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0928-安裕周記：時代
安裕周記：時代
10:27 28/9/2014
1960年6月19日，《日美安保條約》生效當晚，三十三萬日本人包圍國會，但仍無法阻止條約實行。一個月後首相岸信介提出內閣總辭。（網上圖片）
【明報專訊】周六早上怔怔看了幾個鐘頭電視新聞，有直播也有兩三個鐘頭前發生的，周五深夜到周六凌晨的個別片段睡前已經看過。關上電視，站在窗前，望着朝陽初現人迹仍稀的街頭，想起方才看過的新聞片，想到一些歷史事件，雖然不是在香港發生，總覺得它們之間有着某種關連。
Max在臉書貼了三年前的日本電影《革命青春》劇照，這是川本三郎自傳《我愛過的那個時代》的電影版。妻夫木聰演得出色，電影調子極為沉鬱，劇情緩慢推進之下的張力卻大到不得了。那是六十年代末日本學運紀錄，按年份推斷應是第二次反對《日美安保條約》運動。循此想起的是六十年代初第一次反安保條約運動，一九六○年六月五日，五百八十萬日本人民反對安保條約反對美國總統艾森豪威爾到訪，首相岸信介強行通過安保條約後下台。
周六凌晨出現中環街頭的防暴警察，頭盔後端有一塊保護墊。這是曾經天天在電視新聞看到的警察裝備：八十年代南韓學運喧天，總統是軍人出身的全斗煥，漢城街頭經常爆發警察學生衝突，南韓防暴警察頭上便是類似頭盔。我的一個當警察的同學多年前說，香港警方引入類似頭盔時，內部就叫這做「韓國帽」。
閃過腦海的還有一張黑白照片﹕一個學生倒臥血泊，旁邊一個女學生無助嚎哭。這是七十年代美國肯特州立大學的國民警衛軍開槍事件，時維美國學生反越戰最高峰時期。
黑白照片與電視直播平行浮現，四十年間時空交織，在槍棍出鞘與標語四起的瞬間，我們再次來到一個時代的面前。
岸信介和全斗煥在當政年代都是強勢政權，岸信介是自由黨和民主黨合併成自民黨、從此一統天下的政治巨閥，在他後面的是美國。全斗煥當兵時是首都防衛司令和特戰部隊司令，後台也是美國。他們都信膺權力，岸信介信膺絕對國會優勢下的自民黨政權，全斗煥信膺絕對軍警武力之下的獨裁政體。表面上兩人南轅北轍，其實在管治國家這一層次，絕對的軍警武力與絕對的政治權力並無二樣，武力就是政治，政治就是武力，表達形式一模一樣——岸信介以警察機動部隊強力鎮壓反安保條約的學生，全斗煥以軍警槍彈殘酷打壓追求民主的學生。
日韓美的權威政治
日本與南韓六十年代到八十年代的政治操作，是今天中共一些人念茲在茲的新權威主義。在國家形態從舊有體制轉變至民主體制的過程當中，由於出現各種各樣的遲緩狀况而未能馬上轉到民主政體，政治強人及組織會建立權威政治體制，通過高度強制性及行政軍事力量，以遂現所謂的「秩序」。岸信介的權威，是自民黨在日本國會參眾兩院的壓倒優勢，由以貫徹其管治意志；全斗煥則是赤赤裸的以武裝力量管治國政。一九六○年日本反安保條約有近六百萬人參加運動，八十年代的南韓天天都有反政府示威。這一進程卻是極其微妙，日本的是單一議題反對安保條約，南韓則是多議題從反對軍人政權到農民自主運動。數量的變化，折射出在權威統治下反對派的活動空間，不會因為擠壓而偃旗息鼓。
必須指出的是，岸信介也好，全斗煥也好，他們的權威統治到後來同樣面臨社會廣泛的質疑和挑戰，最終失去人民信任，國家機制無法轉動，只有下台一途。岸信介的政治任務是力保《日美安保條約》得到國會確認，一九六○年五月二十日是條約通過限期，五月十九日深夜，岸信介恃着自民黨的議會優勢強行通過條約。按照安排，《日美安保條約》將在國會通過之後三十日自動生效，到了六月十九日條約生效當晚，三十三萬人包圍國會，但仍無法阻止條約實行。不過，岸信介自知從此無法管治日本，一個月後提出內閣總辭，退出政壇。
池田勇人的政治寬容
