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0831-陳嘉文：生活達人：好想捍衛
陳嘉文：生活達人：好想捍衛
8:41 31/8/2014
【明報專訊】香港人最終爭取到的，是真普選抑或假普選，今天自有分曉。
但其實很多人早說已沒希望，尤其幾天前方案開始在北京審議，傳出人大企硬特首提名人數需過半。
為了可以把《基本法》早賦予香港人普選權利實現，人們奮力爭取多時，可是高牆在前，人們要走出民主康莊大道，看來非常艱難。
不過，早前完美示範以卵擊石、推倒高牆，促使律師會會長林新強下台的任建峰，對香港未感絕望，還落力勸同業別要捨棄香港。
「我們這些番書仔，回來香港時，只為圖個機會。
一個畀我攞咗咁多嘢的地方，一見唔妥就話走，這是否一個負責任的行為？」
法律界 大奇蹟日
這天，我們相約在律師樓雲集的中環。在人來人往的畢打街上，見面一刻，我先把名片給他，他卻沒有掏出自己名片與我交換。後來，才知道他是故意的，「公司給我自由，我也要顧及公司感受，我承諾過我不會向傳媒派卡片，一切都用我個人身分去做」。
兩星期前，八月十四日，由任建峰與兩個戰友發動的不信任林新強動議，意料之外地在2392票支持、1478票反對下通過。法律界稱這天是「大奇蹟日」，在公布投票結果前，人人都認為他們這次的抗爭是以卵擊石，連任建峰自己在起初蒐集簽名要求召開會員大會時受訪也說﹕「我可以幾乎將我的身家賭落去，一定通過唔到。」他悲觀，事關律師會的投票制度，不像立法會選舉，而是比較像上巿公司的投票制度，可容許會員投授權票，「律師行裏很資深的合伙人，可以拍員工膊頭，叫他們交一張代表票授權書畀我哋啦。典型打工仔，老細叫到，想唔畀都好難，這是人之常情」。事實上，形勢比想像中更嚴峻，他不停從會員身上聽過，同鄉會、商會、中資機構、政協、中聯辦，打電話或直接拿一疊授權票，請他們常用的律師簽。翻看歷史，律師會上次啟動特別會員大會，已是二○○四年的事，當中要求罷免會長的議案最後被否決，而過往律師會的動議，不少結果都受授權票左右。
會員忍無可忍
任建峰說，他一直是個息事寧人的人，在去年開始對林新強不滿時，只寫投訴信、發動聯署，即使今次蒐集簽名開大會，最初也只不過希望借此施加壓力，看看會長有什麼回應才決定是否召開會議，結果卻是交簽名給任建峰的會員忍無可忍，「他們說，我畀簽名你，就係要開呢個會，一定唔可以放過佢」。律師對會長的不滿，原來早就超越任建峰所想像——去年十月，林新強以會長身分與傳媒茶敘，不點名批評佔中，指社會上有很多人「濫用公義為名，逢事必反」。其後，很多會員就此向律師會和會長投訴，認為會長的言論涉及政治範疇，「一向以來，律師會就社會議題，只評論法律的部分，例如以後有人問前會長葉禮德如何看佔中，他都只說不鼓勵違法，記者再追問個人看法，葉禮德說，我沒有個人看法」。可是投訴全都石沉大海。任建峰當時曾想發動聯署表達不滿，卻因為過程太耗人力物力而擱置。「問題是我們這行的人，格外斟酌文字，你可以想像，即使聯署只有十幾人，這份聯署要畀這十幾個律師睇，已經可以拖幾個星期，人人都有意見，一個話唔好鬧佢呢樣，一個又話要鬧埋佢第二樣……」
那一夜，看見曙光
至今年五月，律師會發表對於政改的意見書，會長拒絕回答英文台記者的問題，還着記者把他先前的回應翻譯。不少律師，尤其外籍或在外國讀書回港的律師，認為這對於他們的專業是一種踐踏，對此感到非常憤怒，「對他們來說，或許比對中央在白皮書中的言論更憤怒」。於是，一個月後，在林新強指白皮書無影響司法獨立、「共產黨好偉大」言論後，民怨一觸即發。「我常說，立場、背景是什麼，不是問題，問題是會長這個身分，不應該評論政治問題。二來，他這次是違反了程序」。林新強發表對白皮書的意見時，律師會負責草擬這次意見的憲制及人權事務委員會，其實剛把意見草稿遞交理事會審批，但審批未完，會長就率先發表意見，而意見內容與意見書根本不一樣。最後，林新強下台，任建峰一夜之間成了英雄，事件觸動整個香港。那一夜，很多人說在陰霾中看到了曙光。
