不覺如何。如今後知後覺，兩街相依為鄰，相偎而泣，天明而Prospect，開到荼蘼，地暗而孤墳，花事了，就是為了守候舊生回歸的頓悟？
舊地重遊，少不了拍些照，在草地上寫這篇文章。假如是真正的Jim Jarmusch，這時候，應該冒出一個十年前的沈旭暉，質問我現在做什麼，說人生有幾多個十年，然後不安掙扎，夢醒。忽然，真的有人走過來，乃見我獨自拍照的學生： 「你是遊客還是明年新生？用不用幫忙？」應該告知我當年就住在這裡？敷衍說是遊客？還是惡作劇的稱他師兄，反正西方人永不能看清東方年齡？ 最後，模棱兩可的笑了笑，算了。在香港，我慣常這樣的笑，那一刻，忽然更明白自己，恍然耶魯香港的交接，恰如理想與現實的距離，終究不過如此。
沈旭暉 明報世紀 2010年6月2日
2010年6月2日
十年前，我是一個大學生。十年來，從沒有回到耶魯校園，直到在華盛頓短居，才有空周末一行。這一行，像當上獨立導演Jim Jarmusch 的角色，每遇上、或遇不上一個人，都是一段故事。
再見老師老師，再見
這些年來，重回舊地最大願望之一，原是探望國際關係理論的啟蒙老師Bradford Westerfield。他五十年代開始任教耶魯，長期參與中情局工作，講義由陳年打字機改了又改，本身就是集體回憶。我趕上他榮休之年，連修了他兩科研究生課，大概因為我是本科生的年紀，他老邁之年對年輕人頗有好感，度身訂做的推薦書幫了我很大忙。校園流傳不少關於他的傳說，像說他如何當特務，又如何培訓兩大門徒布殊和切尼——特別是切尼，常說自己的鷹派二元對立世界觀出自Westerfield，一時令他被稱「外交國師」。
他年輕時確是保守的，特別是對蘇聯、對越南，但和我遇上時，已是慈祥長者，觀點也改變了很多，曾跟我說，要是美國再用冷戰方式投射中國當敵人，就是最危險的思維，可見美國大老與時並進，不愛自居保守，無懼自我打倒。其實，布殊和切尼一位平均分C+、一位輟學，不大可能得到國際關係理論的深邃。退休後，老教授說二人外交政策一塌糊塗，暗示切尼「抽水」，對別人眼中的國師尊榮，竟不屑一顧。我想，他是魔術師。什麼是魔術師？黃興桂告訴我們： 「正如一個魔術師，玩到完晒喇！差唔多俾人除晒衫喇！都能夠喺頂帽度，抽隻白兔出嚟㗎！你話係咪魔術師呢？」初回港時，出版了一本關於耶魯的小品談到他，隱晦預言以他的帕金遜病情，恐怕畢業就是永別。魔術師因帕金遜併發症於前年病逝，享年七十九。
Westerfield 辭世並不意外，但亦師亦友的女教授Fiona McGillivray 同樣永別，則實在意外。她是我接觸國際政治經濟的橋樑，年前在中文大學設計的全球政治經濟碩士課程，脈絡就是啟發自她，原希望在課程成熟後請她客串授課的。她到耶魯時十分年輕，初時表現緊張，但緊張過後的急才，比教科書的理論更有可塑性，她後來將之深化為個人框架，這就是功力了。她年資淺，被迫承擔好些行政工作，因此和學生相熟。十年間，她多次在我事業受挫時為我打氣，知道這些的從來不多，也許定義不同，明白的人已不多。近年她轉到紐約大學，我們原有兩次機會見面，一次在紐約開會未能配合，一次在附近，她說很病，後來聽說那是一種非常罕見的怪病。月前發了一封長電郵給她，自動退回，在網上找她的動態，找到的是訃聞，享年四十。
有這些前科，我頗為忐忑地找另一研究範疇——非洲外交的老師William Foltz，也七十多歲了，做過情報官，任教始於1963 年。幸好，很快有回覆，而且是本人。修讀非洲政治原是玩票性質，但從集郵開始，我對非洲興趣甚濃，上他的課特別用功，對非洲政治經濟的基本了解，多源自那時。近年我走進中非關係研究，得到一些經費，去年到東非，這月也打算偷走到西非一趟。有學界朋友認定這是投機，眼見中非關係熱才鑽營，不相信從非洲到私人企業都可兼顧，頗不以為然外人能迅速在這領域頂尖期刊發文章。說來，我大學時代拿過中非關係論文的獎，提名人就是他，入行很久了。從前老師都是有實踐經驗的明白人，兼顧工作多不勝數，並非活在空中樓閣的空想家，常提點說，旁人不會深究寒窗下的苦功，只喜歡月旦羽扇綸巾的一刻，確為至理。在校園重逢老教授，感受歷史和現世藕斷絲連，但眼見當年留著八字鬍、型格活像奇勒基寶的他，成了走路蹣跚的榮休老人，說話速度特慢，未免於心不忍，也許偶像形象，更應長存心中？他跟我乘電梯到二樓吃飯，再乘電梯回地下，走了數步，忽然停下來大力喘息，說自己從高處下來就會頭暈，活像剛從高原走下山。那一刻，很茫然，也害怕。
