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0831-安裕周記：一九六九年的國家安全
安裕周記：一九六九年的國家安全
8:38 31/8/2014
【明報專訊】方志恒〈這是一個時代的終結〉幾百字的短文閱讀出是無盡的失望，溫和得根本不可能與「激進」二字扯上關係的學者目睹一個曾經被寄予希望的時代在沒有希望之中成為過去，當中的心情可想而知。我不認識方先生，間中在報端讀到他的文章，只是覺得香港的知識分子裏有着這樣的溫和派很是正常——以英國比喻，這類中間偏左的讀書人應該是腋下夾着《衛報》擠地鐵的那一群，要看熱刺的那一種人，而不是《晨星報》的激進左派。可是，當這群在政治光譜被編列「溫和」的中生代如此失落，香港也實在太過辜負這批知識分子了。
政改框架今天拍板，李飛明天來港講析內容，這樣的安排可以猜到十之八九人大常委會決議將是什麼回事。我無法預估香港社會如何反應，是馬上發動佔領中環，抑或沉沉然昏昏欲睡，然而可以早在今天就得出的結論是，八十年代初在萬家燈火的港九新界對未來懷抱着不確定但充滿自信的香港巿民，總有一些會如方先生或我那樣不忿。說好了的「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呢？我想起了停刊多年的國民黨在港機關報《香港時報》八十年代揶揄回歸之詞：「港人自講」，而不是港人治港。
政改拉倒的機會很高，李飛與陳佐洱都說了誰要負上拉倒的責任這些話。這些是中共慣用語，責任在彼不在我，韓戰年間在開城的和平談判，談了又打打了又談，瀕臨拉倒時中朝的談判代表多會拋出這句話。其實這些話聽慣了就沒什麼，因為談判桌另一端有的是時間，慢慢的磨，一段一段的磨下去。聽過有一個說法﹕中共談判代表黃華每次開會都大數美方不是，有一次把美國佬鬧怵了，那人起身就走，黃華一愣，大聲叫「你給我回來」。我是在上課時聽過這樣說，那是研讀一九六九年中美華沙密談的題外話。
香港未來的行政長官候選人或參選人的政治要求是「愛國愛港」，這一點從儀式層次而言，就職宣誓時的那段誓辭也可以達至這兩個要求。不過，當說到「愛國愛港」是與國家安全有直接關係，這就很容易令人提出一個問題：香港的選舉與國家安全有何干係？從地緣政治而言，如果說北京巿長與國家安全有關還說得過去，或者保定石家莊張家口巿長也和國家安全有關興許有人信服。前者是首都，中共政治倫理之下，其要求應該不太一樣；保定等三巿則是拱衛北京大門，外來軍隊要進入北京或外圍，這三巿是緊扼要塞的險峻之地。因此解放軍戰力最強的三十八軍屯於保定，二十七軍駐紮石家莊，張家口是坦克部隊集結要衝。至於香港，是用來防止南海事變抑或用以掣肘台灣南部，是更深層次的戰略考慮而不得告之？
國安險境 香港未動一條汗毛
當然，有人爭論國家安全是抽象的，尤其是二十一世紀的當下，電腦超限戰無遠弗屆。這點無人可以辯駁，只是當無遠弗屆得可以無處不在，為何會選在香港興兵，這是一個大大的問號。睽諸歷史，中共建政後多次身陷國家安全險境，卻從未動過香港一條汗毛，東江之水越山來，豆豉鯪魚日日到，中間沒停半天。中共建政之後，涉及國家安全的威脅主要來自美蘇台印，今天擠進這張名單的日本越南菲律賓那年遠遠給甩在後頭。四地之中，犖犖大者當是美蘇兩霸，最危險的一次不是五十年代的韓戰，而是一九六九年的珍寶島衝突，那次中蘇與核子大戰擦身而過；一九六九年的香港，則是幾百萬人經歷左派六七暴動後的休養生息日子太平年。
一九六九年解放軍在珍寶島與蘇聯大幹一場，以高射炮平射打垮蘇軍的T六二坦克。蘇聯不是省油之燈，今年六月，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教授牛軍撰文說：「歷史上俄羅斯是一個封建性帝國主義國家，極具侵略性並很野蠻」；珍寶島失利之後，蘇聯人「極具侵略性並很野蠻」本質曝現，從與北約美軍對峙的西線戰區調動大量部隊到中蘇及中蒙邊境，人數最多時，單是兵員便有一百五十六萬人。那時解放軍四百萬人，可是蘇聯是滿員機械化師團，每師一萬七千五百人，戰力遠在解放軍之上，而且蘇聯的謀略遠不在此。
