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0831-黎廣德：出賣香港民意3類人 兼論「伊朗式普選」陷阱
黎廣德：出賣香港民意3類人，兼論「伊朗式普選」陷阱
8:42 31/8/2014
【明報專訊】中央政府執意違背普選承諾，踐踏香港民意的戲碼，是由十天前的深圳政改座談會開始，至今天人大常委在北京通過決議告終。中聯辦上周五邀請了近三百人出席座談會，當時民主派尚未清楚中央的底牌，所以本着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精神，試圖盡最後努力向中央官員進言。
到了深圳五洲賓館會場，一片鬧哄哄的氣氛，三百人中不到十分之一屬於民主派，座談會由基本法委員會主任李飛致開場白後便抽籤發言。總共三十位發言者中，佔九成屬建制陣營，發言時一個比一個保守：左一句「反佔中形勢大好」，右一句「堅決對付佔中動亂」；左一句「中央篩選理所當然」，右一句「必須排除不愛國者參選」；左一句「我選班長都係由老師提名」；右一句「中央愈干預香港愈樂觀」。歪理連篇，令人懷疑這些究竟是何許香港人？
三類「香港人」
這些被李飛譽為「反映香港民意支持中央」的「社會各界人士」，普遍受過高等教育或事業有成，他們均受惠於香港的自由、法治與廉潔制度，難道他們不明白由中央欽點的假普選只會使權力更集中、制度更腐敗，令香港最終一無所有？為何他們甘願出賣香港的民主前途，爭相獻媚唯恐不及？細聽之下，這些「香港人」大致可分為三類：
第一類是「忠貞派」：不少發言者百分百擁護中央，有些是培養多年的土共，有些是從內地來港定居，有些則從內地到海外留學後再移居香港，他們的經歷顯然與土生土長的香港人有異，究竟當中有多少是由中共安插在香港政商界的不同崗位，再搖身一變成為香港「各界代表」，不得而知。他們的特點是自成一國，唯北京馬首是瞻，與香港主流社會有難以踰越的鴻溝。
第二類是「投降派」：這些大都是在港從商或各項專業的「成功人士」，與內地生意有千絲萬縷的關係。他們大致明白內地制度的流弊，但更明白攀附權貴是生意成功之道。他們對內地體制的腐朽往往比一般港人更清楚，但為了減低自己向中共投誠的罪咎感，最常用的說辭是「共產黨吃軟不吃硬，總會慢慢進步」，自己卻不忘爭分奪秒，抓緊實利。
第三類是「幻想派」：這些人毋須倚靠中共提供政商利益，甚至有濃烈的民族感情，卻被理想主義蒙蔽。他們雖然從歷史中明白中共不可信，但由於沒有抗衡極權的打算，便寧願以理性持平自居，希望苦口婆心說服中共以人民利益為先。可惜在殘酷的政治現實面前，有部分人不惜一次又一次受騙，仍然拒絕放棄幻想，甘心繼續成為統戰對象。
中共對這三類人以統戰手法分而治之：對「忠貞派」恩威並施，對「投降派」以實利籠絡，對「幻想派」以甘言承諾。到了政改座談會這種場合，三類人便大派用場，聯手製造一個「自己人包圍圈」，令中央官員在所謂「香港社會各界」簇擁之下自我感覺良好。
「政改是政治力量對比結果」
這三類人出賣民意的結果，是替北京與香港的互動製造惡性循環：中共的本能是排斥政治異見者，於是愈加壯大「自己人包圍圈」；包圍圈愈壯大，中央決策便愈脫離香港民情，製造更多政治異見者。
今天人大常委做出與民為敵的政改決定，令惡性循環愈陷愈深，愈難走出香港的管治與發展困局。
李飛有一句十分露骨的說話只在研討會內出現而未見他在公開場合發表：「政制改革是政治力量對比的結果。」言下之意是除非香港人有政治實力迫使北京讓步，中央不會理會什麼人權公約、普世價值或國際標準。把李飛的說法比照「新護法」王振民近日的新論調「讓一部分人先民主起來」，便明白中央推行政改的真正意圖：利用香港製造一套「中國特式普選」，待中央操控熟練之後，便可以在內地依法炮製，以後中共便能以普選之名，行專權之實。
要明白「中國特式普選」有多可怕，最佳方法是時光倒流，回看三十五年前的伊朗。
伊朗式普選 袋住先不歸路
一九七九年伊朗發生「黑色革命」，推翻親美的巴列維王朝，建立伊斯蘭共和國，由宗教領袖高美尼擔任「最高領袖」。當時通過的憲法，包括成立一個「守衛者委員會」（Guardians Council），職能是解釋憲法，確保國會通過的法律符合伊斯蘭教義，並有權篩選所有總統及議會參選人。