越不喜歡越要做好
政治系舊大樓拆卸了，某富翁捐錢蓋了一座新的。走著走著，抬頭一望，赫然發現Westerfield 微笑看過來，是的，確然是他，原來，他已變成一幅油畫。這座新大樓不同房間，畫有政治系殿堂級教授肖像，像和非洲教授午飯的地方，背後是民主化理論大師 JuanLinz 吸著煙斗的招牌造型。Linz 也死了嗎？他笑說：not yet。更不敢問他有沒有畫這尷尬問題了。其實，在耶魯制度下， 教授極難長期留守校園，Westerfield、Foltz 等的五十年歷史，乃異數，各有前因；另一例子是有鎮校之寶之稱的漢學家史景遷（Jonathan Spence），我本科也主修歷史，批改畢業論文的乃此翁，去年也退休了。這些年來，每想到做好自己的國際關係研究和拓展，才是涌泉相報之道，常慚愧做得不夠好，是否浪費了太多時間在香港？起碼他們這樣看，我知道。
是的，從前覺得這地方精英味特濃，不很講人情味；慢慢才發現，社會就是這樣，他們的人情味需要歲月滲出來，首次見面熱情如火的，就不是人情了。特例以外，耶魯反對教授長期留教本校，無論多傑出的人才，都鼓勵、強迫他們到不同地方走走，既防止資源壟斷，也促進社會資本流動。社會資本和金錢一樣，只要掌握技術，應有M1、M2、M3的增長，長期停滯在一個環境， 好比把錢放在床下錢罐，自己零增長，社會也沒有進步。香港學術圈子閉塞，教育界視野極微觀，求仁得仁而已。繼而拜訪任教中國外交和非洲政治的新晉，均是素未謀面，電郵聯絡自報家門的；他們比我晚出道，頂尖大學整個大範疇就由他們自由發揮，反而比他們資深十多年的被送走，看來長春藤的某些哲學，還在堅持。當年得知王紹光教授離開耶魯到香港，和一群內地生都對校方頗不滿，現在回看，也是哲學問題而已。這學校也灌輸了一種理念，就是越是不喜歡做的、不擅長的，越是要做得比人好，否則更不可能改變現狀。這些，成了我對人對己的指導思想。
時光民主同步凝固
出發前，看了多遍Google Map，深怕變成迷路的路人甲求之糜途。原來，當人身歷其境，塵封十年的回憶自然湧現，連到哪裡填肚子，也會不假思索的條件反射。是的，人或多變，但總有無數不變的景致，包括學生時代覺得口味特佳的食肆。像「武士」日本菜館的三文魚「忍者二號」手卷，漢城韓燒的Kalbi，用我唯一懂的食評術語，都比香港的「有質感」；名叫Lalibela 的埃塞俄比亞餐廳口味不合港人，但咖啡一流，去年到達埃塞Lalibela 地下教堂，也是圓心願；某唐餐館的水煮牛肉，辣得恰到好處，足以與紐約鹿鳴春蟹粉小籠飽並列；自然還有贊助競食大賽的戰前一元即製漢堡包小店。這些餐廳一概還在，格局依舊，食物依舊，店員依舊，連面孔也像食物一樣，用了防腐劑一般，時光凝固恍如永恆，像我們的民主化進程，更像我們的民主化時事評論，十年不見，差之不見毫釐。也許，平淡守恆的足以細水長流，追求不平凡的必須接受時刻白雲蒼狗？忽然想起，所在大街名叫Prospect Street，旁邊那條叫Grove Street，耶魯小叢林墳場所在地，又名「Grave Street」。從前天天路過，不覺如何。如今後知後覺，兩街相依為鄰，相偎而泣，天明而Prospect，開到荼蘼，地暗而孤墳，花事了，就是為了守候舊生回歸的頓悟？
舊地重遊，少不了拍些照，在草地上寫這篇文章。假如是真正的Jim Jarmusch，這時候，應該冒出一個十年前的沈旭暉，質問我現在做什麼，說人生有幾多個十年，然後不安掙扎，夢醒。忽然，真的有人走過來，乃見我獨自拍照的學生： 「你是遊客還是明年新生？用不用幫忙？」應該告知我當年就住在這裡？敷衍說是遊客？還是惡作劇的稱他師兄，反正西方人永不能看清東方年齡？ 最後，模棱兩可的笑了笑，算了。在香港，我慣常這樣的笑，那一刻，忽然更明白自己，恍然耶魯香港的交接，恰如理想與現實的距離，終究不過如此。
沈旭暉 明報世紀 2010年6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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