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0928-陳雅明：香港大學生的時代責任

陳雅明：香港大學生的時代責任
10:23 28/9/2014


【明報專訊】罷課日，港大校園與平日無異，仍如一淌死水，響應的人少之又少，連一次校內集會也沒有。李怡先生早前寫下〈青年學生奮起給香港帶來希望〉及〈年輕人的夢想總有一天會成真〉，此時想起，身為港大生，實在羞愧。校內聽得最多的倒是，「罷課關我什麼事？」、「罷課有什麼用？有用早就參加了。」。大學生對香港政改冷眼旁觀，對香港沒有想法、抱負、承擔，香港亦沒有未來。這次罷課不止是一次抗議，也要反思大學教育、大學生身分，喚醒年輕人，思考香港民主前路。
有些大學生依然抱着「兩耳不聞窗外事，一心只讀聖賢書」，擔心罷課有礙學習，影響成績，毫無行動， 愧對港大校訓「明德格物」。 儒家經典《大學》有言，「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格物就是讀書，學習事理，但格物只是基礎，最終目標是明明德，即推己及人，彰顯德性，使天下同歸於至善，即天下太平。大學生不是為讀書而讀書，讀書是為了更大的社會抱負。在現代社會，大學教育就是要培育大學生成為會獨立思考的公民，關懷社會。錢穆曾指出，一所大學的精神體現在學生顯露的氣象，但在港大卻全然看不到「明德格物」。大學人文精神失落，亦非新鮮事，但如今橫亙在我們面前的是香港政改的歷史時刻，我們還可以視若無睹，充耳不聞嗎？
沒有大學生可以獨善其身
在重大的歷史轉折點，大學生往往擔當重要的角色。在95年前，五四運動中，無論在行動上和思想層面上擔起重責的都是年輕人。要不是當時的北京學生奮起遊行抗議，引起全國罷課、罷工響應，迫使在凡爾賽的中國代表團拒簽和約，歷史就要改寫了。當時大學生不止在行動上果斷，亦重估中國傳統文化，學習西方文化，為紛亂的中國社會探索改革出路。讀書以外，大學生就是要承擔起社會責任、歷史責任。
人大否決了香港真普選，意味着香港民主化到了歷史轉捩點，是退，是進，是香港大學生迫切思考的重大問題。《中英聯合聲明》與《基本法》只有50年的有效期，香港未來由現在的我們決定。現在失守了，也就殺了未來，根本沒有大學生可以獨善其身。有些大學生想將來得到一定社會地位後，才爭取民主，但那時的香港已不是香港了；有些同學現在已想畢業後移民，但人在異鄉，無論那裏多好，也不是自己的地方。上一代逃難來港，落地生根，就是珍惜香港的自由，在這裏，可以拒絕謊言，可以講真話，做一個有尊嚴的人。在沒有政治自由的今天，個人自由逐漸泯滅，哪個清醒的大學生會認為政改事不關己？政改關係香港未來，自己及自己子孫都牽涉其中，這不才是最實際的事嗎？力挽香港崩潰於狂瀾，保着香港，避免香港淪為中國一個普通城市——這責任已臨到我們這一代年輕人的肩上。
比起認為政改事不關己，更多大學生認為罷課無補於事，寧願花時間讀書，考個好成績。這種短視的、看似理性的無知，毁了集體香港人的長遠利益。這正如哲學家沙特舉的一個例子，一伙農夫在一面山坡上各種了一塊地，他們一個個都先後意識到，砍掉自己地裏的樹木能夠增加可用的耕地，種更多莊稼，於是他們都把自己地裏的樹木砍掉。由於沒了樹木保護，後來一場大暴雨冲走了山坡上的土壤，毁了所有人的田地。若罷課能引起大學生認真思索香港出路，為香港集體長遠利益着想，摒棄短視，這已大有作為。如魯迅所言：「希望本是無所謂有，無所謂無的。這正如地上的路；其實地上本沒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歷史從來充滿意外，有沒有用，不得而知。1990年，9名台灣大學的學生到中正紀念堂前靜坐抗議，後發展成「野百合學運」，促成台灣民主化，在當時又有誰料到。相反，我們一旦認定一場運動失敗，就必定失敗無疑。我們必須把香港扛起來，曙光不在別處，在我們。


作者是香港大學三年級生，主修政治及公共行政學系