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0831-楊秀卓：藝術初體驗﹕物件（10）——枕頭
楊秀卓：藝術初體驗﹕物件（10）——枕頭
2014年8月31日星期日
【明報專訊】我不認識曾澍基先生，但上星期聽到他的死訊，仍有點黯然神傷。話說七十年代初，中學畢業後，我便踏足中環搵食。一次在報攤無意中看見一份由香港大學學生會出版的學生報《學苑》，就花五毫子買回家。竟然意外地發現一位名曾澍基的作者對當代中國問題的分析和評論，均有精辟獨到的見解，內容包含政治、經濟、歷史等，資料詳盡豐富，鋪排立論清晰，這位才二十出頭的年輕人，學識如此淵博，教人佩服。後來才知道他是同代人的精神導師。自此我定期買《學苑》，後來他於八十年代創辦的《號外》和《文化新潮》中撰稿，我還有一直追讀。
三十八年前的香港前途解讀
今天是香港前途揭盅的一日，是禍還是福？……我想向大家介紹1976年曾先生著的書《香港與中國之間》內其中一篇文章「香港往何處去」。為了避免斷章取義，我嘗試將整篇文章的主要觀點直接引述，看看三十八年後的今日，是否仍有意義。當中對中國的看法，他有以下的觀點：
「文革極左派認為中國基本上不是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真正的社會主義應由人民掌握政權。但中國是由黨及國家機器代替了人民，實際上是施行國家極權資本主義。新生的國家資產階級剝取了大部分勞動的成果。在社會文化方面，鼓吹個人崇拜，支配人民思想，限制了文化藝術的發展。因此中國需要一個全面的——政治、經濟及文化的革命。」（第62頁，第1段）
「托派則認為中國的經濟基礎屬於社會主義性質，但政治上出現了官僚層，所以中國的社會主義是變態的、墮落的。官僚層阻礙了群眾的創意及經濟發展，剝取了人民的基本民主權利。因此中國只需要一個政治的革命，推翻官僚層以實現真正的社會主義。現時中國推行的外交政策，根本是從官僚的利益出發，犧牲了世界人民和香港人利益的政策。」（第62頁，第2段）
「我對上述的看法都有保留。我基本同意，中國在經濟、科技、外交上取得了頗大的成就，從一個爛攤子發展成為一個初步興盛繁榮，獨立自主的國家，但是存在的問題，還是很多——特別是政治性的……整個政治架構基本上缺乏明確的民主及法律制度，因此上層黨政人員掌握了很大的權力，往往脫離了人民的監察，走後門、舞弊營私、搞官僚主義、修正主義的傾向便藉此滋長。」（第62頁，第4段）
「所以，中國應實行社會主義民主化，在政治上把權力下移到人民手上。黨政官員應由民主選舉出而不是如現在由上層指派。人民通過選舉可以真正監察黨政人員的權力，同時應容許有反對黨的存在，而在共產黨內亦應容許有派系，因中國是個那麼大的社會，一個黨不可能集中了群眾的意志。無產階級專政不等於一黨專政，應容許有各種傾向社會主義的黨派存在，互相制衡及廣泛反映人民意見。令一方面，應確立明確法律制度……。」（第63頁，第1段）
「我覺得社會主義民主化，可以用大規模的群眾運動進行，由下而上地逼上層把權力下移。我不贊成用革命手段的原因有一：革命可能會引致長期的動亂，這在國際形勢上是不利中國的……」（第63頁，第2段）
「總括而言，香港人民有雙重的任務，不只針對香港問題，亦針對中國問題。……也可能中國的民主化運動還未展開，那香港將要扮演一較重要的角色。這種種的具體問題在現時是不可能預計的。無論如何，我覺得現時要開展對香港前途的討論。至於認識中國，不應是那麼消極地適應或服從中國的政策，而是積極地提出批評，尤其是當國內的人民已經開始提出不同的展望的時候。」（第64頁至第6段）
讀完這些段落，感覺是否似曾相識？三十八年前，曾先生問香港往何處去？三十八年後，安徒直接問香港人﹕「佔中之後，你們都怎麼辦？」（明報，2014年8月17日）兩代讀書人，都在問同樣的問題。香港人是否已作好準備尋找答案？
死讀書、讀死書、讀書死
八十年代，只有二十餘歲的安徒逢星期日在信報寫的政治評論文章，同樣精彩絕倫。我一直十分好奇這兩位讀書人的中學階段是如何度過的？他們是如何追求知識的？學校可有給過他們的引導或支持？又或可有老師蒙過他們？我給中三學生一個題目——以「教育」做創作。三位同學李嘉敏、黃嘉欣、朱穎彤將各科的符號寫滿八個枕頭，其中一人塗白了臉穿白衣扮死人躺臥上——死讀書、讀死書、讀書死，這就是她們感到的壓力和對教育的感覺。
文×楊秀卓
編輯洪慧冰