岸信介退下，自民黨總裁兼首相職務落在通商產業省大臣池田勇人身上。這時的日本充滿不忿及憤懣，池田勇人是著名經濟專家，接任首相前夕，他在家中因着日本的未來陷入沉思，久久不發一言。機要秘書伊藤問他，面對如此局勢，你上台後會如何應對，池田勇人回答說，只有靠經濟政策，讓國民收入增一倍。池田勇人是日本近代經濟騰飛的中樞人物，日本在他任內實現經濟第二次起飛，推出的「國民收入倍增計劃」成了日本戰後最膾炙人口的大計，一九六四年的東京奧運更是池田勇人任內的不朽之作。
同樣強勢的全斗煥政權亦無法在強大的社會反對聲音裏硬撐下去。美國默許南韓軍隊在光州恣意鎮壓學生，駐韓美軍甚至作出軍事調動，以「北韓威脅」作為南韓軍警屠殺的掩飾套詞。光州事件之後，南韓人民構建更加廣袤的反政府網絡，不合作運動癱瘓全斗煥政權的部分運作。漢城奧運舉行前一年的一九八七年，國際奧委會警告，南韓局勢如此下去，可能考慮取消奧運會主辦權。全斗煥至此知道大勢已去，強撐只會讓民族罪人惡名緊隨一生。南韓於是漸次出現民主生機，戰後近四十年的軍人統治傳統瓦解，獨裁政體分崩離析。
美兵殺學生失道德高地
所謂民主大國也有類似慘案，暴力程度與光州特戰部隊屠城不相上下。一九七○年五月四日，美國在學運最高潮時發生軍警槍殺大學生事件，俄亥俄州國民警衛軍向肯特州立大學（Kent State University）學生開槍，十三秒內，以自動步槍、點四五口徑手槍以及霰彈槍連開六十七槍，當場打死四人打傷九人，其中一名傷者終身殘廢。這是美國軍隊公開屠殺國民的第一次，其後總統特委調查委員會的報告指出，接受調查的開槍軍人，聲稱「感到生命受威脅」，可是調查指出，開槍事件發生時，最接近學生的軍人在二百二十五呎外，平均距離為三百四十五呎。委員會強烈譴責開槍軍人，「the indiscriminate firing of rifles into a crowd of students and the deaths that followed were unnecessary, unwarranted, and inexcusable」（以來福槍朝着學生亂槍掃射導致有人死亡，是沒有需要、不能成立、不能饒恕）。
尼克遜一手揭櫫致反戰運動更激烈的越戰「越南化」，以及通過空襲柬埔寨使得戰火蔓延中南半島，他其實比岸信介和全斗煥都強悍、比他們有更大企圖心。饒是如此充滿戰鬥性格、饒是想出徵召「沉默大多數」為自己撐腰的一代梟雄，肯特州立大學槍擊事件後他失去了道德高地，最終在全國譴責國賊聲中倉皇辭廟，退隱山林。
日美韓歷史這三次政治嬗變俱有兩項不可或缺的因素﹕一是民間持續不息的社會抗爭，另一是獨夫在政治生命最後一刻幡然大悟。人們可以爭論說，岸信介是把政權交給黨內的池田勇人，這與尼克遜辭職後把權力交給同是共和黨的福特相若，與全斗煥退位讓給軍人出身的盧泰愚差不多，但這三次「禪讓」發生在人民不懈抗爭、槍桿警棍都用過的相對和平權力轉移。三國在兵臨城的凶險氣候勉強保住家國，強人的一念之轉，可說是其中之一原因。
人民因素改朝換代
話得說回來，岸信介全斗煥尼克遜的交出權力，是在人民呼聲不息的長年鬥爭壓力下發生。岸信介和全斗煥沒有寫下一己從當權到辭職的心路歷程，這是亞洲人的內向性格使然，卻令後世無以了解這一過程的內心變化。尼克遜晚年勤於筆耕，寫了不少叫好叫座著作，儘管他從無討論棄官下台之事，但似乎對政治自此有其另一重新的見解，一九八八年的《不戰而勝》（Victory without War），光從書名已能閱讀出這位昔年強悍總統的政治觀變化。至於一九九二年的《只爭朝夕》（Seize the Moment），令人想到的是留下身後名的人生哲學。尼克遜去世，《時代》周刊為他正名稱之為政治家（statesman），從政客變成政治家，一字之改，勾勒出來的是時代已變、潮流已變大氣候底下，軍政強勢已不足道，只有人民才是創造歷史的動力。
文__安裕
編輯/ 馮少榮
10:27 28/9/2014