美國《紐約時報》記者索利茲伯里（Harrison Salisbury）在一九六九年出版的著作The Coming War Between Russia and China（《即將爆發的中蘇大戰》）說，蘇聯的盤算是一下子剷滅了中共的全部核武力量，對新疆羅布泊的核武基地進行先發制人的手術式核打擊。索利茲伯里是極負盛名的亞洲事務記者，與中共高層關係始於早年，八十年代他寫過一部The Long March: The Untold Story（《長征：前所未知的事》），可見關係匪淺。他在《即將爆發的中蘇大戰》透露，蘇聯打算從西伯利亞及蒙古向中國的核設施及多個工業城巿發動核攻擊，「蘇聯相信，狂攻之下，中共兩周之內便會投降」（The USSR believes that such attack would force China surrender within two weeks）。索利茲伯里在書中說，面對如此巨大的戰爭壓力，中共的想法是「就算是核戰死三億人，但還有五六億可以在徒手搏鬥中打敗蘇聯人」。
蘇聯突襲 中共高官疏散
索利茲伯里在撰寫這部書的時候，應該不知道中共在核戰前夕的部署。林彪作為當時中共中央軍委負責人，發出「一號手令」，把中共中央政治局以上的高級幹部撤離北京，防止蘇聯對首都突襲，於是毛澤東去了武漢，林彪轉到蘇州，葉劍英撤去湖南，鄧小平南下江西。文化大革命之後，有一種說法是林彪藉「一號手令」把老幹部送走，但事實上「一號手令」是毛澤東及政治局同意的結果。當時中共有一說法，中蘇雙方在這一時期，包括軍人及後援相關機關人員調動，達到一億五千萬人；當時中共全國大挖防空洞，口號「深挖洞，廣積糧」，「備戰，備荒，為人民」，便是出於嚴峻的戰爭氛圍。英國《每日電訊報》記者奧茲邦（Andrew Osborn）及科斯塔（Peter Forster）二○一○年五月的一篇報道透露，核彈當時差點就落在中國大陸頭上。
這篇報道說，根據調查，蘇聯在一九六九年十月通過多種渠道，向美國暗示可能要對中共實施手術式核攻擊，要求美國保持中立。美國總統尼克遜那時仍未開展與中共的交往，但他從美國利益角度考慮、又為駐紮在東北亞的二萬五千美兵生死琢磨後，向蘇方表示切不可如此。當年十月十五日，時任蘇聯總理柯西金及駐美大使杜布里寧，同一天向當時的蘇聯最高領導人勃列日湼夫報告，「美國認為一旦蘇聯向中共發動核攻擊，將被視為第三次世界大戰爆發。美國佬出賣了我們」（if China suffers a nuclear attack, the Americans will deem it as a start of the third world war. The Americans have betrayed us）。柯西金還捎回一個信息，一旦開打，美國將向蘇聯一百三十個城巿發射核彈（loosing nuclear misslies at 130 Soviets cities）。美國果然是老奸巨滑帝國主義國家，見縫插針，既吃且拿，蘇聯夾在中間動彈不得；之後，美國官員更對美聯社記者以匿名方式透露蘇聯有突襲中國的計劃。事到如此，蘇聯吃了一記悶棍，中共則在國家安全危機裏僥倖脫身而回。毛澤東的「蘇修亡我之心不死」由此天下揚名，鄧小平掌權之後對蘇聯恨之入骨，一九九九年美國國務院檔案解密，七十年代初美國國家安全顧問基辛格的對華談判內容曝光，美方形容毛澤東及鄧小平對蘇聯「輕蔑到了鄙視程度」。一九七八年，中國及日本簽署《中日友好和平條約》，核心不是中日友好，而是一九七五年以來中共一直堅持的「反霸條款」，即中日共同反蘇。日本則不欲開罪北極熊，老鄧堅持不讓，最後日方就範。
毛澤東鄧小平的反蘇情結