動議不信任 客人主動撐
相比起一個月前，他現在算是回復了正常生活，雖然仍馬不停蹄為訪問奔波。那段時間，他「忙到嘔」，一邊蒐集簽名以召開會員特別大會、動議不信任林新強，一邊應付傳媒每天排山倒海的電話。「那幾天是非人生活，全日電話不停響，這幾個月，我一路繼續有接生意的。」任建峰的專業是做民事訴訟，還有替被證監調查的客人辯護，當中不少是金融機構。在預備向林新強提出不信任動議的期間，他怕影響公司、怕得失客人，更已準備若有客人找麻煩，「可以說我是癲的，賴落我度，我唔介意」。結果，直至「革命成功」，林新強下台，他所憂慮的也沒有發生，還有些客人主動說支持。
我的人生，可以寫一部粵語殘片
巔峰的時候，他最早試過清晨五時就上班，直至晚上八時多回家，「不想太夜走，我仲想見吓我媽，見吓我個仔」。任建峰起初在一間國際大律師行工作，「在倫敦上晒course、考埋試，準備好做partner」，但因為三歲兒子的一句話，他決定轉職中型機構，以為工作量可以少一點，換來多點與家人相聚的時間。「兒子說，成日見唔到爹爹，你走，我不要你。」諷刺的是，這個夏天，竟然比往時的日子更瘋狂更誇張。而在最忙亂的兩個月，任建峰患有肺癌的媽媽先後入院兩次，「因為受不住化療，第一次還好，發生在周末，第二次是半夜三點坐十字車陪她入醫院。對，無得瞓」。
後父鼓勵讀上去
雖然身心俱疲，但任建峰認為都是值得的。抗爭如是，照顧母親亦如是。他自小與母親相依為命，「我的人生，可以寫一部粵語殘片」。母親和父親與彼此共兩次結婚、兩次離婚，「第一次離婚，是我爸說要去澳洲工作，那時他身邊已常有女性出現，媽覺得反正你要離開，就索性離婚吧」。後來，父親央求母親回心轉意，只是母子搬到澳洲後，老闆挾帶私逃，父親成了替死鬼，身陷囹圄，財產被充公。當時的任建峰剛過十歲，「我在香港頭十年，是中產，去了澳洲就乜都無晒，是個草根的番書仔。人們睇我哋好風光，住大屋，但其實間屋二按了給澳洲的法援署，換錢打官司。媽在澳洲車站賣donuts、在貨倉執鞋，在那裏遇上我現在的後父」。當時不少親戚都勸任母別讓任建峰讀太多書，讓他早點出來工作賺錢養家，但他的後父鼓勵他讀上去，「後父雖然也做貨倉，但很有文采，年少時入了好學校，卻因為草根，被人冷諷他扮有學識讀咁多書，最後十多歲就輟學了」。
回流做律師 關注政改人權
任建峰一直是高材生，因為成績好，學校見他家境不好，免他交學費；讀碩士，學校給他十萬澳幣獎學金。畢業後，他見香港有機遇，就回流做律師，○二年實習時，曾與戴耀廷一同在英國學術期刊發表關於憲制問題的文章。○五年開始，當起律師會憲制及人權事務委員會的委員，在政制改革和人權的問題上是個積極分子，律師會發表的幾份關於政改的意見書，以及成為林新強下台導火線、就白皮書發表的意見書，任建峰也是草擬者之一。
司法獨立 是不受限