2014年8月31日星期日
【明報專訊】我不認識曾澍基先生，但上星期聽到他的死訊，仍有點黯然神傷。話說七十年代初，中學畢業後，我便踏足中環搵食。一次在報攤無意中看見一份由香港大學學生會出版的學生報《學苑》，就花五毫子買回家。竟然意外地發現一位名曾澍基的作者對當代中國問題的分析和評論，均有精辟獨到的見解，內容包含政治、經濟、歷史等，資料詳盡豐富，鋪排立論清晰，這位才二十出頭的年輕人，學識如此淵博，教人佩服。後來才知道他是同代人的精神導師。自此我定期買《學苑》，後來他於八十年代創辦的《號外》和《文化新潮》中撰稿，我還有一直追讀。
三十八年前的香港前途解讀
今天是香港前途揭盅的一日，是禍還是福？……我想向大家介紹1976年曾先生著的書《香港與中國之間》內其中一篇文章「香港往何處去」。為了避免斷章取義，我嘗試將整篇文章的主要觀點直接引述，看看三十八年後的今日，是否仍有意義。當中對中國的看法，他有以下的觀點：
「文革極左派認為中國基本上不是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真正的社會主義應由人民掌握政權。但中國是由黨及國家機器代替了人民，實際上是施行國家極權資本主義。新生的國家資產階級剝取了大部分勞動的成果。在社會文化方面，鼓吹個人崇拜，支配人民思想，限制了文化藝術的發展。因此中國需要一個全面的——政治、經濟及文化的革命。」（第62頁，第1段）
「托派則認為中國的經濟基礎屬於社會主義性質，但政治上出現了官僚層，所以中國的社會主義是變態的、墮落的。官僚層阻礙了群眾的創意及經濟發展，剝取了人民的基本民主權利。因此中國只需要一個政治的革命，推翻官僚層以實現真正的社會主義。現時中國推行的外交政策，根本是從官僚的利益出發，犧牲了世界人民和香港人利益的政策。」（第62頁，第2段）
「我對上述的看法都有保留。我基本同意，中國在經濟、科技、外交上取得了頗大的成就，從一個爛攤子發展成為一個初步興盛繁榮，獨立自主的國家，但是存在的問題，還是很多——特別是政治性的……整個政治架構基本上缺乏明確的民主及法律制度，因此上層黨政人員掌握了很大的權力，往往脫離了人民的監察，走後門、舞弊營私、搞官僚主義、修正主義的傾向便藉此滋長。」（第62頁，第4段）
「所以，中國應實行社會主義民主化，在政治上把權力下移到人民手上。黨政官員應由民主選舉出而不是如現在由上層指派。人民通過選舉可以真正監察黨政人員的權力，同時應容許有反對黨的存在，而在共產黨內亦應容許有派系，因中國是個那麼大的社會，一個黨不可能集中了群眾的意志。無產階級專政不等於一黨專政，應容許有各種傾向社會主義的黨派存在，互相制衡及廣泛反映人民意見。令一方面，應確立明確法律制度……。」（第63頁，第1段）
「我覺得社會主義民主化，可以用大規模的群眾運動進行，由下而上地逼上層把權力下移。我不贊成用革命手段的原因有一：革命可能會引致長期的動亂，這在國際形勢上是不利中國的……」（第63頁，第2段）
「總括而言，香港人民有雙重的任務，不只針對香港問題，亦針對中國問題。……也可能中國的民主化運動還未展開，那香港將要扮演一較重要的角色。這種種的具體問題在現時是不可能預計的。無論如何，我覺得現時要開展對香港前途的討論。至於認識中國，不應是那麼消極地適應或服從中國的政策，而是積極地提出批評，尤其是當國內的人民已經開始提出不同的展望的時候。」（第64頁至第6段）
讀完這些段落，感覺是否似曾相識？三十八年前，曾先生問香港往何處去？三十八年後，安徒直接問香港人﹕「佔中之後，你們都怎麼辦？」（明報，2014年8月17日）兩代讀書人，都在問同樣的問題。香港人是否已作好準備尋找答案？
死讀書、讀死書、讀書死
八十年代，只有二十餘歲的安徒逢星期日在信報寫的政治評論文章，同樣精彩絕倫。我一直十分好奇這兩位讀書人的中學階段是如何度過的？他們是如何追求知識的？學校可有給過他們的引導或支持？又或可有老師蒙過他們？我給中三學生一個題目——以「教育」做創作。三位同學李嘉敏、黃嘉欣、朱穎彤將各科的符號寫滿八個枕頭，其中一人塗白了臉穿白衣扮死人躺臥上——死讀書、讀死書、讀書死，這就是她們感到的壓力和對教育的感覺。
文×楊秀卓
編輯洪慧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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