同一時間，中共與美國的秘密會談也在進行。一九五五年至一九七○年，中美之間先後在瑞士日內瓦及波蘭華沙總共進行一百三十六次大使級會談，第七十四次之後在華沙舉行，外交史一般稱華沙密談。中蘇爆發衝突後，會談加速進行，所談內容不限於人員往來的民間關係，而且更為深遠的兩國戰略認識。美國已由甘迺迪年代計劃突襲羅布泊核基地，轉為尼克遜向蘇聯放出「若攻中共，美國不惜一戰」的狠話，中美蘇大三角由此成形。一九七一年，中共已有把握加入聯合國，基辛格則在北京笑稱「要再等一年」。這時美國動作上仍有向台灣交代的成分，作勢阻擋中共入聯，但大勢已不可擋，就在基辛格「再等一年」話音剛落之際，台灣被擯出局，喬冠華率領身穿解放裝的中共幹部踏入紐約聯合國總部。當時美國駐聯合國大使是後來於一九八九年當上總統的老布殊，他作狀在總部行人過道「聊天」，待喬冠華經過時伸出右手一握，關係大定。
今天中共在香港普選一事言必「國家安全」，具體究竟是指懼於外力介入香港，變成外國侵華橋頭堡；抑或是怕選出一個要求平反六四的特首，這些都不得而知。然而必須指出的是，今天的中共並不是一九六九年的中共，經濟國防都遠勝於當年準備靠人民戰爭與老毛子拚一場的舊日。一九六九的深秋是八億國人生死一刻的關鍵，可那時香港巋然不動，在英國殖民地主義者旗下過着中共極左思潮退卻後的平穩日子，不多久就有北方來客告知英方，國民黨特務匿在那條街那一層，大舉去剿便是；有一次是把一名姓何的華裔蘇聯特務在跑馬地拘捕，解回海參崴，惹得警方政治部自嘲「廉價特務」。恐怕，這便是近半世紀以來最貼近香港社會的「國家安全」議題。
北方來客助港英擒蘇諜
即便是最動盪政治年代也是如此，難以讓人明白的是，今天「國家安全」到底是牽涉誰，是美帝國主義抑日本軍國主義，這些在中共的史書裏俱是手下敗將——但實際上，中共與美國的鬥而不破，早在朱鎔基年代成為兩國關係模式，中美相爭不相打，如此氣候之下，日本只是小菜一碟，其實中日也不是要馬上戰爭，兩國的「非官方往來」近期頻繁，福田康夫去北京唐家璇到日本，總勝於珍寶島衝突之後中蘇劍拔弩張，柯西金過境北京在機場與周恩來趕談一次。如今中俄是勾肩搭背，中美中日雖緊張但不致開戰，越南菲律賓看風駛舵，那到底是怕誰，該不是怕早已不成氣候的台灣國民黨政權了吧？
文×安 裕
編輯 馮少榮
8:38 31/8/2014
【明報專訊】方志恒〈這是一個時代的終結〉幾百字的短文閱讀出是無盡的失望，溫和得根本不可能與「激進」二字扯上關係的學者目睹一個曾經被寄予希望的時代在沒有希望之中成為過去，當中的心情可想而知。我不認識方先生，間中在報端讀到他的文章，只是覺得香港的知識分子裏有着這樣的溫和派很是正常——以英國比喻，這類中間偏左的讀書人應該是腋下夾着《衛報》擠地鐵的那一群，要看熱刺的那一種人，而不是《晨星報》的激進左派。可是，當這群在政治光譜被編列「溫和」的中生代如此失落，香港也實在太過辜負這批知識分子了。
政改框架今天拍板，李飛明天來港講析內容，這樣的安排可以猜到十之八九人大常委會決議將是什麼回事。我無法預估香港社會如何反應，是馬上發動佔領中環，抑或沉沉然昏昏欲睡，然而可以早在今天就得出的結論是，八十年代初在萬家燈火的港九新界對未來懷抱着不確定但充滿自信的香港巿民，總有一些會如方先生或我那樣不忿。說好了的「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呢？我想起了停刊多年的國民黨在港機關報《香港時報》八十年代揶揄回歸之詞：「港人自講」，而不是港人治港。
政改拉倒的機會很高，李飛與陳佐洱都說了誰要負上拉倒的責任這些話。這些是中共慣用語，責任在彼不在我，韓戰年間在開城的和平談判，談了又打打了又談，瀕臨拉倒時中朝的談判代表多會拋出這句話。其實這些話聽慣了就沒什麼，因為談判桌另一端有的是時間，慢慢的磨，一段一段的磨下去。聽過有一個說法﹕中共談判代表黃華每次開會都大數美方不是，有一次把美國佬鬧怵了，那人起身就走，黃華一愣，大聲叫「你給我回來」。我是在上課時聽過這樣說，那是研讀一九六九年中美華沙密談的題外話。