六月中，國務院新聞辦公室發表《「一國兩制」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踐》白皮書，把法官和司法人員歸納為「治港者」，要維護國家安全，愛國是「基本政治要求」。任建峰當時覺得玩完了，「原來有很多東西應承咗，係唔會兌現的」。他說，白皮書一方面說司法獨立，另一方面法官要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裏面所說的司法獨立，其實是很新加坡式的司法獨立，不過是新加坡近年逐漸開放之前的做法。在新加坡，一些普通商業案、只牽涉金錢的，沒有問題，甚至判案是有質素的。但不少國際人權組織，多年來一直呼籲新加坡政府不要利用誹謗、民事訴訟，把批評政府的人告到破產。」新加坡在獨立初期，像其他前英聯邦國家一樣，法律案件可以上訴至英國樞密院，「但七、八○年代，試過有幾單這種誹謗案，被樞密院判上訴得直後，新加坡就停了這個機制」。他說，就是因為新加坡想改變，逐漸開放，這種誹謗的個案也減少了。投資環境好了，金融機構也逐漸進駐新加坡。近年香港人喜歡說要學新加坡，但學來的卻其實是連新加坡也想擺脫的司法獨立模式？「司法獨立，是一套完整的概念，《基本法》都無話司法獨立淨係去到呢個位就停，其他嘢就無司法獨立。若法律是清楚的，若結果會令政府破產，你都要咁樣判。法律就是這樣。」
立場已不大鮮明
在白皮書未出現前幾個月，任建峰其實已開始感到山雨欲來。在憲制及人權事務委員會近十年光景，近來他所看到的是，不少他們一直守住的原則，開始有人嘗試模糊掉。今年三月，委員會草擬了一份政改意見書，遞交理事會審批再發表，「具體內容不方便透露，大抵都是重申既有立場」。可是幾星期後，律師會秘書處給他們一份「另類意見書」，請委員會評論，來源不明，內裏的既有立場變得模糊。「我們據理力爭了一番，最後把五月發表的立場，回到當初草擬的。」可是這已夠讓人擔憂。「今次守得出龍門，將來守得幾多次？」任建峰說，過往無論○七年抑或一○年的政改意見書，律師會的立場也很鮮明，提出提委會的組成應由民選區議員和民選立法會議員組成，不能有功能組別。但兩三年前開始，即使委員會內部的立場依然站得很前，立場去到理事會或會長時已不大鮮明，「譬如就遞補機制，當時會長對外說，最好沒有這種機制，但若真的要有，怎樣怎樣的安排會無咁差」。他說，如今，唯有堅守崗位，但可以堅守多久？「只有盡力而為。」
飲水思源 有事更要留守
從北方來的壓力，沒人知道最終香港人是否抵擋得住。經歷今次奇蹟，任建峰對於法律界發展卻是樂觀的。「以往，尤其是殖民地年代，不單是公務員、警察，香港法律界裏，也有不少來港的外籍律師，抱着fail in London try Hong Kong的心態，在英國撈唔掂，就來香港碰碰運。但香港逐漸發展成國際金融中心，吸引很多好top的律師來，這十年八年，有幾個在倫敦好有名的御用大律師，放下英國的所有，來香港開檔。年輕一代，不論事務律師或大狀，港大中大的精英，或者牛津劍橋、哈佛耶魯，最top的學生，是希望來香港工作的。當中他們對於核心價值、對於法制應該是怎樣，原來有很多意見，好有衝勁，好想捍衛。」他最擔憂的，是大環境的轉變，讓人心也變。
香港很多律師有外國護照，要走的話很容易，於是他最近常做的，是勸人唔好走。「我們這種番書仔，回來香港，很多時是來攞機會，當香港是金舖般打劫，有時可能拿走了本地土生土長的就業機會。一個畀你攞走咁多嘢嘅地方，一見到唔妥就話走，這是否一個負責任的行為？如果讀過吓書、有點專業技能的人，個個都走晒，無得走的那些人怎辦？」
後記
道德良心不熄滅
白皮書過後，普選草案出爐，大局即將有變化。我問任建峰，此時此刻，有什麼想法？他大笑，說除了粗口以外，給我四個字﹕凡事盼望。本是天主教徒的他說，這出自聖保祿致格林多人前書，若看回歷史，當時教徒被古羅馬打壓廝殺，但最後，天主教還成了國教。「現在，無論結果會是如何，整件事情的過程也帶出了好多有心人，被迫袋住先也好，我們只有繼續幻想也好，人的道德良心，是不會熄滅的。」
文 陳嘉文
圖 胡景禧
編輯 蔡曉彤
8:41 31/8/2014