1960年6月19日，《日美安保條約》生效當晚，三十三萬日本人包圍國會，但仍無法阻止條約實行。一個月後首相岸信介提出內閣總辭。（網上圖片）
【明報專訊】周六早上怔怔看了幾個鐘頭電視新聞，有直播也有兩三個鐘頭前發生的，周五深夜到周六凌晨的個別片段睡前已經看過。關上電視，站在窗前，望着朝陽初現人迹仍稀的街頭，想起方才看過的新聞片，想到一些歷史事件，雖然不是在香港發生，總覺得它們之間有着某種關連。
Max在臉書貼了三年前的日本電影《革命青春》劇照，這是川本三郎自傳《我愛過的那個時代》的電影版。妻夫木聰演得出色，電影調子極為沉鬱，劇情緩慢推進之下的張力卻大到不得了。那是六十年代末日本學運紀錄，按年份推斷應是第二次反對《日美安保條約》運動。循此想起的是六十年代初第一次反安保條約運動，一九六○年六月五日，五百八十萬日本人民反對安保條約反對美國總統艾森豪威爾到訪，首相岸信介強行通過安保條約後下台。
周六凌晨出現中環街頭的防暴警察，頭盔後端有一塊保護墊。這是曾經天天在電視新聞看到的警察裝備：八十年代南韓學運喧天，總統是軍人出身的全斗煥，漢城街頭經常爆發警察學生衝突，南韓防暴警察頭上便是類似頭盔。我的一個當警察的同學多年前說，香港警方引入類似頭盔時，內部就叫這做「韓國帽」。
閃過腦海的還有一張黑白照片﹕一個學生倒臥血泊，旁邊一個女學生無助嚎哭。這是七十年代美國肯特州立大學的國民警衛軍開槍事件，時維美國學生反越戰最高峰時期。
黑白照片與電視直播平行浮現，四十年間時空交織，在槍棍出鞘與標語四起的瞬間，我們再次來到一個時代的面前。
岸信介和全斗煥在當政年代都是強勢政權，岸信介是自由黨和民主黨合併成自民黨、從此一統天下的政治巨閥，在他後面的是美國。全斗煥當兵時是首都防衛司令和特戰部隊司令，後台也是美國。他們都信膺權力，岸信介信膺絕對國會優勢下的自民黨政權，全斗煥信膺絕對軍警武力之下的獨裁政體。表面上兩人南轅北轍，其實在管治國家這一層次，絕對的軍警武力與絕對的政治權力並無二樣，武力就是政治，政治就是武力，表達形式一模一樣——岸信介以警察機動部隊強力鎮壓反安保條約的學生，全斗煥以軍警槍彈殘酷打壓追求民主的學生。
日韓美的權威政治
日本與南韓六十年代到八十年代的政治操作，是今天中共一些人念茲在茲的新權威主義。在國家形態從舊有體制轉變至民主體制的過程當中，由於出現各種各樣的遲緩狀况而未能馬上轉到民主政體，政治強人及組織會建立權威政治體制，通過高度強制性及行政軍事力量，以遂現所謂的「秩序」。岸信介的權威，是自民黨在日本國會參眾兩院的壓倒優勢，由以貫徹其管治意志；全斗煥則是赤赤裸的以武裝力量管治國政。一九六○年日本反安保條約有近六百萬人參加運動，八十年代的南韓天天都有反政府示威。這一進程卻是極其微妙，日本的是單一議題反對安保條約，南韓則是多議題從反對軍人政權到農民自主運動。數量的變化，折射出在權威統治下反對派的活動空間，不會因為擠壓而偃旗息鼓。
必須指出的是，岸信介也好，全斗煥也好，他們的權威統治到後來同樣面臨社會廣泛的質疑和挑戰，最終失去人民信任，國家機制無法轉動，只有下台一途。岸信介的政治任務是力保《日美安保條約》得到國會確認，一九六○年五月二十日是條約通過限期，五月十九日深夜，岸信介恃着自民黨的議會優勢強行通過條約。按照安排，《日美安保條約》將在國會通過之後三十日自動生效，到了六月十九日條約生效當晚，三十三萬人包圍國會，但仍無法阻止條約實行。不過，岸信介自知從此無法管治日本，一個月後提出內閣總辭，退出政壇。
池田勇人的政治寬容
岸信介退下，自民黨總裁兼首相職務落在通商產業省大臣池田勇人身上。這時的日本充滿不忿及憤懣，池田勇人是著名經濟專家，接任首相前夕，他在家中因着日本的未來陷入沉思，久久不發一言。機要秘書伊藤問他，面對如此局勢，你上台後會如何應對，池田勇人回答說，只有靠經濟政策，讓國民收入增一倍。池田勇人是日本近代經濟騰飛的中樞人物，日本在他任內實現經濟第二次起飛，推出的「國民收入倍增計劃」成了日本戰後最膾炙人口的大計，一九六四年的東京奧運更是池田勇人任內的不朽之作。