香港未來的行政長官候選人或參選人的政治要求是「愛國愛港」，這一點從儀式層次而言，就職宣誓時的那段誓辭也可以達至這兩個要求。不過，當說到「愛國愛港」是與國家安全有直接關係，這就很容易令人提出一個問題：香港的選舉與國家安全有何干係？從地緣政治而言，如果說北京巿長與國家安全有關還說得過去，或者保定石家莊張家口巿長也和國家安全有關興許有人信服。前者是首都，中共政治倫理之下，其要求應該不太一樣；保定等三巿則是拱衛北京大門，外來軍隊要進入北京或外圍，這三巿是緊扼要塞的險峻之地。因此解放軍戰力最強的三十八軍屯於保定，二十七軍駐紮石家莊，張家口是坦克部隊集結要衝。至於香港，是用來防止南海事變抑或用以掣肘台灣南部，是更深層次的戰略考慮而不得告之？
國安險境 香港未動一條汗毛
當然，有人爭論國家安全是抽象的，尤其是二十一世紀的當下，電腦超限戰無遠弗屆。這點無人可以辯駁，只是當無遠弗屆得可以無處不在，為何會選在香港興兵，這是一個大大的問號。睽諸歷史，中共建政後多次身陷國家安全險境，卻從未動過香港一條汗毛，東江之水越山來，豆豉鯪魚日日到，中間沒停半天。中共建政之後，涉及國家安全的威脅主要來自美蘇台印，今天擠進這張名單的日本越南菲律賓那年遠遠給甩在後頭。四地之中，犖犖大者當是美蘇兩霸，最危險的一次不是五十年代的韓戰，而是一九六九年的珍寶島衝突，那次中蘇與核子大戰擦身而過；一九六九年的香港，則是幾百萬人經歷左派六七暴動後的休養生息日子太平年。
一九六九年解放軍在珍寶島與蘇聯大幹一場，以高射炮平射打垮蘇軍的T六二坦克。蘇聯不是省油之燈，今年六月，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教授牛軍撰文說：「歷史上俄羅斯是一個封建性帝國主義國家，極具侵略性並很野蠻」；珍寶島失利之後，蘇聯人「極具侵略性並很野蠻」本質曝現，從與北約美軍對峙的西線戰區調動大量部隊到中蘇及中蒙邊境，人數最多時，單是兵員便有一百五十六萬人。那時解放軍四百萬人，可是蘇聯是滿員機械化師團，每師一萬七千五百人，戰力遠在解放軍之上，而且蘇聯的謀略遠不在此。
美國《紐約時報》記者索利茲伯里（Harrison Salisbury）在一九六九年出版的著作The Coming War Between Russia and China（《即將爆發的中蘇大戰》）說，蘇聯的盤算是一下子剷滅了中共的全部核武力量，對新疆羅布泊的核武基地進行先發制人的手術式核打擊。索利茲伯里是極負盛名的亞洲事務記者，與中共高層關係始於早年，八十年代他寫過一部The Long March: The Untold Story（《長征：前所未知的事》），可見關係匪淺。他在《即將爆發的中蘇大戰》透露，蘇聯打算從西伯利亞及蒙古向中國的核設施及多個工業城巿發動核攻擊，「蘇聯相信，狂攻之下，中共兩周之內便會投降」（The USSR believes that such attack would force China surrender within two weeks）。索利茲伯里在書中說，面對如此巨大的戰爭壓力，中共的想法是「就算是核戰死三億人，但還有五六億可以在徒手搏鬥中打敗蘇聯人」。
蘇聯突襲 中共高官疏散
索利茲伯里在撰寫這部書的時候，應該不知道中共在核戰前夕的部署。林彪作為當時中共中央軍委負責人，發出「一號手令」，把中共中央政治局以上的高級幹部撤離北京，防止蘇聯對首都突襲，於是毛澤東去了武漢，林彪轉到蘇州，葉劍英撤去湖南，鄧小平南下江西。文化大革命之後，有一種說法是林彪藉「一號手令」把老幹部送走，但事實上「一號手令」是毛澤東及政治局同意的結果。當時中共有一說法，中蘇雙方在這一時期，包括軍人及後援相關機關人員調動，達到一億五千萬人；當時中共全國大挖防空洞，口號「深挖洞，廣積糧」，「備戰，備荒，為人民」，便是出於嚴峻的戰爭氛圍。英國《每日電訊報》記者奧茲邦（Andrew Osborn）及科斯塔（Peter Forster）二○一○年五月的一篇報道透露，核彈當時差點就落在中國大陸頭上。