「守衛者委員會」由十二人組成，全部由最高領袖直接或間接委任，多年來對於篩選參選人均絕不手軟，例如在二○○四年的國會選舉，篩走了三千六百名改革派參選人，確保在二○○○年國會選舉失利的保守派重新回朝；在二○○六年的「專家院」選舉，篩走所有女性參選人；在去年總統大選中，把六百八十六名參選人篩剩八名而毋須作任何解釋。
名義上「守衛者委員會」是以參選人對什葉派伊斯蘭的忠誠度作為宗教篩選的準則，猶如今天人大決議標榜的「愛港愛國」，但實則上這是眾所周知的政治篩選，確保最高領袖不屬意的人選不會出現在選票名單之上。
伊朗共有五千萬名選民，他們享有一人一票「普選」的權利，但大家心知肚明，要反對最高領袖的唯一方法是拒絕投票，因此官方想盡辦法催谷投票率，例如去年總統大選就故意安排與地方議會及「專家院」選舉同日舉行。
伊朗承傳了波斯古文明，有「詩人之國」的美譽，有幸到訪的旅客均深受伊朗人的熱情好客所感動。波斯帝國開國元勳居魯士大帝在二千五百年前頒布了人類歷史上第一部人權宣言，他們對民主自由的追求從未停步，例如在二○○九年總統大選後曾有大規模群眾運動抗議選舉不公，結果有二十人死亡和過千人被捕。本月中剛以八十七歲高齡逝世的著名波斯女詩人，有「伊朗母獅」之稱的Simin Behbahani，便是其中一位多年來堅持抗爭的人權鬥士。可惜伊朗人民在三十五年前「袋住先」，接受了「先篩選、後普選」的緊箍咒後便一直無法突破困局。
歷史證明，一旦搞上「伊朗式普選」，便無法與獨裁政權舉行「伊朗式離婚」。「中國特式普選」是進步還是倒退，請諸位高唱「有票、真係唔要？」的特區高官在夜闌人靜之際，撫心自問。
過去百多年中國人追求民主自由的歷史中，香港一直扮演積極進步的角色，從孫中山先生在香港大學的演說中坦承「香港是我革命思想的發源地」可見一斑。若果這一代香港人容忍中共在香港發明創造出「中國特式普選」，令不知多少世代的中國人走不出專權的枷鎖，我們還有顏面向祖宗先烈交代嗎？
文×黎廣德
8:42 31/8/2014
【明報專訊】中央政府執意違背普選承諾，踐踏香港民意的戲碼，是由十天前的深圳政改座談會開始，至今天人大常委在北京通過決議告終。中聯辦上周五邀請了近三百人出席座談會，當時民主派尚未清楚中央的底牌，所以本着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精神，試圖盡最後努力向中央官員進言。
到了深圳五洲賓館會場，一片鬧哄哄的氣氛，三百人中不到十分之一屬於民主派，座談會由基本法委員會主任李飛致開場白後便抽籤發言。總共三十位發言者中，佔九成屬建制陣營，發言時一個比一個保守：左一句「反佔中形勢大好」，右一句「堅決對付佔中動亂」；左一句「中央篩選理所當然」，右一句「必須排除不愛國者參選」；左一句「我選班長都係由老師提名」；右一句「中央愈干預香港愈樂觀」。歪理連篇，令人懷疑這些究竟是何許香港人？
三類「香港人」
這些被李飛譽為「反映香港民意支持中央」的「社會各界人士」，普遍受過高等教育或事業有成，他們均受惠於香港的自由、法治與廉潔制度，難道他們不明白由中央欽點的假普選只會使權力更集中、制度更腐敗，令香港最終一無所有？為何他們甘願出賣香港的民主前途，爭相獻媚唯恐不及？細聽之下，這些「香港人」大致可分為三類：
第一類是「忠貞派」：不少發言者百分百擁護中央，有些是培養多年的土共，有些是從內地來港定居，有些則從內地到海外留學後再移居香港，他們的經歷顯然與土生土長的香港人有異，究竟當中有多少是由中共安插在香港政商界的不同崗位，再搖身一變成為香港「各界代表」，不得而知。他們的特點是自成一國，唯北京馬首是瞻，與香港主流社會有難以踰越的鴻溝。
第二類是「投降派」：這些大都是在港從商或各項專業的「成功人士」，與內地生意有千絲萬縷的關係。他們大致明白內地制度的流弊，但更明白攀附權貴是生意成功之道。他們對內地體制的腐朽往往比一般港人更清楚，但為了減低自己向中共投誠的罪咎感，最常用的說辭是「共產黨吃軟不吃硬，總會慢慢進步」，自己卻不忘爭分奪秒，抓緊實利。
