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0927-李怡：民主意識從不需要發展到急需要
蘋論：民主意識從不需要發展到急需要
6:51 27/9/2014
在普選爭議上，中共港共高官及為中共辯護的人士，其論述水平之低，不但毫無說服力，更徒然惹市民反感。在這種論述指導下的反佔中、舉報等行動，在社會上產生反效果，以致近日港大民調顯示：市民對中央、對特區政府、對一國兩制的信任度大幅下降。
中共辯護士最常見的說法，是港英時代100多年都沒有給香港民主，回歸後有了民主循序漸進，為甚麼還要反對？反對者的示威抗爭目的何在？示威拿港英時代的香港旗出來，難道當年的港督是香港人揀的嗎？甚至有人在筆者文章的網頁留言質問：港英時代你曾經像現在那樣寫文章爭取民主嗎？
其實中共掌權者應該反躬自問：為甚麼港英時代沒有民主，市民對毫無認識的英國派來的港督的管治大體滿意，而回歸後有了一些選舉，卻引發越來越多的不滿？中共實應深刻檢討，而不是諉過於反對者和香港、國際的批評者。
回歸前香港人對英國派來的最高治港者沒有置喙餘地，這是事實。在中英就香港前途談判前，即1982年前，香港人也從來沒有要求過民主。因為民主跟市民的生活沒有直接關係，每天看到大陸的無法無天，也看到台灣一黨獨大之下人民缺乏法律保障，大部份避秦來港的市民，對於在香港享有公平公正的法律權利，和在法律保護下的自由與平等機會，已感滿意。對那個時代的香港人來說民主太奢侈了。我們看到許多民主國家，不是在選舉時互潑髒水，就是為了民主程序影響效率，又或者為討好選民大派福利，繁榮發展反而不及缺乏民主的四小龍。當時最有影響力的政論兩支筆，一是《明報》查良鏞，他不主張民主，認為自由＋法治就等於繁榮＋穩定；另一是《信報》林行止，力主「經濟不可免費午餐，政治不可一人一票」。這些主張，實際上都反映了廣大市民的心聲。
香港前途談判塵埃落定，中共開始起草《基本法》，草委查良鏞在《明報》撰文力主香港有法治自由就足夠，民主可有可無。筆者當時在《信報》連續撰文，表示法治自由要靠民主制度保障。香港雖無民主，但香港的宗主國英國卻是民主國家。英國的民主制度，保障了香港的自由和法治。派來的港督不能濫權，如果港督執政中有違背自由法治原則的行為，英國執政黨必受英國國會和輿論的嚴厲批評。香港市民能長期享有自由和法治，是拜英國民主制度的保障所賜。回歸後，香港的宗主國從一個民主法治國家轉到一個專權人治國家，要繼續保護香港的自由法治，只能在香港建立起民主制度。
二戰後，港督楊慕琦曾試圖在香港推行政治改革，計劃成立民選市議會下放政府權力，但礙於市民反應冷淡也得不到中國當局祝福，民選計劃沒有實現。1979年港督麥理浩與鄧小平會見時，獲鄧告知中共要收回香港主權。隨後在1980年，港英即推出區議會的地方選舉計劃。但就如同之前的市政局選舉一樣，市民不太關心。到1987年，回歸有期而香港市民的民主意識有所提升，於是港英擬在1988年實行立法會部份議席直選，雖獲市民廣泛支持，但中共發動左派團體及喉舌全力反對，新華社社長許家屯更公開喊停，以致直選擱置。彭定康上場，力推政改，並把功能組別的公司票改為個人票，使民主程度擴大，為此與中共談判鬧翻，彭定康被魯平誣為「千古罪人」。從中英談判開始至英國撤離前，英國都知道必須在香港建立民主制度以保障香港的自由法治，而中共則基於極權政治的本質一直反對。這過程都有當時的新聞報道作佐證。
回歸後，中共政治上的絕對權力加上經濟上權貴資本主義興起，貪污腐敗越演越烈，專權政治和腐敗經濟對香港的侵蝕，動搖了香港原有的自由法治的社會基礎，固有的核心價值瀕於崩解。回歸初期，香港人普遍還未認識到專權中國實無法包容香港的自由法治，直至2003年23條立法爭議，港人才普遍覺醒，50萬人遊行發出「還政於民」的呼聲。在喚起香港市民民主意識的同時，也警醒了極權的中共，感到它的絕對權力受挑戰，從此改變對「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承諾。從03年開始，一路走來，是香港人要建立保障自由法治的民主體制，與中共專權政治不斷強化對香港的控制，兩者矛盾的激烈化與表面化。
30多年的變化，是香港人對民主從不需要而發展到急需要的歷程，根本原因，就是香港的宗主國從民主法治國家轉為專制人治國家的改變，這改變使香港文明趨淪落，也使香港人為捍衞自由法治而民主奮起。最壞的時代，也是最好的時代，就是今日香港的寫照。
李怡