這篇報道說，根據調查，蘇聯在一九六九年十月通過多種渠道，向美國暗示可能要對中共實施手術式核攻擊，要求美國保持中立。美國總統尼克遜那時仍未開展與中共的交往，但他從美國利益角度考慮、又為駐紮在東北亞的二萬五千美兵生死琢磨後，向蘇方表示切不可如此。當年十月十五日，時任蘇聯總理柯西金及駐美大使杜布里寧，同一天向當時的蘇聯最高領導人勃列日湼夫報告，「美國認為一旦蘇聯向中共發動核攻擊，將被視為第三次世界大戰爆發。美國佬出賣了我們」（if China suffers a nuclear attack, the Americans will deem it as a start of the third world war. The Americans have betrayed us）。柯西金還捎回一個信息，一旦開打，美國將向蘇聯一百三十個城巿發射核彈（loosing nuclear misslies at 130 Soviets cities）。美國果然是老奸巨滑帝國主義國家，見縫插針，既吃且拿，蘇聯夾在中間動彈不得；之後，美國官員更對美聯社記者以匿名方式透露蘇聯有突襲中國的計劃。事到如此，蘇聯吃了一記悶棍，中共則在國家安全危機裏僥倖脫身而回。毛澤東的「蘇修亡我之心不死」由此天下揚名，鄧小平掌權之後對蘇聯恨之入骨，一九九九年美國國務院檔案解密，七十年代初美國國家安全顧問基辛格的對華談判內容曝光，美方形容毛澤東及鄧小平對蘇聯「輕蔑到了鄙視程度」。一九七八年，中國及日本簽署《中日友好和平條約》，核心不是中日友好，而是一九七五年以來中共一直堅持的「反霸條款」，即中日共同反蘇。日本則不欲開罪北極熊，老鄧堅持不讓，最後日方就範。
毛澤東鄧小平的反蘇情結
同一時間，中共與美國的秘密會談也在進行。一九五五年至一九七○年，中美之間先後在瑞士日內瓦及波蘭華沙總共進行一百三十六次大使級會談，第七十四次之後在華沙舉行，外交史一般稱華沙密談。中蘇爆發衝突後，會談加速進行，所談內容不限於人員往來的民間關係，而且更為深遠的兩國戰略認識。美國已由甘迺迪年代計劃突襲羅布泊核基地，轉為尼克遜向蘇聯放出「若攻中共，美國不惜一戰」的狠話，中美蘇大三角由此成形。一九七一年，中共已有把握加入聯合國，基辛格則在北京笑稱「要再等一年」。這時美國動作上仍有向台灣交代的成分，作勢阻擋中共入聯，但大勢已不可擋，就在基辛格「再等一年」話音剛落之際，台灣被擯出局，喬冠華率領身穿解放裝的中共幹部踏入紐約聯合國總部。當時美國駐聯合國大使是後來於一九八九年當上總統的老布殊，他作狀在總部行人過道「聊天」，待喬冠華經過時伸出右手一握，關係大定。
今天中共在香港普選一事言必「國家安全」，具體究竟是指懼於外力介入香港，變成外國侵華橋頭堡；抑或是怕選出一個要求平反六四的特首，這些都不得而知。然而必須指出的是，今天的中共並不是一九六九年的中共，經濟國防都遠勝於當年準備靠人民戰爭與老毛子拚一場的舊日。一九六九的深秋是八億國人生死一刻的關鍵，可那時香港巋然不動，在英國殖民地主義者旗下過着中共極左思潮退卻後的平穩日子，不多久就有北方來客告知英方，國民黨特務匿在那條街那一層，大舉去剿便是；有一次是把一名姓何的華裔蘇聯特務在跑馬地拘捕，解回海參崴，惹得警方政治部自嘲「廉價特務」。恐怕，這便是近半世紀以來最貼近香港社會的「國家安全」議題。
北方來客助港英擒蘇諜
即便是最動盪政治年代也是如此，難以讓人明白的是，今天「國家安全」到底是牽涉誰，是美帝國主義抑日本軍國主義，這些在中共的史書裏俱是手下敗將——但實際上，中共與美國的鬥而不破，早在朱鎔基年代成為兩國關係模式，中美相爭不相打，如此氣候之下，日本只是小菜一碟，其實中日也不是要馬上戰爭，兩國的「非官方往來」近期頻繁，福田康夫去北京唐家璇到日本，總勝於珍寶島衝突之後中蘇劍拔弩張，柯西金過境北京在機場與周恩來趕談一次。如今中俄是勾肩搭背，中美中日雖緊張但不致開戰，越南菲律賓看風駛舵，那到底是怕誰，該不是怕早已不成氣候的台灣國民黨政權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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