同樣強勢的全斗煥政權亦無法在強大的社會反對聲音裏硬撐下去。美國默許南韓軍隊在光州恣意鎮壓學生，駐韓美軍甚至作出軍事調動，以「北韓威脅」作為南韓軍警屠殺的掩飾套詞。光州事件之後，南韓人民構建更加廣袤的反政府網絡，不合作運動癱瘓全斗煥政權的部分運作。漢城奧運舉行前一年的一九八七年，國際奧委會警告，南韓局勢如此下去，可能考慮取消奧運會主辦權。全斗煥至此知道大勢已去，強撐只會讓民族罪人惡名緊隨一生。南韓於是漸次出現民主生機，戰後近四十年的軍人統治傳統瓦解，獨裁政體分崩離析。
美兵殺學生失道德高地
所謂民主大國也有類似慘案，暴力程度與光州特戰部隊屠城不相上下。一九七○年五月四日，美國在學運最高潮時發生軍警槍殺大學生事件，俄亥俄州國民警衛軍向肯特州立大學（Kent State University）學生開槍，十三秒內，以自動步槍、點四五口徑手槍以及霰彈槍連開六十七槍，當場打死四人打傷九人，其中一名傷者終身殘廢。這是美國軍隊公開屠殺國民的第一次，其後總統特委調查委員會的報告指出，接受調查的開槍軍人，聲稱「感到生命受威脅」，可是調查指出，開槍事件發生時，最接近學生的軍人在二百二十五呎外，平均距離為三百四十五呎。委員會強烈譴責開槍軍人，「the indiscriminate firing of rifles into a crowd of students and the deaths that followed were unnecessary, unwarranted, and inexcusable」（以來福槍朝着學生亂槍掃射導致有人死亡，是沒有需要、不能成立、不能饒恕）。
尼克遜一手揭櫫致反戰運動更激烈的越戰「越南化」，以及通過空襲柬埔寨使得戰火蔓延中南半島，他其實比岸信介和全斗煥都強悍、比他們有更大企圖心。饒是如此充滿戰鬥性格、饒是想出徵召「沉默大多數」為自己撐腰的一代梟雄，肯特州立大學槍擊事件後他失去了道德高地，最終在全國譴責國賊聲中倉皇辭廟，退隱山林。
日美韓歷史這三次政治嬗變俱有兩項不可或缺的因素﹕一是民間持續不息的社會抗爭，另一是獨夫在政治生命最後一刻幡然大悟。人們可以爭論說，岸信介是把政權交給黨內的池田勇人，這與尼克遜辭職後把權力交給同是共和黨的福特相若，與全斗煥退位讓給軍人出身的盧泰愚差不多，但這三次「禪讓」發生在人民不懈抗爭、槍桿警棍都用過的相對和平權力轉移。三國在兵臨城的凶險氣候勉強保住家國，強人的一念之轉，可說是其中之一原因。
人民因素改朝換代
話得說回來，岸信介全斗煥尼克遜的交出權力，是在人民呼聲不息的長年鬥爭壓力下發生。岸信介和全斗煥沒有寫下一己從當權到辭職的心路歷程，這是亞洲人的內向性格使然，卻令後世無以了解這一過程的內心變化。尼克遜晚年勤於筆耕，寫了不少叫好叫座著作，儘管他從無討論棄官下台之事，但似乎對政治自此有其另一重新的見解，一九八八年的《不戰而勝》（Victory without War），光從書名已能閱讀出這位昔年強悍總統的政治觀變化。至於一九九二年的《只爭朝夕》（Seize the Moment），令人想到的是留下身後名的人生哲學。尼克遜去世，《時代》周刊為他正名稱之為政治家（statesman），從政客變成政治家，一字之改，勾勒出來的是時代已變、潮流已變大氣候底下，軍政強勢已不足道，只有人民才是創造歷史的動力。
文__安裕
編輯/ 馮少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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