【明報專訊】香港人最終爭取到的，是真普選抑或假普選，今天自有分曉。
但其實很多人早說已沒希望，尤其幾天前方案開始在北京審議，傳出人大企硬特首提名人數需過半。
為了可以把《基本法》早賦予香港人普選權利實現，人們奮力爭取多時，可是高牆在前，人們要走出民主康莊大道，看來非常艱難。
不過，早前完美示範以卵擊石、推倒高牆，促使律師會會長林新強下台的任建峰，對香港未感絕望，還落力勸同業別要捨棄香港。
「我們這些番書仔，回來香港時，只為圖個機會。
一個畀我攞咗咁多嘢的地方，一見唔妥就話走，這是否一個負責任的行為？」
法律界 大奇蹟日
這天，我們相約在律師樓雲集的中環。在人來人往的畢打街上，見面一刻，我先把名片給他，他卻沒有掏出自己名片與我交換。後來，才知道他是故意的，「公司給我自由，我也要顧及公司感受，我承諾過我不會向傳媒派卡片，一切都用我個人身分去做」。
兩星期前，八月十四日，由任建峰與兩個戰友發動的不信任林新強動議，意料之外地在2392票支持、1478票反對下通過。法律界稱這天是「大奇蹟日」，在公布投票結果前，人人都認為他們這次的抗爭是以卵擊石，連任建峰自己在起初蒐集簽名要求召開會員大會時受訪也說﹕「我可以幾乎將我的身家賭落去，一定通過唔到。」他悲觀，事關律師會的投票制度，不像立法會選舉，而是比較像上巿公司的投票制度，可容許會員投授權票，「律師行裏很資深的合伙人，可以拍員工膊頭，叫他們交一張代表票授權書畀我哋啦。典型打工仔，老細叫到，想唔畀都好難，這是人之常情」。事實上，形勢比想像中更嚴峻，他不停從會員身上聽過，同鄉會、商會、中資機構、政協、中聯辦，打電話或直接拿一疊授權票，請他們常用的律師簽。翻看歷史，律師會上次啟動特別會員大會，已是二○○四年的事，當中要求罷免會長的議案最後被否決，而過往律師會的動議，不少結果都受授權票左右。
會員忍無可忍
任建峰說，他一直是個息事寧人的人，在去年開始對林新強不滿時，只寫投訴信、發動聯署，即使今次蒐集簽名開大會，最初也只不過希望借此施加壓力，看看會長有什麼回應才決定是否召開會議，結果卻是交簽名給任建峰的會員忍無可忍，「他們說，我畀簽名你，就係要開呢個會，一定唔可以放過佢」。律師對會長的不滿，原來早就超越任建峰所想像——去年十月，林新強以會長身分與傳媒茶敘，不點名批評佔中，指社會上有很多人「濫用公義為名，逢事必反」。其後，很多會員就此向律師會和會長投訴，認為會長的言論涉及政治範疇，「一向以來，律師會就社會議題，只評論法律的部分，例如以後有人問前會長葉禮德如何看佔中，他都只說不鼓勵違法，記者再追問個人看法，葉禮德說，我沒有個人看法」。可是投訴全都石沉大海。任建峰當時曾想發動聯署表達不滿，卻因為過程太耗人力物力而擱置。「問題是我們這行的人，格外斟酌文字，你可以想像，即使聯署只有十幾人，這份聯署要畀這十幾個律師睇，已經可以拖幾個星期，人人都有意見，一個話唔好鬧佢呢樣，一個又話要鬧埋佢第二樣……」
那一夜，看見曙光
至今年五月，律師會發表對於政改的意見書，會長拒絕回答英文台記者的問題，還着記者把他先前的回應翻譯。不少律師，尤其外籍或在外國讀書回港的律師，認為這對於他們的專業是一種踐踏，對此感到非常憤怒，「對他們來說，或許比對中央在白皮書中的言論更憤怒」。於是，一個月後，在林新強指白皮書無影響司法獨立、「共產黨好偉大」言論後，民怨一觸即發。「我常說，立場、背景是什麼，不是問題，問題是會長這個身分，不應該評論政治問題。二來，他這次是違反了程序」。林新強發表對白皮書的意見時，律師會負責草擬這次意見的憲制及人權事務委員會，其實剛把意見草稿遞交理事會審批，但審批未完，會長就率先發表意見，而意見內容與意見書根本不一樣。最後，林新強下台，任建峰一夜之間成了英雄，事件觸動整個香港。那一夜，很多人說在陰霾中看到了曙光。