6:51 27/9/2014
在普選爭議上，中共港共高官及為中共辯護的人士，其論述水平之低，不但毫無說服力，更徒然惹市民反感。在這種論述指導下的反佔中、舉報等行動，在社會上產生反效果，以致近日港大民調顯示：市民對中央、對特區政府、對一國兩制的信任度大幅下降。
中共辯護士最常見的說法，是港英時代100多年都沒有給香港民主，回歸後有了民主循序漸進，為甚麼還要反對？反對者的示威抗爭目的何在？示威拿港英時代的香港旗出來，難道當年的港督是香港人揀的嗎？甚至有人在筆者文章的網頁留言質問：港英時代你曾經像現在那樣寫文章爭取民主嗎？
其實中共掌權者應該反躬自問：為甚麼港英時代沒有民主，市民對毫無認識的英國派來的港督的管治大體滿意，而回歸後有了一些選舉，卻引發越來越多的不滿？中共實應深刻檢討，而不是諉過於反對者和香港、國際的批評者。
回歸前香港人對英國派來的最高治港者沒有置喙餘地，這是事實。在中英就香港前途談判前，即1982年前，香港人也從來沒有要求過民主。因為民主跟市民的生活沒有直接關係，每天看到大陸的無法無天，也看到台灣一黨獨大之下人民缺乏法律保障，大部份避秦來港的市民，對於在香港享有公平公正的法律權利，和在法律保護下的自由與平等機會，已感滿意。對那個時代的香港人來說民主太奢侈了。我們看到許多民主國家，不是在選舉時互潑髒水，就是為了民主程序影響效率，又或者為討好選民大派福利，繁榮發展反而不及缺乏民主的四小龍。當時最有影響力的政論兩支筆，一是《明報》查良鏞，他不主張民主，認為自由＋法治就等於繁榮＋穩定；另一是《信報》林行止，力主「經濟不可免費午餐，政治不可一人一票」。這些主張，實際上都反映了廣大市民的心聲。
香港前途談判塵埃落定，中共開始起草《基本法》，草委查良鏞在《明報》撰文力主香港有法治自由就足夠，民主可有可無。筆者當時在《信報》連續撰文，表示法治自由要靠民主制度保障。香港雖無民主，但香港的宗主國英國卻是民主國家。英國的民主制度，保障了香港的自由和法治。派來的港督不能濫權，如果港督執政中有違背自由法治原則的行為，英國執政黨必受英國國會和輿論的嚴厲批評。香港市民能長期享有自由和法治，是拜英國民主制度的保障所賜。回歸後，香港的宗主國從一個民主法治國家轉到一個專權人治國家，要繼續保護香港的自由法治，只能在香港建立起民主制度。
二戰後，港督楊慕琦曾試圖在香港推行政治改革，計劃成立民選市議會下放政府權力，但礙於市民反應冷淡也得不到中國當局祝福，民選計劃沒有實現。1979年港督麥理浩與鄧小平會見時，獲鄧告知中共要收回香港主權。隨後在1980年，港英即推出區議會的地方選舉計劃。但就如同之前的市政局選舉一樣，市民不太關心。到1987年，回歸有期而香港市民的民主意識有所提升，於是港英擬在1988年實行立法會部份議席直選，雖獲市民廣泛支持，但中共發動左派團體及喉舌全力反對，新華社社長許家屯更公開喊停，以致直選擱置。彭定康上場，力推政改，並把功能組別的公司票改為個人票，使民主程度擴大，為此與中共談判鬧翻，彭定康被魯平誣為「千古罪人」。從中英談判開始至英國撤離前，英國都知道必須在香港建立民主制度以保障香港的自由法治，而中共則基於極權政治的本質一直反對。這過程都有當時的新聞報道作佐證。
回歸後，中共政治上的絕對權力加上經濟上權貴資本主義興起，貪污腐敗越演越烈，專權政治和腐敗經濟對香港的侵蝕，動搖了香港原有的自由法治的社會基礎，固有的核心價值瀕於崩解。回歸初期，香港人普遍還未認識到專權中國實無法包容香港的自由法治，直至2003年23條立法爭議，港人才普遍覺醒，50萬人遊行發出「還政於民」的呼聲。在喚起香港市民民主意識的同時，也警醒了極權的中共，感到它的絕對權力受挑戰，從此改變對「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承諾。從03年開始，一路走來，是香港人要建立保障自由法治的民主體制，與中共專權政治不斷強化對香港的控制，兩者矛盾的激烈化與表面化。
30多年的變化，是香港人對民主從不需要而發展到急需要的歷程，根本原因，就是香港的宗主國從民主法治國家轉為專制人治國家的改變，這改變使香港文明趨淪落，也使香港人為捍衞自由法治而民主奮起。最壞的時代，也是最好的時代，就是今日香港的寫照。
李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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