第三類是「幻想派」：這些人毋須倚靠中共提供政商利益，甚至有濃烈的民族感情，卻被理想主義蒙蔽。他們雖然從歷史中明白中共不可信，但由於沒有抗衡極權的打算，便寧願以理性持平自居，希望苦口婆心說服中共以人民利益為先。可惜在殘酷的政治現實面前，有部分人不惜一次又一次受騙，仍然拒絕放棄幻想，甘心繼續成為統戰對象。
中共對這三類人以統戰手法分而治之：對「忠貞派」恩威並施，對「投降派」以實利籠絡，對「幻想派」以甘言承諾。到了政改座談會這種場合，三類人便大派用場，聯手製造一個「自己人包圍圈」，令中央官員在所謂「香港社會各界」簇擁之下自我感覺良好。
「政改是政治力量對比結果」
這三類人出賣民意的結果，是替北京與香港的互動製造惡性循環：中共的本能是排斥政治異見者，於是愈加壯大「自己人包圍圈」；包圍圈愈壯大，中央決策便愈脫離香港民情，製造更多政治異見者。
今天人大常委做出與民為敵的政改決定，令惡性循環愈陷愈深，愈難走出香港的管治與發展困局。
李飛有一句十分露骨的說話只在研討會內出現而未見他在公開場合發表：「政制改革是政治力量對比的結果。」言下之意是除非香港人有政治實力迫使北京讓步，中央不會理會什麼人權公約、普世價值或國際標準。把李飛的說法比照「新護法」王振民近日的新論調「讓一部分人先民主起來」，便明白中央推行政改的真正意圖：利用香港製造一套「中國特式普選」，待中央操控熟練之後，便可以在內地依法炮製，以後中共便能以普選之名，行專權之實。
要明白「中國特式普選」有多可怕，最佳方法是時光倒流，回看三十五年前的伊朗。
伊朗式普選 袋住先不歸路
一九七九年伊朗發生「黑色革命」，推翻親美的巴列維王朝，建立伊斯蘭共和國，由宗教領袖高美尼擔任「最高領袖」。當時通過的憲法，包括成立一個「守衛者委員會」（Guardians Council），職能是解釋憲法，確保國會通過的法律符合伊斯蘭教義，並有權篩選所有總統及議會參選人。
「守衛者委員會」由十二人組成，全部由最高領袖直接或間接委任，多年來對於篩選參選人均絕不手軟，例如在二○○四年的國會選舉，篩走了三千六百名改革派參選人，確保在二○○○年國會選舉失利的保守派重新回朝；在二○○六年的「專家院」選舉，篩走所有女性參選人；在去年總統大選中，把六百八十六名參選人篩剩八名而毋須作任何解釋。
名義上「守衛者委員會」是以參選人對什葉派伊斯蘭的忠誠度作為宗教篩選的準則，猶如今天人大決議標榜的「愛港愛國」，但實則上這是眾所周知的政治篩選，確保最高領袖不屬意的人選不會出現在選票名單之上。
伊朗共有五千萬名選民，他們享有一人一票「普選」的權利，但大家心知肚明，要反對最高領袖的唯一方法是拒絕投票，因此官方想盡辦法催谷投票率，例如去年總統大選就故意安排與地方議會及「專家院」選舉同日舉行。
伊朗承傳了波斯古文明，有「詩人之國」的美譽，有幸到訪的旅客均深受伊朗人的熱情好客所感動。波斯帝國開國元勳居魯士大帝在二千五百年前頒布了人類歷史上第一部人權宣言，他們對民主自由的追求從未停步，例如在二○○九年總統大選後曾有大規模群眾運動抗議選舉不公，結果有二十人死亡和過千人被捕。本月中剛以八十七歲高齡逝世的著名波斯女詩人，有「伊朗母獅」之稱的Simin Behbahani，便是其中一位多年來堅持抗爭的人權鬥士。可惜伊朗人民在三十五年前「袋住先」，接受了「先篩選、後普選」的緊箍咒後便一直無法突破困局。
歷史證明，一旦搞上「伊朗式普選」，便無法與獨裁政權舉行「伊朗式離婚」。「中國特式普選」是進步還是倒退，請諸位高唱「有票、真係唔要？」的特區高官在夜闌人靜之際，撫心自問。
過去百多年中國人追求民主自由的歷史中，香港一直扮演積極進步的角色，從孫中山先生在香港大學的演說中坦承「香港是我革命思想的發源地」可見一斑。若果這一代香港人容忍中共在香港發明創造出「中國特式普選」，令不知多少世代的中國人走不出專權的枷鎖，我們還有顏面向祖宗先烈交代嗎？
文×黎廣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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