動議不信任 客人主動撐
相比起一個月前，他現在算是回復了正常生活，雖然仍馬不停蹄為訪問奔波。那段時間，他「忙到嘔」，一邊蒐集簽名以召開會員特別大會、動議不信任林新強，一邊應付傳媒每天排山倒海的電話。「那幾天是非人生活，全日電話不停響，這幾個月，我一路繼續有接生意的。」任建峰的專業是做民事訴訟，還有替被證監調查的客人辯護，當中不少是金融機構。在預備向林新強提出不信任動議的期間，他怕影響公司、怕得失客人，更已準備若有客人找麻煩，「可以說我是癲的，賴落我度，我唔介意」。結果，直至「革命成功」，林新強下台，他所憂慮的也沒有發生，還有些客人主動說支持。
我的人生，可以寫一部粵語殘片
巔峰的時候，他最早試過清晨五時就上班，直至晚上八時多回家，「不想太夜走，我仲想見吓我媽，見吓我個仔」。任建峰起初在一間國際大律師行工作，「在倫敦上晒course、考埋試，準備好做partner」，但因為三歲兒子的一句話，他決定轉職中型機構，以為工作量可以少一點，換來多點與家人相聚的時間。「兒子說，成日見唔到爹爹，你走，我不要你。」諷刺的是，這個夏天，竟然比往時的日子更瘋狂更誇張。而在最忙亂的兩個月，任建峰患有肺癌的媽媽先後入院兩次，「因為受不住化療，第一次還好，發生在周末，第二次是半夜三點坐十字車陪她入醫院。對，無得瞓」。
後父鼓勵讀上去
雖然身心俱疲，但任建峰認為都是值得的。抗爭如是，照顧母親亦如是。他自小與母親相依為命，「我的人生，可以寫一部粵語殘片」。母親和父親與彼此共兩次結婚、兩次離婚，「第一次離婚，是我爸說要去澳洲工作，那時他身邊已常有女性出現，媽覺得反正你要離開，就索性離婚吧」。後來，父親央求母親回心轉意，只是母子搬到澳洲後，老闆挾帶私逃，父親成了替死鬼，身陷囹圄，財產被充公。當時的任建峰剛過十歲，「我在香港頭十年，是中產，去了澳洲就乜都無晒，是個草根的番書仔。人們睇我哋好風光，住大屋，但其實間屋二按了給澳洲的法援署，換錢打官司。媽在澳洲車站賣donuts、在貨倉執鞋，在那裏遇上我現在的後父」。當時不少親戚都勸任母別讓任建峰讀太多書，讓他早點出來工作賺錢養家，但他的後父鼓勵他讀上去，「後父雖然也做貨倉，但很有文采，年少時入了好學校，卻因為草根，被人冷諷他扮有學識讀咁多書，最後十多歲就輟學了」。
回流做律師 關注政改人權
任建峰一直是高材生，因為成績好，學校見他家境不好，免他交學費；讀碩士，學校給他十萬澳幣獎學金。畢業後，他見香港有機遇，就回流做律師，○二年實習時，曾與戴耀廷一同在英國學術期刊發表關於憲制問題的文章。○五年開始，當起律師會憲制及人權事務委員會的委員，在政制改革和人權的問題上是個積極分子，律師會發表的幾份關於政改的意見書，以及成為林新強下台導火線、就白皮書發表的意見書，任建峰也是草擬者之一。
司法獨立 是不受限
六月中，國務院新聞辦公室發表《「一國兩制」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踐》白皮書，把法官和司法人員歸納為「治港者」，要維護國家安全，愛國是「基本政治要求」。任建峰當時覺得玩完了，「原來有很多東西應承咗，係唔會兌現的」。他說，白皮書一方面說司法獨立，另一方面法官要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裏面所說的司法獨立，其實是很新加坡式的司法獨立，不過是新加坡近年逐漸開放之前的做法。在新加坡，一些普通商業案、只牽涉金錢的，沒有問題，甚至判案是有質素的。但不少國際人權組織，多年來一直呼籲新加坡政府不要利用誹謗、民事訴訟，把批評政府的人告到破產。」新加坡在獨立初期，像其他前英聯邦國家一樣，法律案件可以上訴至英國樞密院，「但七、八○年代，試過有幾單這種誹謗案，被樞密院判上訴得直後，新加坡就停了這個機制」。他說，就是因為新加坡想改變，逐漸開放，這種誹謗的個案也減少了。投資環境好了，金融機構也逐漸進駐新加坡。近年香港人喜歡說要學新加坡，但學來的卻其實是連新加坡也想擺脫的司法獨立模式？「司法獨立，是一套完整的概念，《基本法》都無話司法獨立淨係去到呢個位就停，其他嘢就無司法獨立。若法律是清楚的，若結果會令政府破產，你都要咁樣判。法律就是這樣。」
立場已不大鮮明
在白皮書未出現前幾個月，任建峰其實已開始感到山雨欲來。在憲制及人權事務委員會近十年光景，近來他所看到的是，不少他們一直守住的原則，開始有人嘗試模糊掉。今年三月，委員會草擬了一份政改意見書，遞交理事會審批再發表，「具體內容不方便透露，大抵都是重申既有立場」。可是幾星期後，律師會秘書處給他們一份「另類意見書」，請委員會評論，來源不明，內裏的既有立場變得模糊。「我們據理力爭了一番，最後把五月發表的立場，回到當初草擬的。」可是這已夠讓人擔憂。「今次守得出龍門，將來守得幾多次？」任建峰說，過往無論○七年抑或一○年的政改意見書，律師會的立場也很鮮明，提出提委會的組成應由民選區議員和民選立法會議員組成，不能有功能組別。但兩三年前開始，即使委員會內部的立場依然站得很前，立場去到理事會或會長時已不大鮮明，「譬如就遞補機制，當時會長對外說，最好沒有這種機制，但若真的要有，怎樣怎樣的安排會無咁差」。他說，如今，唯有堅守崗位，但可以堅守多久？「只有盡力而為。」
飲水思源 有事更要留守
從北方來的壓力，沒人知道最終香港人是否抵擋得住。經歷今次奇蹟，任建峰對於法律界發展卻是樂觀的。「以往，尤其是殖民地年代，不單是公務員、警察，香港法律界裏，也有不少來港的外籍律師，抱着fail in London try Hong Kong的心態，在英國撈唔掂，就來香港碰碰運。但香港逐漸發展成國際金融中心，吸引很多好top的律師來，這十年八年，有幾個在倫敦好有名的御用大律師，放下英國的所有，來香港開檔。年輕一代，不論事務律師或大狀，港大中大的精英，或者牛津劍橋、哈佛耶魯，最top的學生，是希望來香港工作的。當中他們對於核心價值、對於法制應該是怎樣，原來有很多意見，好有衝勁，好想捍衛。」他最擔憂的，是大環境的轉變，讓人心也變。
香港很多律師有外國護照，要走的話很容易，於是他最近常做的，是勸人唔好走。「我們這種番書仔，回來香港，很多時是來攞機會，當香港是金舖般打劫，有時可能拿走了本地土生土長的就業機會。一個畀你攞走咁多嘢嘅地方，一見到唔妥就話走，這是否一個負責任的行為？如果讀過吓書、有點專業技能的人，個個都走晒，無得走的那些人怎辦？」
後記
道德良心不熄滅
白皮書過後，普選草案出爐，大局即將有變化。我問任建峰，此時此刻，有什麼想法？他大笑，說除了粗口以外，給我四個字﹕凡事盼望。本是天主教徒的他說，這出自聖保祿致格林多人前書，若看回歷史，當時教徒被古羅馬打壓廝殺，但最後，天主教還成了國教。「現在，無論結果會是如何，整件事情的過程也帶出了好多有心人，被迫袋住先也好，我們只有繼續幻想也好，人的道德良心，是不會熄滅的。」
文 陳嘉文
圖 胡景禧
編輯 蔡曉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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